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 普林斯顿中国留学生离世,已是今年第三个离开的
在第二次失去孩子后，李翊云依旧坚持读书、写作，保持睡眠、补充水分、每天锻炼。
“任何能防止焦虑或胡思乱想的事情都对心灵有益。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彻底的接受。孩子的死会重新调整时间和空间。”
“如果我的余生将在深渊中度过，那么深渊就是我的栖息地。一个人不应该浪费精力去对抗自己的栖息地。”
年轻的生命为什么选择离开？
背后原因是不同且复杂的，把它归咎于任何个体，都是片面、不负责任的。
人类学家项飙曾用“蜂鸟”比喻当代东亚社会的一种悬浮状态。蜂鸟，意味着人类永世永生的疲倦和勤劳。每个身处其中的个体，必须以极高的频率振动翅膀，才能勉强悬停在空中。既无法前进，也无法扎根。
哲学家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进一步写道，在功绩社会中，“人类变得过度活跃，以歇斯底里的状态投入工作和生产。……每个人身处自己的劳动营里，其特殊之处在于，一个人同时是囚犯和看守、受害者和施暴者。人类以这种方式进行自我剥削”。
然而，这种自我剥削带来的糟糕结果是绵绵不绝的焦虑、恐惧、不安全感以及幸福感知能力的逐步丧失，甚至很多东亚人会有休息的羞耻感及不配得感。
在一档播客节目里，有这样一则故事：当全家人其乐融融的时候，父亲突然脸色紧绷：不对，我们怎么可以这么开心？
回溯李翊云的成长经历，这是一个典型的让人窒息的东亚家庭。
李翊云的父亲是一名核物理学家，母亲是一名老师，她把自己的母亲形容为，“家庭暴君，她的冷酷无情和她的脆弱一样难以预测。”
“很早之前，虽然还无法将其诉诸于言语，我就知道：母亲才是这个家中唯一的孩子，比起母亲的愤怒，我更害怕母亲的眼泪，巨婴式的母亲，需索无度，她的占有欲和控制欲失控得几近病态，家中每个人因此都不得安宁。”
而父亲的角色长久以来是沉默的，有一回他向女儿坦言，“他在他的婚姻里不曾感到过一日安宁，他后悔他从没想过要在母亲面前保护我和妹妹。”
即使后来逃离了母亲，来到美国，但原生家庭给她的阴影并未就此消散。相反，代际创伤在这个家庭就如同毒素一般传承下来。
当然，大多数东亚家庭并不如同这般极端，但从一个个丧失的生命里，从一起起悲剧中，作为父母，我们在拼命追逐成绩、名校录取时，我们是否还记得孩子上一次开怀大笑是什么时候？
在另外一个帖子里，一个高中生来到北欧读书后，她一边被北欧的松弛一次次惊叹，一边写道，“东亚小孩太让人心疼了。”
“你可以出门hiking几分钟后，在一处幽静且风景优美的湖区游个泳然后再上岸躺在草坪上和朋友们聊天，玩吉他，一起唱歌，织毛衣或者只是躺着，晒太阳，感受风，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不用刻意为之，也不用很用力，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自然发生。乐器、绘画、手工、运动、在我的记忆中，是失去的童年，是用休息天和小伙伴一起玩耍的时光换来的日复一日的补习班，不停的练习.......
你要问我的乐趣？好像记忆中并没有，只剩下弹错音符而被老师呵斥的羞耻感，还有就算在休息天也要7点起床，被妈妈催促不能睡懒觉的疲惫......我们或许自己都没意识到，那个从小就被大人push的小孩，长大后自己也没放过自己。”
而长大后那个没有放过自己的小孩，是李昊然，是劳伦·布莱克，也是一个个活在焦虑中，不幸福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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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任何能防止焦虑或胡思乱想的事情都对心灵有益。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彻底的接受。孩子的死会重新调整时间和空间。”
“如果我的余生将在深渊中度过，那么深渊就是我的栖息地。一个人不应该浪费精力去对抗自己的栖息地。”
年轻的生命为什么选择离开？
背后原因是不同且复杂的，把它归咎于任何个体，都是片面、不负责任的。
人类学家项飙曾用“蜂鸟”比喻当代东亚社会的一种悬浮状态。蜂鸟，意味着人类永世永生的疲倦和勤劳。每个身处其中的个体，必须以极高的频率振动翅膀，才能勉强悬停在空中。既无法前进，也无法扎根。
哲学家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进一步写道，在功绩社会中，“人类变得过度活跃，以歇斯底里的状态投入工作和生产。……每个人身处自己的劳动营里，其特殊之处在于，一个人同时是囚犯和看守、受害者和施暴者。人类以这种方式进行自我剥削”。
然而，这种自我剥削带来的糟糕结果是绵绵不绝的焦虑、恐惧、不安全感以及幸福感知能力的逐步丧失，甚至很多东亚人会有休息的羞耻感及不配得感。
在一档播客节目里，有这样一则故事：当全家人其乐融融的时候，父亲突然脸色紧绷：不对，我们怎么可以这么开心？
回溯李翊云的成长经历，这是一个典型的让人窒息的东亚家庭。
李翊云的父亲是一名核物理学家，母亲是一名老师，她把自己的母亲形容为，“家庭暴君，她的冷酷无情和她的脆弱一样难以预测。”
“很早之前，虽然还无法将其诉诸于言语，我就知道：母亲才是这个家中唯一的孩子，比起母亲的愤怒，我更害怕母亲的眼泪，巨婴式的母亲，需索无度，她的占有欲和控制欲失控得几近病态，家中每个人因此都不得安宁。”
而父亲的角色长久以来是沉默的，有一回他向女儿坦言，“他在他的婚姻里不曾感到过一日安宁，他后悔他从没想过要在母亲面前保护我和妹妹。”
即使后来逃离了母亲，来到美国，但原生家庭给她的阴影并未就此消散。相反，代际创伤在这个家庭就如同毒素一般传承下来。
当然，大多数东亚家庭并不如同这般极端，但从一个个丧失的生命里，从一起起悲剧中，作为父母，我们在拼命追逐成绩、名校录取时，我们是否还记得孩子上一次开怀大笑是什么时候？
在另外一个帖子里，一个高中生来到北欧读书后，她一边被北欧的松弛一次次惊叹，一边写道，“东亚小孩太让人心疼了。”
“你可以出门hiking几分钟后，在一处幽静且风景优美的湖区游个泳然后再上岸躺在草坪上和朋友们聊天，玩吉他，一起唱歌，织毛衣或者只是躺着，晒太阳，感受风，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不用刻意为之，也不用很用力，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自然发生。乐器、绘画、手工、运动、在我的记忆中，是失去的童年，是用休息天和小伙伴一起玩耍的时光换来的日复一日的补习班，不停的练习.......
你要问我的乐趣？好像记忆中并没有，只剩下弹错音符而被老师呵斥的羞耻感，还有就算在休息天也要7点起床，被妈妈催促不能睡懒觉的疲惫......我们或许自己都没意识到，那个从小就被大人push的小孩，长大后自己也没放过自己。”
而长大后那个没有放过自己的小孩，是李昊然，是劳伦·布莱克，也是一个个活在焦虑中，不幸福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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