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娃——现在正成为大学生暑期的热门工作
在莫里斯看来，如果只是念绘本、讲故事，对识字的帮助有限。如果要手把手带着认字，就属于知识教学，是“家教”的工作。
莫里斯尝试解释两者的区别。她告诉对方，想让孩子真正记住一个字，她需要梳理字音字形，讲解应用场景，准备阅读材料。这意味着额外的备课时间，以及，额外的费用。
听完莫里斯的话，母亲说“算了”，又补充，“没事，能会一点是一点”，好像教学是一件顺便的事。
作为教育类专业的学生，莫里斯知道，对年龄较小的孩子来说，“学”与“玩”的边界更加难以辨别，常常出现“在玩中学”的情况。
两者间天然的灰色地带，也因此成为家长与大学生讨价还价的空间。
图｜莫里斯给孩子读英文绘本
一开始，黎明就明确了自己对“带娃”二字的预期：不想陪小孩读绘本，做游戏。她希望找到一份教学性质更重的“带娃”工作。
但她很快发现，含有“家教”的帖子会被审核系统识别为广告，而“带娃”“陪玩”的帖子更容易被推送给家长。最终，黎明通过“一对一”暗示求职倾向，又在文末打上“大学生陪娃”等标签。
“保姆”“陪玩”“陪读”“家教”……“带娃”两字的宽泛，创造了工作边界的模糊。从发帖到沟通，所有模棱两可的表述，都为后续的工作埋下隐患。
6月底，黎明终于接到了兼职带娃的第一个订单。在交流初期，黎明与雇主达成共识，考虑到她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准研究生的身份，她主要的工作是为孩子补习四年级数学。
第一次课上得很平稳，没出什么差错。下课时，孩子父亲提出，要黎明送孩子去少年宫上课。
与家长沟通时，黎明的确提过自己“有驾照，可以开车，会骑电动车”。但实际上，黎明的开车技术并不好，“驾照”更多是自我介绍时提升竞争力的工具。情急之下，她表示“更倾向于骑电动车”。孩子爸爸爽快地同意了。
可就在准备出发时，孩子爸爸变了心意。他说自己刚刚撞见一起交通事故，骑电动车的人“摔在地上，浑身是血”，看得他十分后怕。“还是开车吧，”他说，“只有一公里，你试试。”
打开导航后，家长口中一公里的路变成了三公里。黎明愣了一下，对方赶紧解释：“我之前也不知道居然有这么远。”
黎明开得很慢，身后的鸣笛声几乎没有停过。身后等急了的司机直接把方向盘一打，从侧边窜出来，横插到她前面。路过一片厂区时，她被成群的半挂车围在中间，快要喘不过气。在强打着精神开到目的地后，她坚决地表明了辞职意愿。
孩子安静地坐在后排，副驾驶上的家长还在解释、挽留，但黎明什么都听不进去。“实在太可怕了，绝对不想再经历一次。”她回忆。
为了减少争端，在绘本事件发生后，莫里斯尝试通过“是否需要备课”，更加明确地区分“陪玩”和“家教”，并由此区分价格，和雇主达成共识。
教学之外的“陪玩”领域，她也逐渐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好几次遇到年龄小的孩子找不到父母，在家大哭的情况后，莫里斯总结出了应对措施。她会轻轻抚摸孩子，打开电视，放《小飞侠》和《宝宝巴士》。
小孩的情绪和注意力总是“一阵一阵的”，看了一会儿后，可能又会开始要找妈妈。这时候，莫里斯赶紧切换一集动画片，或带他们去别处走走。
#03
压力之下
“我不喜欢妈妈”，在大学附近一户人家带娃时，八九岁的男孩从题目中抬起头，突然向20岁的莫里斯诉苦。他说，妈妈总让自己学很难的东西，好不容易学会了，她还会要求更多，好像永远没有止境。
“妈妈都是为了你好。”莫里斯反复安慰男孩。但说这句话时，她总感觉有些心虚。
男孩平常不怎么说话，听懂就点头，没听懂就摇头。他很少向莫里斯倾诉自己的心情。
男孩母亲规定给莫里斯的课间休息只有几分钟。男孩在客厅里走了一圈，看看水缸中的鱼，很快又回到书桌前。莫里斯环顾书房四周，是各种书籍和补习资料。
莫里斯猜测，一家人把孩子逼得这么紧，也许是在为申请国际学校做准备。在母亲安排的学习任务中，英语也占据较大比重，莫里斯经常带着他背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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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尝试解释两者的区别。她告诉对方，想让孩子真正记住一个字，她需要梳理字音字形，讲解应用场景，准备阅读材料。这意味着额外的备课时间，以及，额外的费用。
听完莫里斯的话，母亲说“算了”，又补充，“没事，能会一点是一点”，好像教学是一件顺便的事。
作为教育类专业的学生，莫里斯知道，对年龄较小的孩子来说，“学”与“玩”的边界更加难以辨别，常常出现“在玩中学”的情况。
两者间天然的灰色地带，也因此成为家长与大学生讨价还价的空间。
图｜莫里斯给孩子读英文绘本
一开始，黎明就明确了自己对“带娃”二字的预期：不想陪小孩读绘本，做游戏。她希望找到一份教学性质更重的“带娃”工作。
但她很快发现，含有“家教”的帖子会被审核系统识别为广告，而“带娃”“陪玩”的帖子更容易被推送给家长。最终，黎明通过“一对一”暗示求职倾向，又在文末打上“大学生陪娃”等标签。
“保姆”“陪玩”“陪读”“家教”……“带娃”两字的宽泛，创造了工作边界的模糊。从发帖到沟通，所有模棱两可的表述，都为后续的工作埋下隐患。
6月底，黎明终于接到了兼职带娃的第一个订单。在交流初期，黎明与雇主达成共识，考虑到她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准研究生的身份，她主要的工作是为孩子补习四年级数学。
第一次课上得很平稳，没出什么差错。下课时，孩子父亲提出，要黎明送孩子去少年宫上课。
与家长沟通时，黎明的确提过自己“有驾照，可以开车，会骑电动车”。但实际上，黎明的开车技术并不好，“驾照”更多是自我介绍时提升竞争力的工具。情急之下，她表示“更倾向于骑电动车”。孩子爸爸爽快地同意了。
可就在准备出发时，孩子爸爸变了心意。他说自己刚刚撞见一起交通事故，骑电动车的人“摔在地上，浑身是血”，看得他十分后怕。“还是开车吧，”他说，“只有一公里，你试试。”
打开导航后，家长口中一公里的路变成了三公里。黎明愣了一下，对方赶紧解释：“我之前也不知道居然有这么远。”
黎明开得很慢，身后的鸣笛声几乎没有停过。身后等急了的司机直接把方向盘一打，从侧边窜出来，横插到她前面。路过一片厂区时，她被成群的半挂车围在中间，快要喘不过气。在强打着精神开到目的地后，她坚决地表明了辞职意愿。
孩子安静地坐在后排，副驾驶上的家长还在解释、挽留，但黎明什么都听不进去。“实在太可怕了，绝对不想再经历一次。”她回忆。
为了减少争端，在绘本事件发生后，莫里斯尝试通过“是否需要备课”，更加明确地区分“陪玩”和“家教”，并由此区分价格，和雇主达成共识。
教学之外的“陪玩”领域，她也逐渐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好几次遇到年龄小的孩子找不到父母，在家大哭的情况后，莫里斯总结出了应对措施。她会轻轻抚摸孩子，打开电视，放《小飞侠》和《宝宝巴士》。
小孩的情绪和注意力总是“一阵一阵的”，看了一会儿后，可能又会开始要找妈妈。这时候，莫里斯赶紧切换一集动画片，或带他们去别处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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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之下
“我不喜欢妈妈”，在大学附近一户人家带娃时，八九岁的男孩从题目中抬起头，突然向20岁的莫里斯诉苦。他说，妈妈总让自己学很难的东西，好不容易学会了，她还会要求更多，好像永远没有止境。
“妈妈都是为了你好。”莫里斯反复安慰男孩。但说这句话时，她总感觉有些心虚。
男孩平常不怎么说话，听懂就点头，没听懂就摇头。他很少向莫里斯倾诉自己的心情。
男孩母亲规定给莫里斯的课间休息只有几分钟。男孩在客厅里走了一圈，看看水缸中的鱼，很快又回到书桌前。莫里斯环顾书房四周，是各种书籍和补习资料。
莫里斯猜测，一家人把孩子逼得这么紧，也许是在为申请国际学校做准备。在母亲安排的学习任务中，英语也占据较大比重，莫里斯经常带着他背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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