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为我移民 而我则返回中国创业
(加西网综合)25岁的刘肯尼迪（Kennedy Liu）出生于北京，11岁时随家人移民美国。十多年后，他又选择回到中国，成为一家美国3D打印公司的工程主管，负责在深圳设立研发中心。
在这段跨越中美的成长与职场之路中，刘肯尼迪见证了家庭的迁徙、文化的碰撞，也重新思考了“归属感”与“成功”的意义。
从北京到加州：教育动因下的家庭迁徙
“我们搬去美国，是为了我的教育”。刘肯尼迪回忆道。他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普通家庭，父母并未强迫他参加补习班，而是鼓励他发展个人兴趣——电子、电路、绘画、手工制作。
根据Business Insider的报道,11岁那年，刘一家搬到了美国加州圣何塞。一开始，他、母亲和弟弟住在朋友后院的一间单卧室客房内，生活简朴，“我们从北京密集的街区搬到了加州郊区的低矮住宅区，空间突然变大了，但语言和文化让我一度感到失落”。
刚进入美国公立学校时，由于语言不通，刘肯尼迪几乎无法与同学交流，直到转入私立高中后才逐渐适应新环境。而弟弟当时年仅3岁，更容易融入。妹妹则已在美国出生，是地道的“美国孩子”。
父母的适应过程则更加艰难。父亲因为语言障碍无法继续原本在中国的事业，如今是一名送货司机；而母亲凭借流利英语，转型为留学顾问，并在教会中建立起了新的人际网络。
“他们计划在我弟弟和妹妹成年后回中国生活”。他说。
在美国找到热爱，重返中国实现价值
“我不是一个擅长考试的人”。刘肯尼迪坦言，如果留在中国，或许只能考上一所中下游大学，走上一条平庸职业路。但在美国，他的创造力和动手能力被看到和认可，最终进入罗德岛设计学院学习工业与产品设计。
毕业后，他加入马萨诸塞州的Formlabs公司，担任机械工程师，“当时我就注意到，中国，尤其是深圳，在硬件创新上的速度和效率令人震惊”。
他的观察最终促成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的决定。去年，刘肯尼迪作为工程负责人回到中国，定居深圳，推动新中心的落地与运转。
中美职场差异：创新 vs. 执行
“在深圳，我们必须像一家中国公司那样运作——更快、更聚焦目标”。刘肯尼迪分享道。相比美国工程师擅长在不确定中做出系统级决策，中国工程师更擅长执行明确任务、提高效率。
“我一开始尝试扁平化管理，但决策效率低。现在我与几位骨干一起决策，其他人专注执行，效果更好”。
如今的刘肯尼迪每天早上9点上班，晚上11点结束，跨时区会议占据了大量时间。他已经没有时间自己做饭，但在深圳35元人民币就能吃到不错的中餐、日料和韩餐，相比加州动辄35美元的外卖，这无疑是幸福的“降本”。
闲暇时，他会和本地朋友、行业同事聚会，有时也去KTV唱歌，“中文歌还不太熟，通常唱《Rolling in the Deep》”。
谈到身份认同，他称自己是“无根的中国人，披着美国外壳”，“在美国，我是亚裔；在中国，我是‘海归’”。他说，在深圳，人们能一眼看出他“不是本地人”，但当他说“我来自加州”时，一切就合理了。
未来可能留在中国
“有同事跟我说，我可能会娶个本地人，在深圳定居、成家”。刘肯尼迪笑着说，“我觉得也不是不可能”。
“对我来说，现在中国就是最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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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跨越中美的成长与职场之路中，刘肯尼迪见证了家庭的迁徙、文化的碰撞，也重新思考了“归属感”与“成功”的意义。
从北京到加州：教育动因下的家庭迁徙
“我们搬去美国，是为了我的教育”。刘肯尼迪回忆道。他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普通家庭，父母并未强迫他参加补习班，而是鼓励他发展个人兴趣——电子、电路、绘画、手工制作。
根据Business Insider的报道,11岁那年，刘一家搬到了美国加州圣何塞。一开始，他、母亲和弟弟住在朋友后院的一间单卧室客房内，生活简朴，“我们从北京密集的街区搬到了加州郊区的低矮住宅区，空间突然变大了，但语言和文化让我一度感到失落”。
刚进入美国公立学校时，由于语言不通，刘肯尼迪几乎无法与同学交流，直到转入私立高中后才逐渐适应新环境。而弟弟当时年仅3岁，更容易融入。妹妹则已在美国出生，是地道的“美国孩子”。
父母的适应过程则更加艰难。父亲因为语言障碍无法继续原本在中国的事业，如今是一名送货司机；而母亲凭借流利英语，转型为留学顾问，并在教会中建立起了新的人际网络。
“他们计划在我弟弟和妹妹成年后回中国生活”。他说。
在美国找到热爱，重返中国实现价值
“我不是一个擅长考试的人”。刘肯尼迪坦言，如果留在中国，或许只能考上一所中下游大学，走上一条平庸职业路。但在美国，他的创造力和动手能力被看到和认可，最终进入罗德岛设计学院学习工业与产品设计。
毕业后，他加入马萨诸塞州的Formlabs公司，担任机械工程师，“当时我就注意到，中国，尤其是深圳，在硬件创新上的速度和效率令人震惊”。
他的观察最终促成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的决定。去年，刘肯尼迪作为工程负责人回到中国，定居深圳，推动新中心的落地与运转。
中美职场差异：创新 vs. 执行
“在深圳，我们必须像一家中国公司那样运作——更快、更聚焦目标”。刘肯尼迪分享道。相比美国工程师擅长在不确定中做出系统级决策，中国工程师更擅长执行明确任务、提高效率。
“我一开始尝试扁平化管理，但决策效率低。现在我与几位骨干一起决策，其他人专注执行，效果更好”。
如今的刘肯尼迪每天早上9点上班，晚上11点结束，跨时区会议占据了大量时间。他已经没有时间自己做饭，但在深圳35元人民币就能吃到不错的中餐、日料和韩餐，相比加州动辄35美元的外卖，这无疑是幸福的“降本”。
闲暇时，他会和本地朋友、行业同事聚会，有时也去KTV唱歌，“中文歌还不太熟，通常唱《Rolling in the Deep》”。
谈到身份认同，他称自己是“无根的中国人，披着美国外壳”，“在美国，我是亚裔；在中国，我是‘海归’”。他说，在深圳，人们能一眼看出他“不是本地人”，但当他说“我来自加州”时，一切就合理了。
未来可能留在中国
“有同事跟我说，我可能会娶个本地人，在深圳定居、成家”。刘肯尼迪笑着说，“我觉得也不是不可能”。
“对我来说，现在中国就是最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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