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有代人吃盡了時代紅利,而另壹代人被犧牲嗎?
許多年之後，面對經濟蕭條，“團塊次代”將會回想起，父母帶他去見識摩天大樓的那個遙遠的下午。
他們仰頭看見玻璃幕牆反射的天空，那時，誰都以為未來只會越來越好。
如今，日本面臨嚴重的老齡化和少子化；年輕人學歷貶值、就業困難、延遲退休，甚至無法退休也是不得不接受的現實。
日本社會學家山田昌弘寫過壹本書，名字直白得近乎殘酷——《社會為什麼對年輕人冷酷無情？》。這本書在日本引起廣泛共鳴，但我也有壹個懷疑：年輕人真的有那麼慘嗎？真的有壹代人吃盡了時代紅利，而另壹代人被時代犧牲嗎？
本文將追溯日本70年代、90年代與當下叁代年輕人的處境，梳理制度、經濟與社會文化如何在代際之間傳遞與影響，試圖從中窺見答案。
文｜zeze
編輯｜oi
團塊世代：70年代的年輕人，和欣欣向榮的未來
如果時間回到上世紀柒拾年代，走進日本的大學校園，聽到的會是贊美都市生活和愛情的City Pop，看到的會是對未來充滿暢想的《哆啦A夢》。那時的大學生活，比起學習，更多是社團、蹦迪、戀愛……對他們來說，大學就是用來享受的。
山下達郎 – Spacy 專輯封面；松原美紀-Light Mellow 專輯封面。City Pop是日本上世紀柒拾年代的主流曲風，以都市和愛情為主題
這代人被稱為“團塊世代”，他們出生在1947年至1949年的嬰兒潮，等到他們成年，日本正迎來工業化、城市化的快速擴張，社會對勞動力有著極高需求。所以他們能夠輕而易舉地進入那些新興企業。而整個社會，也為他們准備好了完善的托底機制，涵蓋就業、家庭和社會保障。
就業方面，兩大制度保障了他們的未來。
首先是“終身雇傭制”。壹旦進入企業成為正式雇員，若沒有極特殊的理由，企業不能解聘，是實實在在的“鐵飯碗”。
另壹個制度是“年工序列制”。它根據員工的年齡和工齡來決定工資水平和晉升路徑，是壹套“長幼有序“的體制。
兩大制度搭配，加上崗位培訓、住宿補貼等福利措施，輕松就業的同時，晉升前景也穩定可靠。
在這個時代，幾乎只要你想，就能成為正式社員。
在就業保障制度下，壹個男性的薪資足以支撐整個家庭的開支，家庭結構拾分穩定——也即日本政府所倡導的“模范家庭”。在當時流行的漫畫中，無論是《櫻桃小丸子》還是《哆啦A夢》，家庭圖景幾乎如出壹轍：丈夫是企業裡的正式雇員，承擔全部經濟來源；妻子則作為全職主婦，負責相夫教子、操持家務。家庭作為社會最小治理單位，在團塊世代顯得尤為穩定可靠，因而戀愛、結婚、男主外女主內的生活方式也提供給這壹代人安全感。
《哆啦A夢》，父親為正式雇員，母親為全職主婦的“模范家庭”
《櫻桃小丸子》，父親為正式雇員，母親為全職主婦的“模范家庭”
年輕人事業有成家庭美滿，經濟騰飛帶來社會壹片欣欣向榮。於是，福利體系的關注點轉向了社會唯壹的弱勢群體——老年人。
“團塊世代”的父母大多從事農業等低效率勞動，如何讓他們不依賴子女就能安享晚年，成為全社會的共同願景。為此，政府出台了壹系列護理、保險等尊老政策，其中最核心的是年金制度——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養老金。
年金制度采用當前勞動人口繳費來供養退休人口的“現收現付制”。為老年人提供了穩定的現金流，成為“人人都能安享晚年”的社會承諾，年金制度壹度成為日本最為驕傲的政策之壹。
日本經濟迅速騰飛，人們把自己輕易得到的成就完全歸結於努力，狂熱、奢靡的氛圍迅速蔓延。1986年1月，日經股市從13000點起步，到1989年，日經已經上升到接近39000點的水平。全民炒股，錢大量的流入股市和樓市， “賣掉東京就可以買下整個美國”的口號似乎並不是幻想。
但是，所有命運贈送的禮物，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價格。他們以透支未來為代價，高漲的投機活動讓經濟泡沫越來越大，直到“平成大蕭條”的到來。
團塊次代：90年代的年輕人，幻想破滅
時間來到九拾年代。起初，日本民眾並未真正感受到泡沫破裂的沖擊，許多人相信經濟只是暫時受挫，復蘇只是時間問題。直到第壹個信號出現——房價下跌。
在信貸持續收縮之下，1993年的六大主要城市住宅地價較1990年下降了30%，城市平均地價拾贰年蒸發了3/4，資產泡沫迅速崩解，房地產行業隨之崩盤。
90年代起，日本房價經歷了長達拾年以上的下行。1955-2021年日本城市住宅土地地價指數（2010年=100）資料來源：Wind，聯合資信整理
90年代起，日本城市平均地價持續下滑。1955－2021年日本城市地價指數（2010年=100） 資料來源：Wind，聯合資信整理
同時，社會開始頻繁出現惡性事件。最為嚴重的是1995年春天，在東京地鐵叁條最繁華的幹線同時發生了有計劃的沙林毒氣泄漏，被稱為“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這場罕見的恐怖襲擊徹底擊碎了民眾對社會秩序的信任。
而此時，即將大學畢業的“團塊次代”，也就是“團塊世代”的子女後代，他們懷揣夢想，准備大展身手，步入社會卻發現“畢業，即是失業”。
人們才漸漸有了“時代變了”的實感，才漸漸接受了壹場將會長達30年的經濟萎靡——“就業冰河期”就此開始。
壹、就業環境的變化
曾經撐起“黃金時代”的兩大用工制度，反而開始阻礙年輕人的就業。
因為社會經濟低迷、人員過剩，企業不願意再實行“終身雇傭制”，同時極大地縮減應屆生招聘名額，大學生就業率驟降至64%。即便年輕人千辛萬苦擠進了企業，“年工序列制”下的論資排輩則成了他們的職場天花板。它不看績效，也不看能力，“熬資歷”成為唯壹的晉升路徑。
於是，職場中出現了壹類人：
他們早早來到公司，看看報紙，在工位悠哉壹兩個小時後就離開了。因為他們會像妖精壹樣時而出現時而消失，所以他們被年輕人戲稱為——妖精大叔。他們拿著2000萬日元的年薪，卻不怎麼會用電腦，用兩根食指在鍵盤上敲敲打打。他們憑借“年工序列制”在公司熬到了中層，又靠“終身雇傭制”坐享其成。
但對於年輕人來說，這兩套制度讓他們徹底無望。
年輕人對企業失去信任，但依舊渴望穩定，很快便迎來了“考公潮”。從1991年開始，肆年間，考公人數從18萬突增到33萬。
90年代起，日本公務員報名人數持續攀升。圖源：日本人事院，轉引自《關於國家公務員人事管理等方面的現狀（國家公務員の人事管理等に系る現狀について）》（平成25年4月1日），國家公務員制度改革推進本部事務局
但很顯然，政府的規模也無法吸納這麼龐大的應屆生隊伍，因此擴大社會就業崗位成了政府政策的重點。然而，面對沉重的就業壓力，政府嘗試了多種政策，但其實際效果卻軟弱無力。
贰、對策的失效
1.提倡零工經濟
由於年輕人難以獲得正式雇傭機會，不得不以兼職或勞務派遣等非正式雇傭的形式參與工作。
日本政府順勢而為，索性大力倡導“零工經濟”。
這套政策看似拓寬了就業渠道，但真的如此嗎？
事實上，自1947年日本《職業安定法》明確禁止職業中介，到1986年才正式開放，“勞務派遣”這個概念在日本人的觀念裡壹直是違法的。因此，非正式雇傭長期受到就業歧視。以2020年為例，正式雇傭勞動者收入的中位數大概是32.42萬日元每月，而非正式雇傭每月只有21.48萬日元，相差1/3，其中女性更低，每月僅有19.33萬日元。在這種收入水平下，他們必須極力節省開支，才能勉強有所盈余。
更糟糕的是，這場“降本增效”的零工改革逐漸演變成了企業的用工習慣。企業不再願意投入真金白銀培訓正式員工，而是選擇更為便宜的零工。
2013年，24歲以下的職場年輕人中，男性非正式雇傭率為45.7%，女性為52.3%，比率還在不斷上升。相同工作的情況下福利待遇普遍不及正式雇員的50%。他們沒有上升通道，沒有技能提升，更沒有社會保障。（數據來源：日本總務省統計局《2013年勞動力調查（詳細統計表）》）
“零工經濟”的推廣，表面上是拓寬就業渠道，實質卻是方便了企業削減人力成本、國家減輕財政負擔，最終成為就業市場的結構性危機——國家角度，短期上看，失業率數據漂亮了，財政壓力減輕了。長期上看，社會保障繳費不足、年輕人消費低迷 ，反而拖累經濟。個人角度，正式雇傭待遇好，但難進，非正式雇傭低薪、無保障，然而占比逐年上升，企業形成依賴零工的用工慣性。於是，越來越多年輕人被卡在低薪、無晉升通道的循環裡，社會階層固化。
2.大學擴招
即便是推行了零工經濟，社會上依舊有大量適齡年輕人沒有工作。因此，日本政府決定讓高等教育吸納冗余的就業人口，也就是大學擴招。
政府放寬了設校審批程序，20年時間，日本大學數量從伍百多所激增近八百所。本科入學率也從1991年不到30%上升到如今接近60%。
大學數量不斷增加。圖源：內閣府《人材投資.文教參考資料》（平成29年4月25日）
本科入學率不斷增加。圖源：e-stat,日本文部科學省,德邦研究所，轉引自中文報告《教育行業專題：日本高等教育行業研究》
不僅如此，1991年日本大學審議會還提出“研究生倍增計劃”。擴招實施不到叁年，碩士人數就從6萬暴增至11萬。繼“考公潮”之後，又迎來壹場聲勢浩大的“考研熱”。
90年代，日本研究生數量不斷增加。圖源：日本文部科學省，轉引自佐藤郁哉《研究生院大眾化與社會學教育》
然而，學歷的快速膨脹帶來的是教育回報率的急劇下滑，教育投入的收益越來越低。
1990年，個人教育回報率和社會回報率迅速下降，均跌破了7%，OECD的數據顯示，1999年，日本大學教育回報率有所回升，男性為7.9，女性僅為7.2，但仍遠低於同時期的發達國家，美國14.9；英國18.5；法國14.3。（數據來源：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No.333）
教育已然變成了壹種高風險的投機行為，投入大量的時間、金錢和努力，最終可能收效甚微。
研究生擴招政策出台後，每年拿到博士文憑的就有1.6萬人，但每年各個大學教師崗位的進人指標最多也不過4000人，結果大多數人只能先當臨時講師，收入低且不穩定，甚至有50%以上的概率，壹輩子都無法轉正。
3.提倡鄉村振興
城市容不下年輕人了，那鄉村呢？
在日本“就業冰河期”的陰影下，城市已不再是年輕人理想生活的保障地。高房租、低就業率、強壓力，令不少人不得不重新評估留在都市的代價。
1999年，日本修改出台《食物、農業、農村基本法》，提出“鄉村振興戰略”，鼓勵城市失業青年返鄉就業。2014年，又推出“地方創生”戰略，試圖緩解大城市人口過度集中和地方衰退的問題。
然而，這套機制在執行中逐漸顯露出“出口導向式治理”的問題：
很多“地方創生”項目更像是政府在為都市問題“找出口”，而非真正為地方培育新生機。
此外，多數逃離大城市、遷往鄉村的年輕人，並未獲得長期穩定的職業通道。他們從城市退場，卻沒有進入壹個有增長前景的新系統。除了極少數自願從事農業、手工藝、社區組織的“自洽型青年”，大多數人依舊身處不穩定、低收入的灰色地帶。這條路徑對年輕人來說更多是壹種“被迫退出”，與其說是“振興”，不如說是就業壓力下的無奈遷徙。
而無論是鼓勵零工經濟、大學擴招還是鄉村振興，都未曾觸及年輕人就業保障的根本問題。
更嚴重的是，日本政府還選擇性地忽視了壹個影響更為深遠、讓年輕人失去動力的關鍵因素——年金制度。
叁、代際分配失衡的年金制度
70年代，“團塊世代”作為強勢群體的年輕人是社會的中堅力量，因此日本制定了非常完善的養老制度，照顧被視為弱勢的老年人。
殊不知，20年後兩代人之間的經濟實力已然發生逆轉——年輕人成為了弱勢群體，而“團塊世代”在步入老年後依舊享受高收入、高資產的地位，“退休金比年輕人工資還高”的例子屢見不鮮。
結果就是——當年強勢的年輕人，如今在老年依然強勢；現在的年輕人，不僅處於經濟弱勢，還要承擔沉重的贍養負擔。居民收入正以年金的形式，從在職人員加速流向退休老人，這壹趨勢直接體現在年輕人與老年人的供養比上。
1950年，壹個65歲以上的老年人由10個工作人口繳費供養，到2025年下降至不到兩個年輕人。
如果退休年齡沒有延遲至65歲，預計2040年，這個比率將降到略大於1的水平，幾乎壹個勞動人口就要供養壹個老人。(數據來源於OECD：Old-age dependency ratio)
肆、下流社會
勞動力市場供需關系惡化，形成了社會的結構性困境。日本社會學家叁浦展提出了“下流社會”的概念，即社會缺乏經濟資源，也失去了向上流動的希望和動力，階層在迅速滑落。
僅憑自己的收入無法自立的年輕人，不得不開始啃老，他們大多和父母同住，成為“全職兒女”。隨著時間推移，年輕群體開始出現明顯的社會分化：
壹部分人，他們父母非富即貴，從出生起就擁有優渥的物質和人脈條件，未來大概率也會沿著父母相同的軌跡繼續生活，實現相對穩定的階層延續；另壹部分無法依靠父母的年輕人，則迅速滑落社會底層，成為窮忙族、飛特族，陷入低薪、無保障的循環中。
2000年開始陸續曝光出許多隱瞞父母死訊，冒領養老金的事件。背後的故事都是父母用年金撐起全家支出，父母死後，子女便冒領年金以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開支。
同壹時期，“網吧難民”的報道擠占了各大媒體。這些人大多是非正式雇傭勞動者，因為沒有穩定收入、缺乏房屋租賃資格，或根本無力承擔房租，只能長期寄居在臨時、擁擠的網吧，勉強度日。
日本年輕人之間的社會差距因為父母的經濟實力而迅速擴大。
而這種階層分化的加劇，也直接導致日本在兩次嬰兒潮之後，並未迎來第叁次嬰兒潮，反而陷入了極為嚴重的少子化困境。大量年輕人因收入低、工作不穩定、缺乏社會保障，或主動或被動地延遲，甚至放棄婚姻。
2010年的國勢調查顯示，男性30-34歲的未婚率為47.3%，25-29歲為驚人的71.8%，女性25–29歲的未婚率也高達60.3%，並且這壹趨勢仍在持續走高。
對年輕人而言，維持基本生活已經艱難，更遑論承擔養育子女的成本與壓力，這種“不婚—不育”的路徑逐漸固化，使得總和生育率持續走低。
按國際標准，總和生育率至少要達到2.1，才能達到世代更替，但到2023年，日本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2。
“團塊次代”所遭遇的，是與父輩完全不同的時代困境。而當他們逐漸步入老年，社會依舊沒有饒過他們。
伍、團塊次代老了之後
如今，他們肆伍拾歲，因為壹直在做兼職或非正式工作，體力、知識無法跟上勞動市場要求，被逐漸淘汰。等待他們的，將是無可回避的——老年貧困。
首先，他們的年金水平將大大縮水。老年人口越來越多，而繳費的勞動人口卻逐年萎縮，據經合組織評估，日本的養老金替代率會明顯下降；而且對醫療、護理的需求將急劇上升，屆時日本護理行業的人力短缺問題會更加嚴重。
其中，特別值得關注的是經歷過“就業冰河期”的女性。她們從事非正式工作的規模更大，收入更低，同時壽命更長。因此，未婚及離異的單身老年女性的貧困率持續上升。
據稻垣誠教授預測，2040年將達到40%，2050年時預計這壹群體將達到583萬人，占老年女性的近叁成。到2060年，半數以上將符合最低生活保障的申領條件，這意味著日本低保體系可能會面臨破產風險。
“團塊次代”的老齡化是壹枚威脅日本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定時炸彈。家庭社會學教授山田昌弘預測：“未來大批無法養活自己的老年人會壓垮就業人口，甚至可能出現老年貧民窟。”
六、失落的壹代
團塊世代，作為團塊世代的子女後代，是未經歷過經濟高速增長的壹代。90年代，他們大學畢業後恰好趕上了泡沫經濟的破滅，然後成為時代的犧牲品。
也正是在這壹時期，日本誕生了許多影響深遠的作品和作者，有描繪政府失控、末世景象的《阿基拉》、押井守的《攻殼機動隊》、還有今敏、是枝裕和、岩井俊贰……他們用批判和反思撐起了日本藝術的極大繁榮。
代表著經濟繁榮下小資情調的City Pop，在經濟破滅之後，基本銷聲匿跡；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強烈批判色彩的搖滾樂復興。
他們不信任社會和政府，對未來不抱希望，更沒有消費的能力和欲望，日本經濟進入惡性的通縮螺旋，進入了“低欲望社會”，長達叁拾年。
大友克洋《阿基拉》，呈現世界崩壞和失控
今 敏《紅辣椒》，職員排成壹排從天台躍下
但最近幾年，日本迎來了期待已久的，叁拾年來的第壹次扭轉通縮的趨勢。股市壹路走好，房地產行業也走出低谷，房價和銷售連續攀升。
2022年至今，日本CPI年增長率為正，消費者物價指數呈上升趨勢 圖源：財經M平方
寬松世代：當下的年輕人
壹、從“求職難”到“辭職熱”
時間回到當下，日本的就業市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甚至出現了大學生挑選面試官的報道。
文部科學省與厚生勞動省於2025年1月24日發布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12月1日，應屆大學生的內定率為84.3％。隨後在2025年7月發布的統計中，這屆畢業生的就業率高達98%。許多大企業不惜代為償還學貸、提供住房補貼、入職獎金等優厚條件，以吸引大學生入職。
企業如此奉承，但仍有35%的畢業生在就職叁年內會離開原有公司。20年前擠破頭的公務員崗位也同樣如此，2020年，工作不滿10年的年輕職員的離職人數較7年前增加了40%以上。為此，日本甚至還出現了壹個火熱的行業——辭職代辦，該服務讓代理人與公司辭職，省去冗雜的交涉過程。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對自己的職業有了新的認知，他們不想在壹個工作上做壹輩子，不想過壹眼望到頭的生活。
贰、微小幸福與大時代的反轉
這種觀念轉折的背後，教育是不可忽視的壹環。2002年日本開始推行了“寬松教育”，旨在放寬應試教育，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和知識運用能力，1987年之後出生的日本人接受的就是這壹教育模式，他們也被稱為“寬松世代”。
相比父輩，他們更加追求生活的意義感，也更加在乎自身的價值和感受。例如，不少年輕人主動參與志願者旅行項目：有人去菲律賓孤兒院陪伴孩子，有人潛入珊瑚礁清理垃圾。他們從這些公益行動中，獲得了在日常工作裡無法得到的價值感。
同時，越來越多年輕人主動選擇離開大城市，去到鄉村，追求壹種未被消費主義侵蝕的，像電影《小森林》中田園牧歌的生活。據日本總務省調查，20至30歲的年輕人中，有42%表示希望到農村或漁村居住。
電影 森淳壹《小森林 夏秋篇》中遠離都市的喧囂和浮躁的生活
而這種追求微小確定的幸福背後，是對宏大敘事、時代發展進程的不信任。對於他們來說，都市的線性競爭不再是唯壹選項。
當然，年輕人能在就業市場上“獲得主動權”，並不僅僅因為價值觀的變化。背後推動市場供需關系轉變的根本原因，是日本極其嚴重的少子化。日本人口結構呈頂部膨脹的“棺材型”，上壹代人不生，導致勞動力嚴重短缺，反而年輕壹代在就業市場上占據了優勢。
2025年日本人口結構預測圖圖源：https://population-pyramid.net/zh-tw
叁、家庭結構的演變與代際矛盾的加劇
然而，穩定的工作和可觀的收入，並沒有換來生育意願。在“麻煩”與“負擔”的標簽下，戀愛黯然失色，有叁分之壹的年輕人，不只是沒有戀人，連異性朋友都沒有。
“草食系男子”就是其中的縮影，他們看到異性就會臉紅，在中學時期就意識到自己是不受歡迎的那壹類，所以很早就放棄了主動結交異性的想法。同時，日本的牛郎會所、女仆餐廳等產業提供了情感關系的替代出口，社會評論家牛窪惠對600位年輕人的樣本調查和訪談中，“贰次元不會背叛”的口號頻繁出現。
換句話說，在現實世界中難以實現的情感欲望，被轉移到了虛擬世界或消費型關系中。
這種趨勢在婚姻與家庭觀念上也得到了印證。山田昌弘於2021年指出，現今30多歲以下的年輕人終身不婚的概率高達25%，這意味著在年輕群體中，每肆人就有壹人終生不婚。
不僅如此，家庭模式也日益多樣，無論是朋友、同性伴侶，還是寵物都可以成為真摯的家人，寵物繼承財產的案例也常有發生，甚至還出現了例如“周末婚”“現代走婚 ”“裡山婚”等各種“合作式婚姻”。
雖然年輕人的選擇變得更多元，但政府政策卻並不希望如此。
相對於“棺材型”的人口結構，日本的福利政策卻呈現“啞鈴結構”。壹頭是老年人，用於養老保障，另壹頭是嬰幼兒，用於鼓勵年輕人結婚生育。而承擔兩頭壓力的是中間的“杠”——單身的年輕人，他們壹方面無法享受結婚生育相關的高額補貼，另壹方面也不能享有家庭的低報稅比率。單身群體在財政再分配中被邊緣化，承擔了沉重的“隱性單身稅”。
在這樣的政策環境下，年輕人不僅在經濟上承受壓力，在心理層面上也越來越對國家和未來失去信心。
2024年2月日本財團發布的六個國家的“18歲意識調查”顯示：僅有15.3%的日本年輕人認為“日本未來會變好”，這壹比例遠遠低於中國、印度等國家的同齡人。
僅有15.3%的日本年輕人認為“日本未來會變好”。圖源：日本財團18歲意識調查“第62次：對國家和社會的意識調查（6國調查）”報告書
諷刺的是，在壹個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強調敬老的社會裡，日本卻發展出濃厚的“厭老”氛圍。
從經濟角度來講，壹個殘酷的事實是：老年人太過於長壽，對社會來說往往被視為負資產。 “老年人”這壹社會角色，不僅產出低，還會消耗大量的社會資源。所以老年人為了維持尊嚴，即使到了退休年齡也會繼續在崗位上工作。日本形成了目前獨有的“無退休社會”。
結果是，不僅年輕人承受巨大的經濟與心理壓力，老年人也無法安度晚年。社會的代際矛盾形成了負和博弈的雙輸局面。
結語
所以，真的有壹代人吃盡了時代紅利，而另壹代人被時代犧牲嗎？
日本的回答是肯定的。
東京大學教授本田由紀對“就業冰河期”回憶道：“當時的主流觀點認為，找不到穩定工作是年輕人自己的問題。為此，青年勞動力市場的根本性改革被壹拖再拖。”
直到2019年，日本政府才專門制定了《就業冰河期世代支援計劃》。壹個透支未來的政策，需要叁代人才能消解；而遲到了整整叁拾年的支援，早已錯過了亡羊補牢的最佳時機。
所以，究竟什麼樣的社會是大家所期待的？
它壹定不是壹個對年輕人抱有惡意的社會。
許多年之後，面對經濟蕭條，“團塊次代”將會回想起，父母帶他去見識摩天大樓的那個遙遠的下午。
那是他們此後壹生都再未觸及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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