托起一个被黄谣伤害的孩子:男孩、女孩、母亲们
吕行菲是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的一名「少年审判」法官，从业多年来，她接手过与青少年相关的许多案件，见过许多孩子受伤后暗淡的眼神，其中让她最难以忘记的，来自一位13岁的小女孩。
女孩名叫徐晶，初中在一所寄宿学校就读，原本性格开朗爱笑，但在2023年4月，同校的男孩刘宇捏造了一则关于她的黄谣，开始散播。徐晶感到羞耻、焦虑，多次自残，甚至尝试了一次自杀。她的母亲是一名环卫工人，离异后原本和女儿过着普通的生活，但谣言摧毁了母女的日常，使她们陷入无助的困境。
即便校方第一时间调查，让刘宇在小范围的班级里向徐晶道歉，但谣言的传播却没有被完全制止。2023年11月，徐晶和母亲最终决定将刘宇及其父母告上法庭，寻求名誉恢复与精神赔偿。
法官吕行菲记得，庭上争辩时，两位母亲给她的印象完全不一样——一位母亲情感充沛，竭力为女儿争取清白；一位母亲却缺乏同理心，认为女孩应该相信「清者自清」，从始至终都在替儿子掩盖。吕行菲感到，这不仅是一次关于名誉权纠纷的法律裁决，还折射出了许多难题：校园黄谣、言语欺凌要如何在第一时间被有效制止？要如何充分保护这些未成年的孩子们?
事后，吕行菲特地去学校办了一次反言语欺凌，反造谣、传谣的普法，想告诉更多的孩子，「作为一名倾听者，对于恶意中伤他人的坏话，要学会质疑，明辨是非，而不是听之任之，不加辩驳就去肆意传播。」
今年夏天，我们和吕行菲在当时案件开庭的少年法庭里见面。她说，涉及校园纠纷的案件，往往呈现出一个特点——拖的时间越久，矛盾就越尖锐和难化解，看似多方都在努力，孩子反而会在纠缠中更加受伤。「我们总感觉晚了一步，就想，如果能往前走一步，提前介入学校单方处理不好的问题，是不是矛盾更容易化解。」她和少年审判团队的同事多次探讨，尝试探索了一些新的制度办法，覆盖到区里的每一所学校，孩子出现任何不良行为，学校都可以提前找法官帮忙，预防可能的违法犯罪。
作为一名女性法官，也是一位孩子的母亲，吕行菲的观察非常细腻，判决之外，还很在意孩子的心理。这些年，她保留着一个审判习惯，是在判决书后再写一封「判后信」，给到孩子直接的鼓励。她在给徐晶的信中写到，「开朗、乐观，那本就是你最初的模样」，没想到陆续收到女孩的两次回信，字迹从歪斜到工整，情绪从悲观到开朗。因为法律的支持，家校后续的关心和疏导，一个受伤的女孩，终于重新获得了感知快乐的能力。
以下，根据吕行菲的讲述和判决书整理——
文｜程静之
编辑｜槐杨
图｜（除特殊标注外）受访者供图
「我感受不到快乐」
第一次见到女孩徐晶，是在2023年的冬天。
她是放学后过来的。当时天已经很黑了，法院其他人都下班了，剩下我和书记员在等她和妈妈。在法院门口，我看到她的第一眼，她穿着一件又厚又重的黑色羽绒服，跟身型完全不相符。她一直低着头，头帘儿油油的，蒙住了眼睛，不跟任何人眼神交流。我当时就感觉，小姑娘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已经不在意外形打理这些事儿了。
这起案件里，徐晶是原告，同校的一名男孩刘宇和他的父母是被告。原告提交的诉状里，只有简简单单几句话，但描述的情况很严重：2023年4月，男孩刘宇开始在学校散播徐晶的黄谣，充斥着污言秽语与性暗示内容。谣言逐渐扩散，很多人都知道了，徐晶甚至不敢去学校上学，因为焦虑和恐惧，她多次自残，还实施过一次自杀，被送去医院才抢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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