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春天》:一个「完美中国家庭」的告别与回归

陆庆松摄影尹夕远


现实纠正了他的理解。癌症四期的意义远远不止是不能弹琴。症状开始逐一出现:恶心,呕吐,无法入睡,脑水肿,耳鸣,畏光,颅内高压,视野狭窄……他有了越来越多的身体失灵,不再能转动脖子,不再能阅读,不再能打字,眼睛不再能对焦。从急诊回到弟弟家,刚出电梯就眩晕到站不住,只能趴在门框上,等弟弟和佟畅一起扛着才能进门。

确诊癌症前的最近一次个人演奏会上,主办方问陆庆松怎么写自我介绍,是纪录片《四个春天》里的哥哥,还是曾经的清华大学音乐教研室老师,抑或是一个长达30年的自由职业者,他认真地想过以后的答案是——练琴人陆庆松。但在人生的第57年,练琴人陆庆松不得不接纳一个新的身份:肺癌四期患者。

准备住院前一周,他和妈妈打了一次视频电话。通话之前,两个人的状况都不太好,母亲的意识越来越微弱,而陆庆松的手已经没办法长时间握住手机了。但当他们在屏幕上看到彼此,疾病短暂失效了。两个在意识边缘的人涌出了本能般的热情,儿子跟妈妈飞吻,母亲隔着屏幕亲亲,互相大声说着「再见、再见」。母亲自始至终不知道他的病。

那是2024年的中秋前后,那一年的桂花还未盛开,回巢的燕子也还没开始南飞。通话后的第二天,母亲李桂贤去世,享年80岁。



姐姐

母亲去世消息传回北京的时候,陆庆屹哭了,哭完第一个念头是,不能让哥哥知道。他躲在厨房里打电话,叮嘱家人不要告诉哥哥,结果走出厨房,看到哥哥正坐在餐桌旁边听电话。

从那以后,哥哥不怎么说话了。周围人判断不出他的沉默是因为悲伤,还是疼痛。他住进了医院,仅仅3天时间里,他从还能坐轮椅,到完全不能起身,他一直在病床上闭着眼睛,陪护的家人只能看到他的手指一直在不自觉地弹琴。


他的脑水肿越来越难以控制,需要打一种名为「甘露醇」的药物进行缓解。每次输液前,护士都要跟他确认,「陆庆松,打甘露醇」,这总让他想起,在姐姐的病床前也听过几乎一样的对话,「陆庆伟,打甘露醇」。

姐姐陆庆伟很早离家,上大学,毕业后分配去沈阳工作,在那里结婚、安家、生子,然后辞职下海、离婚,自己做生意。她是个很新潮的人,热爱生活,早在1997年,就给父亲买了一个小DV让他记录生活。那一年,父亲正式退休,和母亲做了一个重大决定,放弃独山师范的集资楼,要盖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姐姐毫不犹豫地拿出了自己几万块的积蓄。一年后,《四个春天》里那栋有一个大大天井的房子终于建成。

《四个春天》的第一个春天,2013年,陆庆伟在爸妈金婚纪念日的前一天从沈阳回到独山,她讲着回家路上遇到的陌生人问她是不是80后,然后哈哈大笑,她是一个一出现就能让场面热闹起来的人,很像妈妈,爱笑,也爱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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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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