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5毕业的年轻人,在西部县城考公上岸
在1000多公里外“上岸”的确容易得多。2024年2月下旬，王琦报了现在的乡镇岗位。3月中旬笔试结束，顺顺当当进了面试；总成绩出来后体检，接着是考察。6月公示结束，办了录用审批；7月，他接到了具体报到通知。
报到那天，王琦坐了近18个小时的K字头火车，到了乡镇所属市的火车站，再打车去单位。8月正式入职时，乡党委书记和乡长说，“咱们这儿刚脱贫没几年，缺人才啊。”他不记得自己答了什么，只记得环境和口音里那份全然的陌生，像被抛进了另一套语法系统。
宿舍在乡政府后院，一间十平米的小屋。床是前任留下的，铺着几层褪色的褥子，王琦后来听说，每有一个人离开，床上就会多一层褥子。小镇的冬天又干又冷，风从窗缝钻进来，夜里能听见院墙外的狗吠，一声接一声。
林源的旅途则更漫长。从老家到报到地，足有5000公里。他转了两趟飞机，又包车才到乡镇。这个边境乡镇距县城近200公里，寒冷干燥，冬季漫长，常刮大风，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越靠近目的地，林源的高反越明显，“头痛、乏力，每个手指都像胀了一圈。”
一位在西部“上岸”的大学生，去单位时拍下的沿途场景
高海拔把疼痛自动调成了固定程序，像是老式闹钟，到点就准时“敲锣”。 每天早上六点半，林源都会被头痛疼醒，他摸索着拿起床头的布洛芬，就着前一晚晾好的水吞下。在高原乡镇，最难的是做饭。食堂的饭总像没熟，他从网上买了高压锅，可米饭还是带着股夹生味。有次想煮面条，水咕嘟咕嘟冒泡，面条下进去煮了很久，芯还是硬的。
林源报考的乡镇机关公务员有5年服务期，其间不能调入或报考上级机关。这意味着，他至少要在高原待满5年。日子久了，他慢慢适应了高原，脸颊甚至染上了高原红。
在另一座西部县城，郭少军面对着同样的命题。2023年，这位江西美术系的毕业生在家乡省份参加教师招聘考试，几百人争夺3个市区编制，虽然最后笔试第二，但面试成绩下来后，综合成绩没入围。落败后，他考取了4000多公里外一个西部县城的初中教师编。
他总会在凌晨，对着手机里妹妹发来的江西老家油菜花海的照片发愣，窗外正刮着沙尘暴，沙粒簌簌打在双层玻璃上。他也常问学生一个问题，“大学毕业后愿意回老家工作吗？”大多数学生给出的答案是，“上学就是为了走出去。”
泡不开的茶，煮不熟的饭，和家乡风景对比鲜明的漫天风沙——这是“上岸”后，现实递给年轻人们的第一份见面礼。它粗粝、直接，不带任何滤镜。
稳定与代价
林源的父母和祖辈都在县城体制内。对他而言，“上岸”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近乎信仰的传承。在公务员家庭长大，他很清楚这份工作所代表的稳定和社会地位。在稳定性愈发稀缺的当下，他不顾一切地想要拥抱体制。但在他的老家，“上岸”并不容易。
在培训班上课时，他刷到有人去边远地区考公上岸的视频。他觉得这办法不错，至少能躲开大城市内卷。家人也支持他的想法，爷爷说，“年轻人就该吃苦”。
2021年5月，他注意到西部某地的招考公告。为了减轻“上岸”压力，他选了一个县的乡镇级公务员岗位。那个县他从未听说过，他报考的那个乡，仅几千口人。“当时这个乡招3人，两个面向2021年高校应届毕业生，1个仅限服务基层项目人员。”林源对“艰苦”没有任何概念，只觉得这地方够远、够偏，便通过当地人社局官网系统报了名。
某边远省份的公务员招录信息
之后的笔试、面试、资格复审、体检、政审一路顺利，公示结束后，录用通知在那年8月下来了。他记得，报到那天，乡里的人见到他们笑得合不拢嘴，“终于来新人了”。
这份远方的编制，也确实带来了一份在大城市难以企及的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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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到那天，王琦坐了近18个小时的K字头火车，到了乡镇所属市的火车站，再打车去单位。8月正式入职时，乡党委书记和乡长说，“咱们这儿刚脱贫没几年，缺人才啊。”他不记得自己答了什么，只记得环境和口音里那份全然的陌生，像被抛进了另一套语法系统。
宿舍在乡政府后院，一间十平米的小屋。床是前任留下的，铺着几层褪色的褥子，王琦后来听说，每有一个人离开，床上就会多一层褥子。小镇的冬天又干又冷，风从窗缝钻进来，夜里能听见院墙外的狗吠，一声接一声。
林源的旅途则更漫长。从老家到报到地，足有5000公里。他转了两趟飞机，又包车才到乡镇。这个边境乡镇距县城近200公里，寒冷干燥，冬季漫长，常刮大风，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越靠近目的地，林源的高反越明显，“头痛、乏力，每个手指都像胀了一圈。”
一位在西部“上岸”的大学生，去单位时拍下的沿途场景
高海拔把疼痛自动调成了固定程序，像是老式闹钟，到点就准时“敲锣”。 每天早上六点半，林源都会被头痛疼醒，他摸索着拿起床头的布洛芬，就着前一晚晾好的水吞下。在高原乡镇，最难的是做饭。食堂的饭总像没熟，他从网上买了高压锅，可米饭还是带着股夹生味。有次想煮面条，水咕嘟咕嘟冒泡，面条下进去煮了很久，芯还是硬的。
林源报考的乡镇机关公务员有5年服务期，其间不能调入或报考上级机关。这意味着，他至少要在高原待满5年。日子久了，他慢慢适应了高原，脸颊甚至染上了高原红。
在另一座西部县城，郭少军面对着同样的命题。2023年，这位江西美术系的毕业生在家乡省份参加教师招聘考试，几百人争夺3个市区编制，虽然最后笔试第二，但面试成绩下来后，综合成绩没入围。落败后，他考取了4000多公里外一个西部县城的初中教师编。
他总会在凌晨，对着手机里妹妹发来的江西老家油菜花海的照片发愣，窗外正刮着沙尘暴，沙粒簌簌打在双层玻璃上。他也常问学生一个问题，“大学毕业后愿意回老家工作吗？”大多数学生给出的答案是，“上学就是为了走出去。”
泡不开的茶，煮不熟的饭，和家乡风景对比鲜明的漫天风沙——这是“上岸”后，现实递给年轻人们的第一份见面礼。它粗粝、直接，不带任何滤镜。
稳定与代价
林源的父母和祖辈都在县城体制内。对他而言，“上岸”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近乎信仰的传承。在公务员家庭长大，他很清楚这份工作所代表的稳定和社会地位。在稳定性愈发稀缺的当下，他不顾一切地想要拥抱体制。但在他的老家，“上岸”并不容易。
在培训班上课时，他刷到有人去边远地区考公上岸的视频。他觉得这办法不错，至少能躲开大城市内卷。家人也支持他的想法，爷爷说，“年轻人就该吃苦”。
2021年5月，他注意到西部某地的招考公告。为了减轻“上岸”压力，他选了一个县的乡镇级公务员岗位。那个县他从未听说过，他报考的那个乡，仅几千口人。“当时这个乡招3人，两个面向2021年高校应届毕业生，1个仅限服务基层项目人员。”林源对“艰苦”没有任何概念，只觉得这地方够远、够偏，便通过当地人社局官网系统报了名。
某边远省份的公务员招录信息
之后的笔试、面试、资格复审、体检、政审一路顺利，公示结束后，录用通知在那年8月下来了。他记得，报到那天，乡里的人见到他们笑得合不拢嘴，“终于来新人了”。
这份远方的编制，也确实带来了一份在大城市难以企及的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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