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新闻] 《纽约客》丨人工智能要来接管文化了
餐厅喝咖啡时,关问我:“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什么?可以说,不是互联网,也不是农业,而是‘系统性、制度性信任’——正是这种信任,让我们得以构建社会。而这种‘构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集体故事——上帝、政府——这些故事让我们把彼此视为同一个家庭、同一个社群的成员。现在的技术,就像让我们在玩‘叠叠乐’(Jenga):我们从底层——从‘集体认知’和‘对共享世界的信念’这个基础——抽走积木,用来搭建更高的部分。如果继续这样做,整个塔都会倒塌,我们将退回到‘只信任部落中150人’的状态。”
在《瞬息全宇宙》中,杨紫琼(Michelle Yeoh)饰演的第一代美国移民埃弗林(Evelyn)发现,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庞大的“多元宇宙”中——在这个宇宙里,现实和“自我”的所有可能形态都存在。来自另一个宇宙的丈夫告诉她,他们的女儿乔伊(Joy)在另一个宇宙中,因意识到“单一现实的无意义”而陷入疯狂。这个“另一个乔伊”信奉虚无主义,决心摧毁整个多元宇宙。埃弗林也曾一度陷入疯狂,但随后她有了存在主义顿悟,说服“邪恶乔伊”:唯一的出路,是选择拥抱“你在这个特定宇宙中所拥有的特定的人”。
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时,把它当作一个移民故事(我母亲和杨紫琼一样,在马来西亚长大,她总被“如果当初”的想法困扰:如果当初留在马来西亚会怎样?搬去伦敦呢?定居西海岸而非东海岸呢?)。后来,随着剧情推进,我看到了它对“算法化社会”的批判——在这个社会里,我们被大量“和自己很像,却比自己更优秀”的人的形象包围。现在,我觉得它预见了一个“人工智能充当个人‘山鲁亚德’(Scheherazade,《一千零一夜》中的讲故事者)”的世界:它会无休止地讲述关于我们自己和他人的、可随意修改的故事,把我们拉入一个个“平行现实”,远离我们本可共享的“真实世界”。
关说:“看看我们面临的所有危机——气候变化、两极分化、共识性真相的崩塌、收入不平等,等等。如果让我选一个重点解决,我会选‘协调、沟通、信任’问题。因为不解决这个问题,其他问题都无从谈起。而解决它,需要我们先‘修复’我们的故事。”
关认为,达到一定“照片级真实感”的人工智能工具需要受到监管。他说:“这种技术可能会毁掉一个人的生活。”他主张,在“虚假图像能被可靠识别”之前,应限制人工智能在影视行业的使用。我跟他提起了“AI或消亡”团队的创作热情。他说:“听到这样的故事,我内心很矛盾。我是说,这很美好——我们本就该让每个有话想说的人都有机会表达。我理解这种想法,换个人生,我可能也会这么做。”他面露痛苦,“你知道吗,我曾经就是那样的孩子。上
大学前,Vimeo视频平台刚出现;我毕业时,YouTube才刚开始流行。但现在就使用人工智能,在这些公司承担起责任之前就支持它们,我们其实是在默许它们摧毁“共识性真相”,让我们基本无法分辨什么是真实的。”
至少,人工智能已是我们所有人都在关注的“大故事”。我们见面的餐厅在纽约大学附近,外面阳光下,学生们正漫步而过。关于人工智能的现实问题我们并不陌生——教育会怎样?工作会怎样?——答案终将随时间揭晓。但人工智能的故事不只是“现实层面”的,它还关乎道德与精神。这就像“约翰·亨利与蒸汽钻”的故事,甚至像“普罗米修斯与宙斯”的故事——普罗米修斯因盗火而遭受残酷惩罚。这个故事已经迫使我们思考:我们珍视什么?什么才能真正让我们“在意”?我慢慢走向第六大道,路过街南侧一家文具店。店里的人在浏览笔记本,仿佛在重拾“模拟时代”的质感。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决定这个“人工智能故事”该有怎样的结局。
文化评论家马克·格雷夫(Mark Greif)曾写道:“在20世纪中叶,美国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无论来自哪个派别,甚至彼此对立的群体,都一致意识到一种危险的存在。”那是“人类危机的时代”——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在担忧“技术加速、社会疏离、精神异化”的叠加影响。格雷夫指出:“新的时代条件似乎注定要打破长期以来的人文传统。”人们出版的书籍标题多为《人的本质与命运》这类,他们担心“人性正在被改变”。
我们现在也身处这样的危机中吗?最近,电子音乐人安尼玛(Anyma)在拉斯维加斯“球体”(Sphere)体育馆举办了多场售罄演唱会。他通过技术营造出“巨型机器人逼近、俯视观众,随后冲破场馆墙壁”的视觉幻象,震撼全场。现场传来一个声音:“感知力(Sentience)……意识(Consciousness)。”但这场演出本质上仍是传统的音乐会——由人类音乐人表演,数千人亲临现场观看。即便文化在变化,它通常也是“加法式”的,而非“零和式”的。它会随着时间自我留存,仿佛分泌出属于自己的“琥珀”。如今,爱莉安娜·格兰德(Ariana Grande)主演基于《绿野仙踪》改编的高科技电影,TikTok和《堡垒之夜》(Fortnite)掀起舞蹈热潮;但人们仍在阅读简·奥斯汀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电影仍常以“三部曲”形式呈现——这呼应了19世纪的“三层小说”(triple-decker novel),当时这种形式的出现,部分是为了方便订阅制图书馆出借长篇书籍。在我儿子喜欢的电子游戏厅里,青少年们玩着《乓》(Pong)、《吃豆人》(Pac-Man)和《太空侵略者》(Space Invaders)——这些游戏在墙面大小的屏幕上,以拳头大小的像素呈现。而人工智能,在很多方面其实是“保守力量”:它的训练依赖过去的数据,在某种程度上也受限于这些数据,它让旧想法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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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在西村一家在《瞬息全宇宙》中,杨紫琼(Michelle Yeoh)饰演的第一代美国移民埃弗林(Evelyn)发现,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庞大的“多元宇宙”中——在这个宇宙里,现实和“自我”的所有可能形态都存在。来自另一个宇宙的丈夫告诉她,他们的女儿乔伊(Joy)在另一个宇宙中,因意识到“单一现实的无意义”而陷入疯狂。这个“另一个乔伊”信奉虚无主义,决心摧毁整个多元宇宙。埃弗林也曾一度陷入疯狂,但随后她有了存在主义顿悟,说服“邪恶乔伊”:唯一的出路,是选择拥抱“你在这个特定宇宙中所拥有的特定的人”。
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时,把它当作一个移民故事(我母亲和杨紫琼一样,在马来西亚长大,她总被“如果当初”的想法困扰:如果当初留在马来西亚会怎样?搬去伦敦呢?定居西海岸而非东海岸呢?)。后来,随着剧情推进,我看到了它对“算法化社会”的批判——在这个社会里,我们被大量“和自己很像,却比自己更优秀”的人的形象包围。现在,我觉得它预见了一个“人工智能充当个人‘山鲁亚德’(Scheherazade,《一千零一夜》中的讲故事者)”的世界:它会无休止地讲述关于我们自己和他人的、可随意修改的故事,把我们拉入一个个“平行现实”,远离我们本可共享的“真实世界”。
关说:“看看我们面临的所有危机——气候变化、两极分化、共识性真相的崩塌、收入不平等,等等。如果让我选一个重点解决,我会选‘协调、沟通、信任’问题。因为不解决这个问题,其他问题都无从谈起。而解决它,需要我们先‘修复’我们的故事。”
关认为,达到一定“照片级真实感”的人工智能工具需要受到监管。他说:“这种技术可能会毁掉一个人的生活。”他主张,在“虚假图像能被可靠识别”之前,应限制人工智能在影视行业的使用。我跟他提起了“AI或消亡”团队的创作热情。他说:“听到这样的故事,我内心很矛盾。我是说,这很美好——我们本就该让每个有话想说的人都有机会表达。我理解这种想法,换个人生,我可能也会这么做。”他面露痛苦,“你知道吗,我曾经就是那样的孩子。上
大学前,Vimeo视频平台刚出现;我毕业时,YouTube才刚开始流行。但现在就使用人工智能,在这些公司承担起责任之前就支持它们,我们其实是在默许它们摧毁“共识性真相”,让我们基本无法分辨什么是真实的。”
至少,人工智能已是我们所有人都在关注的“大故事”。我们见面的餐厅在纽约大学附近,外面阳光下,学生们正漫步而过。关于人工智能的现实问题我们并不陌生——教育会怎样?工作会怎样?——答案终将随时间揭晓。但人工智能的故事不只是“现实层面”的,它还关乎道德与精神。这就像“约翰·亨利与蒸汽钻”的故事,甚至像“普罗米修斯与宙斯”的故事——普罗米修斯因盗火而遭受残酷惩罚。这个故事已经迫使我们思考:我们珍视什么?什么才能真正让我们“在意”?我慢慢走向第六大道,路过街南侧一家文具店。店里的人在浏览笔记本,仿佛在重拾“模拟时代”的质感。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决定这个“人工智能故事”该有怎样的结局。
文化评论家马克·格雷夫(Mark Greif)曾写道:“在20世纪中叶,美国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无论来自哪个派别,甚至彼此对立的群体,都一致意识到一种危险的存在。”那是“人类危机的时代”——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在担忧“技术加速、社会疏离、精神异化”的叠加影响。格雷夫指出:“新的时代条件似乎注定要打破长期以来的人文传统。”人们出版的书籍标题多为《人的本质与命运》这类,他们担心“人性正在被改变”。
我们现在也身处这样的危机中吗?最近,电子音乐人安尼玛(Anyma)在拉斯维加斯“球体”(Sphere)体育馆举办了多场售罄演唱会。他通过技术营造出“巨型机器人逼近、俯视观众,随后冲破场馆墙壁”的视觉幻象,震撼全场。现场传来一个声音:“感知力(Sentience)……意识(Consciousness)。”但这场演出本质上仍是传统的音乐会——由人类音乐人表演,数千人亲临现场观看。即便文化在变化,它通常也是“加法式”的,而非“零和式”的。它会随着时间自我留存,仿佛分泌出属于自己的“琥珀”。如今,爱莉安娜·格兰德(Ariana Grande)主演基于《绿野仙踪》改编的高科技电影,TikTok和《堡垒之夜》(Fortnite)掀起舞蹈热潮;但人们仍在阅读简·奥斯汀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电影仍常以“三部曲”形式呈现——这呼应了19世纪的“三层小说”(triple-decker novel),当时这种形式的出现,部分是为了方便订阅制图书馆出借长篇书籍。在我儿子喜欢的电子游戏厅里,青少年们玩着《乓》(Pong)、《吃豆人》(Pac-Man)和《太空侵略者》(Space Invaders)——这些游戏在墙面大小的屏幕上,以拳头大小的像素呈现。而人工智能,在很多方面其实是“保守力量”:它的训练依赖过去的数据,在某种程度上也受限于这些数据,它让旧想法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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