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从新能源"学徒"发展为赶走"师傅"
https://t.co/jiHVEhFykp— DW 中文- 德国之声 (@dw_chinese) October 6, 2025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从一个清洁能源技术受惠者成了全球的霸王。但由于其重商主义贸易政策对制造业的偏好，中国很难在这方面成为真正的世界领袖。
2008年，那时奥巴马已得知，自己当上美国总统已经是十有八九的事，于是，他决定从全球主义出发，推动全球气候变化政策的执行。于是，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之前， 由其民主党主导的一个智库专门组织了一个气候模拟峰会。那时，在中国，气候变化是一个在中国几乎没有人关心的问题。受该智库的邀请，我跟国内几个同事，其中有中国社科院的潘家华教授，一起在华盛顿参加了这个模拟峰会。如今，潘教授已是国内气候变化的顶尖专家。可在那时，所有的中国学者都在初学过程中。
北京起初的目的
长话短说，这个模拟峰会最终以中方坚守自己的“原则”而无法获得预期的效果。所谓预期的效果，从当时的西方国家来说，就是所有二氧化碳排放大国（当初美国第一，中国则是第二），都要承担减排的义务。
中国政府当时强调发展权，而在中国官方的眼中， 经济发展跟减排是有着直接的冲突。 于是，中国努力把自己塑造成全球排放历史中的牺牲者，同时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官方坚称，西方发达国家必须把现有的清洁能源的技术无偿地转交给中国，这样，中国才有可能渐渐地把自己归入全球气候行动的轨道。
中方这些在模拟峰会上的思路，最终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得到了具体化。那就是，所谓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得到更详细的规定。而中国则属于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像西方工业国那样硬性的减排责任。
从当学徒到赶走自己的“师傅”
那时，因为西方国家希望中国能通过接受西方的技术和资本从而也改变自己的政治制度，加入民主国家的阵营，所以，在技术转让包括清洁能源的技术转让方面显得特别大方。于是，便出现了CDM (清洁发展机制) ，旨在帮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通过温室气体减排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履行气候承诺。
于是乎，中国利用这个机会，加之有意向联合国谎报数据（即自己对清洁能源的投资数目），从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大批引进了清洁能源的技术。而欧洲是这些技术的主要来源，德国则更是首当其冲。于是，原来是在欧洲发明并扩散的风能和太阳能技术，纷纷转移到中国。法国的第四代核能发电技术，也传授给中国。中国从一张白纸过渡到一个拥有世界先进的清洁能源技术的国家。而且没过几年，具备了量产的能力。在政府补助下，硬是用价格战，把欧洲的清洁能源产商一个个弄成了破产倒闭。到了2015年，中国已经在全球风能和太阳能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而当初的中国自己并不想消化自己的产量，而是追求着威权式的重商主义政策，把产品倾销给西方国家。 最终，西方国家不得不反弹。有一度中国政府眼看着大批太阳能产品无法倾销，于是便开始在国内消化。这倒也推动了中国自己的清洁能源一定程度上的普及。而这时，来自西方、能跟中国竞争的欧洲公司已寥寥无几。
电动车的歪打正着
跟全球气候变化行动相呼应的是中国电动车的发展。2000年在德国汽车高层工作的万钢先生给中国政府提议，要像西方那样发展燃料电池汽车。他的理由是，在燃料电池技术方面，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是在一个起跑线上，于是，中国官方便把万钢请回国内，在他的带动下，开始研发燃料电池汽车。但后来才得知，燃料电池当时对中国也太难。于是，便决定用偷懒的办法，改成了研发纯电动汽车。由于其技术要求不高，于是一开始便有点起色。即便质量远不如期待，但万钢为此也被提升为科技部部长，而且由于他的推动，中国好几年始终没有放弃电动车的研发和推广。后来，北京特意把特斯拉请了进来，一方面抄搬特斯拉的模式，另一方面借用特斯拉为自己的电动车制造产业建立一个供应链。果然，如此一来，中国电动车得到飞跃式的发展。
而如今，所谓的新三大件，即太阳能、电动车电池和电动车本身，便成了习近平提出的“新质生产力”的代表。而中国又巧妙地把这些产品打扮成用对气候变化和减排的有效产品。中国借助自己强大的制造业能力，大批地生产这些产品，并向全球各国倾销。这就是目前中国官方在应对气候变化旗号下的重商主义的贸易。
西方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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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从一个清洁能源技术受惠者成了全球的霸王。但由于其重商主义贸易政策对制造业的偏好，中国很难在这方面成为真正的世界领袖。
2008年，那时奥巴马已得知，自己当上美国总统已经是十有八九的事，于是，他决定从全球主义出发，推动全球气候变化政策的执行。于是，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之前， 由其民主党主导的一个智库专门组织了一个气候模拟峰会。那时，在中国，气候变化是一个在中国几乎没有人关心的问题。受该智库的邀请，我跟国内几个同事，其中有中国社科院的潘家华教授，一起在华盛顿参加了这个模拟峰会。如今，潘教授已是国内气候变化的顶尖专家。可在那时，所有的中国学者都在初学过程中。
北京起初的目的
长话短说，这个模拟峰会最终以中方坚守自己的“原则”而无法获得预期的效果。所谓预期的效果，从当时的西方国家来说，就是所有二氧化碳排放大国（当初美国第一，中国则是第二），都要承担减排的义务。
中国政府当时强调发展权，而在中国官方的眼中， 经济发展跟减排是有着直接的冲突。 于是，中国努力把自己塑造成全球排放历史中的牺牲者，同时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官方坚称，西方发达国家必须把现有的清洁能源的技术无偿地转交给中国，这样，中国才有可能渐渐地把自己归入全球气候行动的轨道。
中方这些在模拟峰会上的思路，最终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得到了具体化。那就是，所谓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得到更详细的规定。而中国则属于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像西方工业国那样硬性的减排责任。
从当学徒到赶走自己的“师傅”
那时，因为西方国家希望中国能通过接受西方的技术和资本从而也改变自己的政治制度，加入民主国家的阵营，所以，在技术转让包括清洁能源的技术转让方面显得特别大方。于是，便出现了CDM (清洁发展机制) ，旨在帮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通过温室气体减排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履行气候承诺。
于是乎，中国利用这个机会，加之有意向联合国谎报数据（即自己对清洁能源的投资数目），从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大批引进了清洁能源的技术。而欧洲是这些技术的主要来源，德国则更是首当其冲。于是，原来是在欧洲发明并扩散的风能和太阳能技术，纷纷转移到中国。法国的第四代核能发电技术，也传授给中国。中国从一张白纸过渡到一个拥有世界先进的清洁能源技术的国家。而且没过几年，具备了量产的能力。在政府补助下，硬是用价格战，把欧洲的清洁能源产商一个个弄成了破产倒闭。到了2015年，中国已经在全球风能和太阳能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而当初的中国自己并不想消化自己的产量，而是追求着威权式的重商主义政策，把产品倾销给西方国家。 最终，西方国家不得不反弹。有一度中国政府眼看着大批太阳能产品无法倾销，于是便开始在国内消化。这倒也推动了中国自己的清洁能源一定程度上的普及。而这时，来自西方、能跟中国竞争的欧洲公司已寥寥无几。
电动车的歪打正着
跟全球气候变化行动相呼应的是中国电动车的发展。2000年在德国汽车高层工作的万钢先生给中国政府提议，要像西方那样发展燃料电池汽车。他的理由是，在燃料电池技术方面，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是在一个起跑线上，于是，中国官方便把万钢请回国内，在他的带动下，开始研发燃料电池汽车。但后来才得知，燃料电池当时对中国也太难。于是，便决定用偷懒的办法，改成了研发纯电动汽车。由于其技术要求不高，于是一开始便有点起色。即便质量远不如期待，但万钢为此也被提升为科技部部长，而且由于他的推动，中国好几年始终没有放弃电动车的研发和推广。后来，北京特意把特斯拉请了进来，一方面抄搬特斯拉的模式，另一方面借用特斯拉为自己的电动车制造产业建立一个供应链。果然，如此一来，中国电动车得到飞跃式的发展。
而如今，所谓的新三大件，即太阳能、电动车电池和电动车本身，便成了习近平提出的“新质生产力”的代表。而中国又巧妙地把这些产品打扮成用对气候变化和减排的有效产品。中国借助自己强大的制造业能力，大批地生产这些产品，并向全球各国倾销。这就是目前中国官方在应对气候变化旗号下的重商主义的贸易。
西方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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