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最喜歡的"大局觀",究竟是怎麼來的
當然，你可以說管仲“胸懷天下”、“有大局觀”，出了這個主意，得了齊桓公賞識之後，他就不用經商了，壹步跨入統治階層，誰還去管那個？
可是馬有失蹄、人有失手，君恩有隆厚的時候，就也有衰減的時候，管仲的法家後輩商鞅，吭哧吭哧給秦國定了那麼壹套嚴刑峻法，最後不就落到壹個逃亡投宿都沒人敢收留，作法自斃、伍馬分屍的下場麼？
指望君王的恩庇與特權生活，哪有自己安安心心勞動、做生意，財產能神聖不可侵犯，花自己掙來的錢安心妥當？
所以我讀先秦時代這些法家謀士故事，總覺得他們有壹種大愚若智、外加精神分裂的神經病氣質。
這種矛盾的觀感，就像你觀察今天網上某些人，平素義憤填膺的叫喊，收復那啥啥、打誰誰，我捐壹年的工資！甚至我捐壹條命。還深謀遠慮的給你擺事實講道理，大河滿了小河才能滿，撕碎西方對咱的包圍網，我們才能實現全民富裕，到時候“騎在洋人頭上拉屎”，對咱們所有中國人都有利啊！
勇是挺勇，慷慨是挺慷慨，深謀遠慮是挺深謀遠慮。可是現實中，換另壹個場景，看到那些弱勢群體受到欺辱，看到社會不公現象，你讓他們挺身而出，甚至哪怕就是微信轉個朋友圈，幫著呼吁壹下？他們卻又立刻化身犬儒主義者，哎呀，個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把自己小確幸的日子過好就行了。他人受難關我鳥事？食品安全眼不見為淨。
這種人，你說他們是勇敢還是畏葸，是慷慨還是吝嗇，是智慧還是愚蠢呢？
在我看來，這些人倒真不愧都是管仲和商鞅的子孫，在大愚若智、精神分裂的道路上閉目狂奔著。只不過龍種產下了跳蚤，管仲、商鞅的法子甭管怎麼作法自斃，是真的對君主有利的。這些人的論說，則除了聽上去慷慨激昂，於己於國都無壹好處了。
當然，他們仍喜歡說自己有“大局觀”，連平時看個電視劇都喜歡的幻想自己是帝王，或者至少是國師——哎呀，這幫刁民不管不行啊，什麼康熙雍正乾隆，還是太仁慈！人殺少了。
是的，你會發現罹患這種“大局觀”病的人，在中國真的挺多的，於今未得痊愈。
那我們不妨就從管仲的故事出發，分析壹下，我們的國人究竟是從何時開始，怎樣罹患這種“大局觀”病的呢？
前文說了，管仲這個人的出身，在整個中國古代歷史上都非常特別——他是壹個商人。齊國內亂，公子糾與公子小白（齊桓公）爭儲，管仲和鮑叔牙分別輔佐壹個主公，並約定好了只要壹方事成，就舉薦另壹方也成為上卿。
從這個故事裡面我們能獲得兩個重要信息：
第壹，中國商人早在那個時代就懂得“分散投資”“風險對沖”這件事了，管鮑兩個人本質上其實是合伙人，他們的政治投機行為用這種約定達到了穩賺不賠，公子糾和小白相比之下反而成了為他們的利益拼上性命的傻帽。
第贰，從管仲和鮑叔牙的身上，我們似乎看到了壹種中國商人特有的強烈的“從政欲”。
商人從政這個事情，在全世界范圍內都並不鮮見，比如中世紀的歐洲，神聖羅馬帝國的許多商貿城市的商人會趁著帝國或者諸侯出現財政危機的時候，主動向君主提供資金，用於“贖買”自己城市的自治權，贖權之後這些商人則會通過競選成為城市的市長或者議員。漢堡、法蘭克福、不萊梅等許多“自由城市”，最早就是建立的。與該手法大同小異的商人贖權在同時代歐洲的其他國家也屢見不鮮。
議會、大學、股票交易所……等等這壹切，都是在這波商人從統治者手中贖買城市的自由權之後才逐步成為可能的。
[加西網正招聘多名全職sales 待遇優]
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可是馬有失蹄、人有失手，君恩有隆厚的時候，就也有衰減的時候，管仲的法家後輩商鞅，吭哧吭哧給秦國定了那麼壹套嚴刑峻法，最後不就落到壹個逃亡投宿都沒人敢收留，作法自斃、伍馬分屍的下場麼？
指望君王的恩庇與特權生活，哪有自己安安心心勞動、做生意，財產能神聖不可侵犯，花自己掙來的錢安心妥當？
所以我讀先秦時代這些法家謀士故事，總覺得他們有壹種大愚若智、外加精神分裂的神經病氣質。
這種矛盾的觀感，就像你觀察今天網上某些人，平素義憤填膺的叫喊，收復那啥啥、打誰誰，我捐壹年的工資！甚至我捐壹條命。還深謀遠慮的給你擺事實講道理，大河滿了小河才能滿，撕碎西方對咱的包圍網，我們才能實現全民富裕，到時候“騎在洋人頭上拉屎”，對咱們所有中國人都有利啊！
勇是挺勇，慷慨是挺慷慨，深謀遠慮是挺深謀遠慮。可是現實中，換另壹個場景，看到那些弱勢群體受到欺辱，看到社會不公現象，你讓他們挺身而出，甚至哪怕就是微信轉個朋友圈，幫著呼吁壹下？他們卻又立刻化身犬儒主義者，哎呀，個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把自己小確幸的日子過好就行了。他人受難關我鳥事？食品安全眼不見為淨。
這種人，你說他們是勇敢還是畏葸，是慷慨還是吝嗇，是智慧還是愚蠢呢？
在我看來，這些人倒真不愧都是管仲和商鞅的子孫，在大愚若智、精神分裂的道路上閉目狂奔著。只不過龍種產下了跳蚤，管仲、商鞅的法子甭管怎麼作法自斃，是真的對君主有利的。這些人的論說，則除了聽上去慷慨激昂，於己於國都無壹好處了。
當然，他們仍喜歡說自己有“大局觀”，連平時看個電視劇都喜歡的幻想自己是帝王，或者至少是國師——哎呀，這幫刁民不管不行啊，什麼康熙雍正乾隆，還是太仁慈！人殺少了。
是的，你會發現罹患這種“大局觀”病的人，在中國真的挺多的，於今未得痊愈。
那我們不妨就從管仲的故事出發，分析壹下，我們的國人究竟是從何時開始，怎樣罹患這種“大局觀”病的呢？
前文說了，管仲這個人的出身，在整個中國古代歷史上都非常特別——他是壹個商人。齊國內亂，公子糾與公子小白（齊桓公）爭儲，管仲和鮑叔牙分別輔佐壹個主公，並約定好了只要壹方事成，就舉薦另壹方也成為上卿。
從這個故事裡面我們能獲得兩個重要信息：
第壹，中國商人早在那個時代就懂得“分散投資”“風險對沖”這件事了，管鮑兩個人本質上其實是合伙人，他們的政治投機行為用這種約定達到了穩賺不賠，公子糾和小白相比之下反而成了為他們的利益拼上性命的傻帽。
第贰，從管仲和鮑叔牙的身上，我們似乎看到了壹種中國商人特有的強烈的“從政欲”。
商人從政這個事情，在全世界范圍內都並不鮮見，比如中世紀的歐洲，神聖羅馬帝國的許多商貿城市的商人會趁著帝國或者諸侯出現財政危機的時候，主動向君主提供資金，用於“贖買”自己城市的自治權，贖權之後這些商人則會通過競選成為城市的市長或者議員。漢堡、法蘭克福、不萊梅等許多“自由城市”，最早就是建立的。與該手法大同小異的商人贖權在同時代歐洲的其他國家也屢見不鮮。
議會、大學、股票交易所……等等這壹切，都是在這波商人從統治者手中贖買城市的自由權之後才逐步成為可能的。
[加西網正招聘多名全職sales 待遇優]
| 分享: |
| 注： | 在此頁閱讀全文 |
| 延伸閱讀 |
 經不足促政:贰拾年兩岸大局觀 (圖) |
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