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人家,那些高干子女们的日常
董良翮、李勇、张寰、刘源、李平平等人，在下了一番苦功后，也对中央领导人轿车的牌号有了相当的了解。经过那番苦背，张寰至今还能记起当年经常出入中南海的中央领导轿车的牌号。
那一年的“八一”建军节，到部队锻炼的几个孩子是身着军装度过的。张寰记得那天还进行了射击训练，晚饭还是军人大会餐。会餐后，他们接到通知，到警卫团团部去一趟，团政委杨德中要和他们谈话。
“良翮、李勇、张寰、李平平和我聚齐后，排着队走到中央警卫团的团部。”刘源回忆说。“此时，我们已经是上等兵了，而最初到部队时，给我们佩戴的是列兵军衔。我们参加的几项军事技能考核，成绩都不错，平时的锻炼也还可以，也许是为了表示鼓励吧，就给我们每个人都授了上等兵的军衔。”张寰还记得，“当时我们中队的干部告诉我，中队就有权授上等兵的军衔。”
在南海东南角的中央警卫团团部，团政委杨德中询问了孩子们到部队锻炼的感受。因为孩子们锻炼期间的表现确实不错，杨德中一一表扬了他们。临了他问道：“你们还有什么意见？”
几个孩子都没吱声，似乎是没有什么意见，杨德中已经准备说可以离开了。“我有意见。”刘源突然喊了一嗓子。“哦，你有意见？说说看。”听说刘主席的儿子有意见，杨德中的表情顿时严肃了起来。
刘源说：“警卫们别的都挺好，无论是射击、擒拿，还是出操、内勤，都是我们的榜样，但是一回到宿舍，闲聊起天来，尽拿别人的妻子开玩笑，老是你老婆如何如何，他老婆怎样怎样……业余时间总是这类话题，我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好。”
杨德中一听是这么个意见，被逗得哈哈大笑：“哦，原来是这个意见呀。说得对，说得对，这个意见我们接受，应该提醒他们今后注意。”
出了警卫团的团部，孩子们开始意识到穿军装、戴领章的日子没有几天了，不免有点黯然神伤。在回家的路上，刘源对李勇、张寰说：“咱们到王府井去吧。”张寰问，去王府井干吗？刘源说：“咱们找军官敬礼去。按规定，士兵给军官敬礼，军官就得还礼。咱们马上就要脱军装了，再不敬就没机会了。”
张寰回忆说：“当时我们特别想找个将军敬礼，可在街上溜达了半天，也没碰到一个将军。碰见的佩最高军衔的，也就是一两个大校、上校。我印象挺深，遇见的那位大校当时正搀着夫人。刘源第一个过去敬了个礼，那位大校赶快把搀夫人的手放下，给他还了个礼。接着，李勇和我也跟着上前和军官敬礼。我琢磨着那晚走在王府井的军官们可能都会觉得奇怪：这几个小兵干什么呢？”
军营生活结束了，第一批参加锻炼的董良翮、李勇、刘源、李平平、张寰，恋恋不舍地脱下了军装。然而，他们的尝试却勾起了中南海里更多的男孩子投入军营生活的欲望。谭小光回忆说：“刘源他们第一批当兵站岗，我们都看见了，觉得他们特神气。第二年听说还组织，我们就都要求参加。”
1965年、1966年的假期，要求到警卫部队当兵的孩子越来越多，甚至中南海以外的孩子，像当时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的孩子等，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当兵次数最多的，是刘源，三年里一次也没落下。至今依然让他自豪不已的是，经过多次严格训练和考核，他的军事技能颇有长进，还荣获了“特等射手”的称号。
1966年国庆节阅兵时，他甚至成为国旗护卫队中的一员，迈着标准的正步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然而，也就是在刘源几次当兵锻炼期间，他的家从西楼甲楼搬到了原来林伯渠家居住的福禄居院落，一直住到“文化大革命”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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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那一年的“八一”建军节，到部队锻炼的几个孩子是身着军装度过的。张寰记得那天还进行了射击训练，晚饭还是军人大会餐。会餐后，他们接到通知，到警卫团团部去一趟，团政委杨德中要和他们谈话。
“良翮、李勇、张寰、李平平和我聚齐后，排着队走到中央警卫团的团部。”刘源回忆说。“此时，我们已经是上等兵了，而最初到部队时，给我们佩戴的是列兵军衔。我们参加的几项军事技能考核，成绩都不错，平时的锻炼也还可以，也许是为了表示鼓励吧，就给我们每个人都授了上等兵的军衔。”张寰还记得，“当时我们中队的干部告诉我，中队就有权授上等兵的军衔。”
在南海东南角的中央警卫团团部，团政委杨德中询问了孩子们到部队锻炼的感受。因为孩子们锻炼期间的表现确实不错，杨德中一一表扬了他们。临了他问道：“你们还有什么意见？”
几个孩子都没吱声，似乎是没有什么意见，杨德中已经准备说可以离开了。“我有意见。”刘源突然喊了一嗓子。“哦，你有意见？说说看。”听说刘主席的儿子有意见，杨德中的表情顿时严肃了起来。
刘源说：“警卫们别的都挺好，无论是射击、擒拿，还是出操、内勤，都是我们的榜样，但是一回到宿舍，闲聊起天来，尽拿别人的妻子开玩笑，老是你老婆如何如何，他老婆怎样怎样……业余时间总是这类话题，我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好。”
杨德中一听是这么个意见，被逗得哈哈大笑：“哦，原来是这个意见呀。说得对，说得对，这个意见我们接受，应该提醒他们今后注意。”
出了警卫团的团部，孩子们开始意识到穿军装、戴领章的日子没有几天了，不免有点黯然神伤。在回家的路上，刘源对李勇、张寰说：“咱们到王府井去吧。”张寰问，去王府井干吗？刘源说：“咱们找军官敬礼去。按规定，士兵给军官敬礼，军官就得还礼。咱们马上就要脱军装了，再不敬就没机会了。”
张寰回忆说：“当时我们特别想找个将军敬礼，可在街上溜达了半天，也没碰到一个将军。碰见的佩最高军衔的，也就是一两个大校、上校。我印象挺深，遇见的那位大校当时正搀着夫人。刘源第一个过去敬了个礼，那位大校赶快把搀夫人的手放下，给他还了个礼。接着，李勇和我也跟着上前和军官敬礼。我琢磨着那晚走在王府井的军官们可能都会觉得奇怪：这几个小兵干什么呢？”
军营生活结束了，第一批参加锻炼的董良翮、李勇、刘源、李平平、张寰，恋恋不舍地脱下了军装。然而，他们的尝试却勾起了中南海里更多的男孩子投入军营生活的欲望。谭小光回忆说：“刘源他们第一批当兵站岗，我们都看见了，觉得他们特神气。第二年听说还组织，我们就都要求参加。”
1965年、1966年的假期，要求到警卫部队当兵的孩子越来越多，甚至中南海以外的孩子，像当时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的孩子等，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当兵次数最多的，是刘源，三年里一次也没落下。至今依然让他自豪不已的是，经过多次严格训练和考核，他的军事技能颇有长进，还荣获了“特等射手”的称号。
1966年国庆节阅兵时，他甚至成为国旗护卫队中的一员，迈着标准的正步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然而，也就是在刘源几次当兵锻炼期间，他的家从西楼甲楼搬到了原来林伯渠家居住的福禄居院落，一直住到“文化大革命”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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