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5毕业的年轻人,在西部县城考公上岸
边境乡镇的工作有特殊性,林源说自己平时“什么都干”。今年是他在高原工作的第4年,他已经完全熟悉了这里。乡里的村子几乎种不了农作物,多以牧业为主。他差不多能熟记每家养了多少只羊。
郭少军对自己的选择也总体满意。这个西部县城的待遇甚至比家乡好太多——刚去的头一年,他每月工资6000元,公积金2000元,且还会逐年上涨。单是公积金,就比老家一些工作的月薪还高。因为是应届生,当地还为他退还了大学学费。而他每天的花销,不过是那套50平米公租房每年不足2000元的租金,以及低廉的物业费、垃圾费等。
“在老家当老师,每月工资才三四千。”郭少军翻出手机里存的招聘截图给我看,某县2024年教师岗报名统计中,一个小学美术教师岗后跟着104个名字。而他报考的这个教师岗,总共才几个人报名。
他常想起毕业第一年的同学聚会上,班长说,“咱们美术系,考上编的就两人”。郭少军就是其中之一——那成了他的高光时刻。
他更在意的是职称评定,“这里的政策是工作满几年直接评中级,不用发表论文。”郭少军说,像他这种二本毕业生,即便在老家考上教师编,评中级也得熬十年。
王琦则总说自己穷。每月5号发工资,到账短信弹出时,他总盯着那个4000多元的数字。但日常花销不多——不用交房租,吃饭在食堂,除了零星花销,他每月能存下3000多元。在小镇当公务员,王琦格外忙。办公室的工作涉及经济、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民政,他都要沾手。后来给领导写材料,接触的领域更广了,连孤独的空档都没有。
回到老家,他也同样能收获同学们的羡慕,“我们那一届几百人,据我所知,最后考上公务员的,算上我也不到5个。”
但天平的另一端,代价同样沉重。
对王琦来说,最熬人的是顾不上家里。有次母亲打视频电话,轻描淡写说自己摔了一跤,在医院缝了几针。看着母亲纱布上渗出的血印在屏幕上,他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他也被同事介绍过对象——县中学的语文老师,本地人。两人约在奶茶店,女生问,“打算在这里长待吗?”王琦说,“不知道,我爸妈在湖北。”女生搅着奶茶里的珍珠,没再说话。后来同事转达,“人家姑娘怕你早晚要走,耽误不起,算了吧。”此后,王琦再没相过亲。
“在这里结婚显然不可能,找老家的,人家也受不了。”——对林源来说,结婚也是他和家人最头疼的事。有次视频电话中,母亲突然哭了,“你姨家女儿在县医院当医生,上周订婚了。你在那么远的地方,谁能照顾你?”林源把镜头转向窗外,远处的山在阳光下发亮:“你看这风景,多好看。”母亲说:“好看能当饭吃?”

先行者
这股逆向的潮汐并非始于近年。18年前,高局长就已经在偏远地区“上岸”了。
高局长今年40岁,在西部某地级市任局长,正处级。这个级别不算高,但以他的年纪能走到这一步,晋升已然算快,“我当年也是以应届生身份来的西部,整18年了。”他抬头望向窗外的院子,浑浊的雨水拍打着院里的碎石。办公桌上的玻璃保温杯里,熟普洱的沉渣积在杯底,茶汤浓得像生抽。
高局长是山东人,2007年毕业于山东省一所高校。2000年起,我国已全面停止高校毕业生“包分配”,大学生需自主就业。从报名人数看,“国考热”始于2003年:2002年国考报名6万余人,2003年猛增至12万余人,此后报名人数持续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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