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5毕业的年轻人,在西部县城考公上岸
到2007年高局长毕业时，高校毕业生达447.79万人，而当年国考仅招录12724人。起初，他也想在老家考公，但考虑到竞争压力和未来晋升空间，便把希望寄托在了西部。
2025年3月，甘肃定西，参加公务员考试的考生等待进入考场。
“我是山东人，你也知道，不少人有从政想法。”他在2007年7月报考了一个偏远乡镇的公务员岗，笔试、面试顺次通过。总成绩达标后，他去了那个偏远乡镇。
刚入职时，高局长还被叫做“小高”。
“那会儿条件才是真的苦，”高局长说，“很多地方没网络，连手机信号都没。我进村后，刚开始是学骑马，后来是骑段摩托车，再步行。”最初的日子像一场漫长的高原反应，氧气骤减让他的指甲盖常泛着青紫色。单位宿舍在海拔3500米以上，夜里总听得见同事们压抑的咳嗽声，有人床头常年放着速效救心丸。
第一次值夜班，风沙把窗户纸吹破了，小高整夜都在扫被吹进屋的沙尘。冬天夜里低至零下17度，宿舍没厕所，上厕所得跑到院子里，冷到连裤子都难脱下来。夜里不到万不得已，他绝不出去。
“那时候经常下村，村与村离得远，还能碰见野狼。”高局长拧开保温杯，他有时反倒怀念当时的无所畏惧。孤独感在节假日变得格外尖锐。刚到西部的第一个春节，他接到父亲的电话，没说几句，两人都哭了。挂了电话，他莫名地跑出去，朝着家的方向磕了头。
在乡镇干了几年，小高表现不错，被调到县里。又过了几年，他又被调入省会城市的市直单位，成了高科长。从副科级、正科级，升到副处级。2024年，他调到现在的地级市，成了正处级，“在老家，即便当年考上公务员，现在能做到正科级，已经很不错了。”
但他同样付出了代价。起初，他没打算在西部成家，眼看调动无望，就在省会安了家。去年调到地级市后，两人开始了异地生活。早几年还好，当了父亲后，他越来越觉得顾不上家——孩子还小，他和妻子都要上班，找保姆不放心，岳父母身体又不好。他只好让山东的父母过来帮忙看孩子。可老人受不了高原气候，隔三差五就得去医院。
当了局长后，他其实一直想找机会调回山东老家，却发现“比登天还难”，“跨省调动需要两边组织部签字，我是被西部政策培养起来的干部，哪能说走就走？”更何况，他早已习惯了这里的干燥和缺氧，习惯了冬天出门裹得像粽子，习惯了同事们带着口音的普通话。
这些年，他眼看着年轻人一拨拨涌来，学历越来越高，学校越来越好，“有的人一看就想好好干，有的人一看就后悔了。以前基层留不住人，有人考上三个月就想办法调走。现在卡得严，五年服务期内连辞职都要审批，更别说调动了。”他有个山西籍的同事，妻子在老家，两个孩子出生时他都没在身边，孩子的成长也基本缺席。
新录用公务员任职定级规定 中组发〔2019〕10号
他说这个下属不是没想过辞职，“但回去又能怎样？现在很多岗位要求35岁以下，他今年已经34了，辞职可惜，不辞职又天天为家里的事闹情绪。”
也有人试图打破这种困境。高局长说，有的人5年服务期满，干脆先辞职，再以社会考生身份重考，相当于把五年青春打了水漂。可很多人回到内地，始终没考上。
因此，对于想通过边远地区“上岸”的年轻人，高局长一针见血地发问，“还是要想清楚，年轻人来这里到底为了什么？是把这里当跳板，还是当归宿？”
但他还是鼓励他们来。“年轻人得转变就业观念，主动去艰苦地区工作，扎根基层大有可为，可以让人生之路走得更坚实。”他喝了一口浓浓的普洱茶，继续说，“比如，‘三支一扶’计划2006年启动到现在，累计招募了近6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27万余名投身西部建设，服务期满后八成以上选择继续留在基层。当然，边远地区欢迎的是那种有情怀的年轻人，仅仅为了‘上岸’，到任何地区的岗位，都做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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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2025年3月，甘肃定西，参加公务员考试的考生等待进入考场。
“我是山东人，你也知道，不少人有从政想法。”他在2007年7月报考了一个偏远乡镇的公务员岗，笔试、面试顺次通过。总成绩达标后，他去了那个偏远乡镇。
刚入职时，高局长还被叫做“小高”。
“那会儿条件才是真的苦，”高局长说，“很多地方没网络，连手机信号都没。我进村后，刚开始是学骑马，后来是骑段摩托车，再步行。”最初的日子像一场漫长的高原反应，氧气骤减让他的指甲盖常泛着青紫色。单位宿舍在海拔3500米以上，夜里总听得见同事们压抑的咳嗽声，有人床头常年放着速效救心丸。
第一次值夜班，风沙把窗户纸吹破了，小高整夜都在扫被吹进屋的沙尘。冬天夜里低至零下17度，宿舍没厕所，上厕所得跑到院子里，冷到连裤子都难脱下来。夜里不到万不得已，他绝不出去。
“那时候经常下村，村与村离得远，还能碰见野狼。”高局长拧开保温杯，他有时反倒怀念当时的无所畏惧。孤独感在节假日变得格外尖锐。刚到西部的第一个春节，他接到父亲的电话，没说几句，两人都哭了。挂了电话，他莫名地跑出去，朝着家的方向磕了头。
在乡镇干了几年，小高表现不错，被调到县里。又过了几年，他又被调入省会城市的市直单位，成了高科长。从副科级、正科级，升到副处级。2024年，他调到现在的地级市，成了正处级，“在老家，即便当年考上公务员，现在能做到正科级，已经很不错了。”
但他同样付出了代价。起初，他没打算在西部成家，眼看调动无望，就在省会安了家。去年调到地级市后，两人开始了异地生活。早几年还好，当了父亲后，他越来越觉得顾不上家——孩子还小，他和妻子都要上班，找保姆不放心，岳父母身体又不好。他只好让山东的父母过来帮忙看孩子。可老人受不了高原气候，隔三差五就得去医院。
当了局长后，他其实一直想找机会调回山东老家，却发现“比登天还难”，“跨省调动需要两边组织部签字，我是被西部政策培养起来的干部，哪能说走就走？”更何况，他早已习惯了这里的干燥和缺氧，习惯了冬天出门裹得像粽子，习惯了同事们带着口音的普通话。
这些年，他眼看着年轻人一拨拨涌来，学历越来越高，学校越来越好，“有的人一看就想好好干，有的人一看就后悔了。以前基层留不住人，有人考上三个月就想办法调走。现在卡得严，五年服务期内连辞职都要审批，更别说调动了。”他有个山西籍的同事，妻子在老家，两个孩子出生时他都没在身边，孩子的成长也基本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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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这个下属不是没想过辞职，“但回去又能怎样？现在很多岗位要求35岁以下，他今年已经34了，辞职可惜，不辞职又天天为家里的事闹情绪。”
也有人试图打破这种困境。高局长说，有的人5年服务期满，干脆先辞职，再以社会考生身份重考，相当于把五年青春打了水漂。可很多人回到内地，始终没考上。
因此，对于想通过边远地区“上岸”的年轻人，高局长一针见血地发问，“还是要想清楚，年轻人来这里到底为了什么？是把这里当跳板，还是当归宿？”
但他还是鼓励他们来。“年轻人得转变就业观念，主动去艰苦地区工作，扎根基层大有可为，可以让人生之路走得更坚实。”他喝了一口浓浓的普洱茶，继续说，“比如，‘三支一扶’计划2006年启动到现在，累计招募了近6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27万余名投身西部建设，服务期满后八成以上选择继续留在基层。当然，边远地区欢迎的是那种有情怀的年轻人，仅仅为了‘上岸’，到任何地区的岗位，都做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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