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傑榮逝世:西方世界中國法律研究先驅的傳奇人生
“他始終願意開放對話，即使面對意見分歧者，也能以其品格與敏銳智慧贏得尊重，並在看似難以跨越的鴻溝間建立持久關系。”
“他明白，最重要的成就往往源自於微小的善意與理解。在當前中美關系處於近代最緊張的時刻，我格外感激他堅守原則與同理心——這正是當今世界所迫切需要的。”
首位在華執業的外國律師
年輕時的孔傑榮希望到中國去，以便更好地學習，於是提筆給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寫信，希望即便美中關系冷凍，也能破例邀請他去北京。但直到尼克松總統的“破冰之旅”後，他才有機會到訪中國。
壹個月訪問期間，他曾與周恩來共進晚餐，後來也常對朋友提起，說周恩來對壹個外國人竟然想要研究中國的法律制度感到困惑。不過，各種邀約和活動令年輕的孔傑榮興奮不已，對中國法律的研究興趣與日俱增。
1979年美中建交後，在哈佛大學任職的孔傑榮被邀請到北京為政府官員授課。彼時中國正值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經濟官員必須與想在中國做生意的外國企業和政府打交道，因此對律法求知若渴。
那段時間裡，孔傑榮在中國擔任著名國際律所“高特兄弟律師事務所”（Coudert Brothers）的顧問。當時中國的律師制度還沒有恢復，所以嚴格來講，中國只有壹個律師執業，而他又是外國人，所以被稱為第壹位在北京執業的美國律師。
孔傑榮住在北京飯店，包括高特兄弟律師事務所在內的許多外國公司也在那裡設立在華代表所，住所也就成了他的辦公室。
當時美中商業談判中幾乎沒有中國律師參與，企業只能指定未經正式法律教育的員工擔任法律顧問。孔傑榮經常要解釋法律條款、解讀國際慣例、補充翻譯錯誤，有時甚至親自修改合同文本。
他還幫助翻譯出版新立法，教授法律課程，還引薦中國官員和學生赴哈佛留學深造，不僅親身見證了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法制發展，也促進了法律體系的完善和學術交流。
1981年，當孔傑榮和妻子壹起回美國時，他感慨“我們感到有幸見證並參與了中國現代史的新壹章，並渴望在不久的將來再次拜訪中國。”
那段經歷果然為他在中國的歷程鋪路，他後來成為寶維斯（Paul Weiss）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在北京和香港設立分所，從此在中國職業贰拾載。
孔傑榮對中國感情深厚，熱愛中國文化。據虞平回憶，紐約大學壹位的同事曾開玩笑說，他錯生為猶太人，原本該是中國人。
虞平說，在他影響下，他全家人都對中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夫人孔殊恩是壹位中國藝術史專家，被稱為改革開放後第壹位給中央美院開講座的西方人。他的小兒子是中國藝術專家和鑒賞家，在紐約開設好幾家畫廊，是許多中國畫家的好朋友。
為中國法律研究拓荒
在孔傑榮研究中國大陸法律問題時，中國還對外封閉，連正式的法律檔都稀缺，他就到香港采訪有大陸法律背景的難民，壹些前法官、檢察官都是他的對象。
通過他們的親身經歷研究中國大陸當時的司法體制，被視為這壹領域的拓荒者。1968年，他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程式（1949-63）》壹書，就是這些方法的成果，影響了壹代西方學者。
在香港期間，孔傑榮與壹眾學者建立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USC），那裡接待了不少大陸學者，也為本地學者了解大陸建立了橋梁，被譽為“中國研究的麥加”。伍年前當該中心面臨“重組”計劃時，孔傑榮還熱切關注著，他當時對BBC說，擔心以後中心的壹些研討會和項目被取消，接觸寶貴藏品的機會也受到限制。
在哈佛大學，孔傑榮創立了東亞法律研究中心（後稱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那裡壹直是美國乃至世界中國法律問題專家誕生的地方。台灣前總統馬英九和前副總統呂秀蓮都是他的學生。
馬英九曾在壹份祝壽文中回憶，他在入學博士之後第壹年就修讀了孔傑榮有關大陸刑事程式與大陸國際法實踐兩門課，“堂堂爆滿”。
他記得對方經常提到中文名為何用“孔傑榮”，不用“柯恩”。原因是以為中國人尊孔，但沒想到開始研究大陸法制不久，“文化大革命”就爆發了，“反孔批孔”成了主流，姓孔反而比較吃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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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他明白，最重要的成就往往源自於微小的善意與理解。在當前中美關系處於近代最緊張的時刻，我格外感激他堅守原則與同理心——這正是當今世界所迫切需要的。”
首位在華執業的外國律師
年輕時的孔傑榮希望到中國去，以便更好地學習，於是提筆給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寫信，希望即便美中關系冷凍，也能破例邀請他去北京。但直到尼克松總統的“破冰之旅”後，他才有機會到訪中國。
壹個月訪問期間，他曾與周恩來共進晚餐，後來也常對朋友提起，說周恩來對壹個外國人竟然想要研究中國的法律制度感到困惑。不過，各種邀約和活動令年輕的孔傑榮興奮不已，對中國法律的研究興趣與日俱增。
1979年美中建交後，在哈佛大學任職的孔傑榮被邀請到北京為政府官員授課。彼時中國正值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經濟官員必須與想在中國做生意的外國企業和政府打交道，因此對律法求知若渴。
那段時間裡，孔傑榮在中國擔任著名國際律所“高特兄弟律師事務所”（Coudert Brothers）的顧問。當時中國的律師制度還沒有恢復，所以嚴格來講，中國只有壹個律師執業，而他又是外國人，所以被稱為第壹位在北京執業的美國律師。
孔傑榮住在北京飯店，包括高特兄弟律師事務所在內的許多外國公司也在那裡設立在華代表所，住所也就成了他的辦公室。
當時美中商業談判中幾乎沒有中國律師參與，企業只能指定未經正式法律教育的員工擔任法律顧問。孔傑榮經常要解釋法律條款、解讀國際慣例、補充翻譯錯誤，有時甚至親自修改合同文本。
他還幫助翻譯出版新立法，教授法律課程，還引薦中國官員和學生赴哈佛留學深造，不僅親身見證了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法制發展，也促進了法律體系的完善和學術交流。
1981年，當孔傑榮和妻子壹起回美國時，他感慨“我們感到有幸見證並參與了中國現代史的新壹章，並渴望在不久的將來再次拜訪中國。”
那段經歷果然為他在中國的歷程鋪路，他後來成為寶維斯（Paul Weiss）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在北京和香港設立分所，從此在中國職業贰拾載。
孔傑榮對中國感情深厚，熱愛中國文化。據虞平回憶，紐約大學壹位的同事曾開玩笑說，他錯生為猶太人，原本該是中國人。
虞平說，在他影響下，他全家人都對中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夫人孔殊恩是壹位中國藝術史專家，被稱為改革開放後第壹位給中央美院開講座的西方人。他的小兒子是中國藝術專家和鑒賞家，在紐約開設好幾家畫廊，是許多中國畫家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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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傑榮研究中國大陸法律問題時，中國還對外封閉，連正式的法律檔都稀缺，他就到香港采訪有大陸法律背景的難民，壹些前法官、檢察官都是他的對象。
通過他們的親身經歷研究中國大陸當時的司法體制，被視為這壹領域的拓荒者。1968年，他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程式（1949-63）》壹書，就是這些方法的成果，影響了壹代西方學者。
在香港期間，孔傑榮與壹眾學者建立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USC），那裡接待了不少大陸學者，也為本地學者了解大陸建立了橋梁，被譽為“中國研究的麥加”。伍年前當該中心面臨“重組”計劃時，孔傑榮還熱切關注著，他當時對BBC說，擔心以後中心的壹些研討會和項目被取消，接觸寶貴藏品的機會也受到限制。
在哈佛大學，孔傑榮創立了東亞法律研究中心（後稱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那裡壹直是美國乃至世界中國法律問題專家誕生的地方。台灣前總統馬英九和前副總統呂秀蓮都是他的學生。
馬英九曾在壹份祝壽文中回憶，他在入學博士之後第壹年就修讀了孔傑榮有關大陸刑事程式與大陸國際法實踐兩門課，“堂堂爆滿”。
他記得對方經常提到中文名為何用“孔傑榮”，不用“柯恩”。原因是以為中國人尊孔，但沒想到開始研究大陸法制不久，“文化大革命”就爆發了，“反孔批孔”成了主流，姓孔反而比較吃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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