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体制小城执行"禁酒令"后,谁为"整风"买单?
2023年，云南红河县纪委县监委向全县126名纪检监察干部发放了“禁酒令”提醒卡。（图_网络）
原本就很少有饭局的梁迪，现在连和朋友家人的聚餐都取消了。“禁酒令”实行以来，他们单位食堂格外热闹，中午吃饭都要早点去。“你别说，之前没有感觉，这段时间天天吃灶上（食堂）的饭，路过馆子闻到都有点馋。”
纪检委巡查不仅会去小餐厅，榆林市内较为高端的酒店才是他们检查的重点。
一家高端酒店的经理杨斌告诉水瓶纪元，他所供职的酒店已经开了六七年，生意一直很好，直到“禁酒令”实行后迎来断崖式下跌。整整一个月，纪检委的人都频繁地在酒店巡查，“天天在大厅转啊，谁还敢来。”
纪检委人员和执法机关不同，不会穿制服、开执法记录仪，而是着便装在酒店大厅、前台、走廊等地转悠，也会查问几句。“有的客人看打扮就知道是公职人员，（纪检委）再看了身份证，（对方）在哪个单位一下就查出来了。”
上述酒店的实际控制人伍嘉透露，据他了解，榆林市其他酒店的情况“都差不多”。他听说，在别的酒店有进包间查住（查实）的，还有调监控的，“（调监控）这种一般是有人举报，和公安局抓小偷一样的，目标很明确，我们这里还没有遇到过。”伍嘉回忆，在他的酒店，纪检委的人曾多次来查看酒店的流水，当天消费较高的单子，会核查付款人是谁，金额较低的则不会深究，一般不会进包间。
为整治“违规吃喝”，多地出台了最严禁酒令，禁止三人以上的公职人员聚餐。（图_网络）
伍嘉、佘晓书、梁迪等多名人士都提及，市里有某些单位会在傍晚和早晨突击检查，让职工吹酒精检测仪。
烟酒超市的老板辛云燕也从客人口中听到了这个说法。有夫妻俩来她店里买东西时，顺便拿起酒瓶在看，她顺势推销：“家里喝二两还不让吗？买回去喝。”男顾客回答她：“谁敢喝啊，明天早上去了单位还要吹酒精（检测仪）呢！搞得和查酒驾一样，比酒驾都严格了。”
恐惧的力量
没有人知道，纪检委查人的标准是什么。
开会时，莫桥的领导告诉他们，某某局处理了二十多个违纪人员，另一个单位处理了六十多个违纪人员。“但也没说（他们）具体做了啥被处理，处理结果是什么。”
当标准不明时，“层层压实责任”的指导不断催生出更严格的要求，市县两级出现明显的差异。
莫桥所在的市级单位，学习之余还要求整改。她拿出一份个人问题整改表格，表格列的内容包括“问题及表现”“整改措施”“整改时间”和“整改情况”。她透露，单位要求每位职工都必须检讨自己的问题，“不可能没问题，写一条问题还不行，非要两条。”
梁迪所在的县政府部门单位更加严格，要求写学习心得时检讨自身不足。其中，单位给列出三十多条“毛病”，要求他们在其中必须挑出自己的“毛病”，“毛病”指标按职级分配，一般干部四条，科级以上七条。让梁迪为难的是，这三十余条“毛病”中，许多是“我收了别人的东西”这种程度严重、足以把自己“送进去”的错误。据称，上级列出这些构成犯罪的毛病，用以证明干部的“自我认识非常深刻，自我革命非常彻底”。“可是我没犯这种错误，哪能承认啊。”梁迪说，他只能尽量选轻的。
任青就职的县中学，6月上旬突然通知了新规定，今后三个人以上一起吃饭，就属于违规聚餐。但她在县政府上班的丈夫并没有收到这样的通知。任青猜想“这不知道是领导自己想的，还是和哪个单位学的。”很快她发现，虽然只有个别单位出了这个规定，但其他单位，甚至她在市里工作的朋友、亲戚，听说“三人吃饭属于聚餐”的说法后，都开始自觉执行，并互相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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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就很少有饭局的梁迪，现在连和朋友家人的聚餐都取消了。“禁酒令”实行以来，他们单位食堂格外热闹，中午吃饭都要早点去。“你别说，之前没有感觉，这段时间天天吃灶上（食堂）的饭，路过馆子闻到都有点馋。”
纪检委巡查不仅会去小餐厅，榆林市内较为高端的酒店才是他们检查的重点。
一家高端酒店的经理杨斌告诉水瓶纪元，他所供职的酒店已经开了六七年，生意一直很好，直到“禁酒令”实行后迎来断崖式下跌。整整一个月，纪检委的人都频繁地在酒店巡查，“天天在大厅转啊，谁还敢来。”
纪检委人员和执法机关不同，不会穿制服、开执法记录仪，而是着便装在酒店大厅、前台、走廊等地转悠，也会查问几句。“有的客人看打扮就知道是公职人员，（纪检委）再看了身份证，（对方）在哪个单位一下就查出来了。”
上述酒店的实际控制人伍嘉透露，据他了解，榆林市其他酒店的情况“都差不多”。他听说，在别的酒店有进包间查住（查实）的，还有调监控的，“（调监控）这种一般是有人举报，和公安局抓小偷一样的，目标很明确，我们这里还没有遇到过。”伍嘉回忆，在他的酒店，纪检委的人曾多次来查看酒店的流水，当天消费较高的单子，会核查付款人是谁，金额较低的则不会深究，一般不会进包间。
为整治“违规吃喝”，多地出台了最严禁酒令，禁止三人以上的公职人员聚餐。（图_网络）
伍嘉、佘晓书、梁迪等多名人士都提及，市里有某些单位会在傍晚和早晨突击检查，让职工吹酒精检测仪。
烟酒超市的老板辛云燕也从客人口中听到了这个说法。有夫妻俩来她店里买东西时，顺便拿起酒瓶在看，她顺势推销：“家里喝二两还不让吗？买回去喝。”男顾客回答她：“谁敢喝啊，明天早上去了单位还要吹酒精（检测仪）呢！搞得和查酒驾一样，比酒驾都严格了。”
恐惧的力量
没有人知道，纪检委查人的标准是什么。
开会时，莫桥的领导告诉他们，某某局处理了二十多个违纪人员，另一个单位处理了六十多个违纪人员。“但也没说（他们）具体做了啥被处理，处理结果是什么。”
当标准不明时，“层层压实责任”的指导不断催生出更严格的要求，市县两级出现明显的差异。
莫桥所在的市级单位，学习之余还要求整改。她拿出一份个人问题整改表格，表格列的内容包括“问题及表现”“整改措施”“整改时间”和“整改情况”。她透露，单位要求每位职工都必须检讨自己的问题，“不可能没问题，写一条问题还不行，非要两条。”
梁迪所在的县政府部门单位更加严格，要求写学习心得时检讨自身不足。其中，单位给列出三十多条“毛病”，要求他们在其中必须挑出自己的“毛病”，“毛病”指标按职级分配，一般干部四条，科级以上七条。让梁迪为难的是，这三十余条“毛病”中，许多是“我收了别人的东西”这种程度严重、足以把自己“送进去”的错误。据称，上级列出这些构成犯罪的毛病，用以证明干部的“自我认识非常深刻，自我革命非常彻底”。“可是我没犯这种错误，哪能承认啊。”梁迪说，他只能尽量选轻的。
任青就职的县中学，6月上旬突然通知了新规定，今后三个人以上一起吃饭，就属于违规聚餐。但她在县政府上班的丈夫并没有收到这样的通知。任青猜想“这不知道是领导自己想的，还是和哪个单位学的。”很快她发现，虽然只有个别单位出了这个规定，但其他单位，甚至她在市里工作的朋友、亲戚，听说“三人吃饭属于聚餐”的说法后，都开始自觉执行，并互相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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