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真的"錯過"了工業革命?或不是因驕傲無知 而是…
所以開礦牟利這種主意，在“大明白”嘉慶開來，就是飲鴆止渴，哪怕掙錢也不能搞！
更有意思的是，嘉慶在這段上諭的前面，其實還提了幾句他爺爺“世宗皇帝”（雍正）的舊例，這就提示我們關注了壹個事實：
清朝除了有備受詬病的“閉關鎖國”的海禁傳統以限制商業外，還有另外壹個同樣悠久的礦禁傳統以限制工業。這壹套“雙管齊下”的“祖宗之法”，已經提前把中國良性而絲滑的走向工業化的通路堵了個瓷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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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民間開礦這個傳統，最早可能起源與明代萬歷年間，是為了方便皇帝“專利”而設置的，到了防止“聚眾滋事”如防賊的清代，則更加嚴厲。清初的時候，康熙皇帝曾經“開放搞活”，松弛過壹段時間的礦禁，但康熙在自述目的時，說的很有意思：“（開礦者）皆系無室可居，無田可耕，乏產貧民，每日所得錙銖，以為養生之計，若將此等乏產貧民盡行禁止，則伊等何以為生。”
也就是說，與英國工業革命是完成農業積累後的有產精英進行投資剛好相反，在仁慈的康熙的理解當中，他馳礦禁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給走投無路、窮的過不下去的“乏產貧民”壹條生路。是壹種為了維持穩定而搞的權宜之計。
這種理解就必然導致了壹個結果：當工礦業的發展規模達到壹定程度，脫離“糊口經濟”之後，朝廷壹定會進行限制打壓，因為你們肚子已經填飽了，再發展就屬於“非分”了。
果然，到了雍正時代，礦禁復嚴。勤勞的雍正明確指出：“非人力種植可得，焉保其生生不息？今日有利，聚之甚易，他日絕利，則散之甚難”。因而，對廣東、湖南、廣西等省地方督撫疏請開礦的奏請，他“均不准行，或嚴旨切責”。
所以從這種反復當中，我們可以看到清朝對作為工業革命萌芽的礦業的態度——可以搞壹點，但只以糊口為准，絕對不能搞大了，搞大了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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