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性"与"坏的性"——国家的"情欲审查"
近期中国大陆连续出现了几起性别事件。有评论指出，围绕“好的性”与“坏的性”的划分，从来不是出于保护个体的初衷，而是出于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对集体道德的恐惧与对政治正当性的需要。
墙外文摘：“好的性”与“坏的性”——国家的情欲审查图像来源: Alex Ogle/AFP/GettyImages
（德国之声中文网）近期中国大陆连续出现了几起性别事件，包括海棠同文作者被跨省调查、郑州男同性恋被钓鱼袭击、红姐（爷）偷拍事件、大连女生“有辱国格”事件、maskpark 偷拍事件等，虽内容各有各不同，但都涉及国家、社会及个体对性别、性行为、性取向、性别气质等的规范与讨论。总部位于新加坡的“端传媒”发表文章《当治理“性”的工具只有“淫秽色情罪”：讨论性自由时，中国民间跌入的陷阱》，作者弦子（中国大陆女权主义活动人士）指出，无论我们所期待的、反对的，还是已被刑事立案的案件，都是刑法中的同一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64—367条“传播、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罪”。较之于韩、日、港、台关于偷拍的专设条目，中国大陆作为“妨害社会风气罪”之一的“传播、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罪”，在许多时候表现为将性作为一种管控手段，而非将人视为保护对象。这类管控背后的逻辑，是一个父权制政府对异性恋单偶制以外的情欲关系的本能敌意。
文章认为，当所有人，包括女权主义者们，将政府对于淫秽色情罪的使用视为对男性的保护与对女性的无视乃至惩罚时，淫秽色情罪反而巩固了自身的合理性：我们要求国家机器对公民的性自主权进行保护时，却忽略了这其实是国家机器对公民进行情欲审查、或者说情欲清洗的工具。
作者说，好的淫秽色情、坏的淫秽色情；好的偷拍、坏的偷拍；好的性，坏的性——女权主义者真正需要争取的，从来不是对个体道德的评价，也不是国家的主动介入。性不是纯粹的私人行为。它之所以被高度关注、被立法、被判定、被羞辱，是因为性在现代社会中承担着远超个体体验的功能——它被用来界定道德、建构民族、维系权力结构。围绕“好的性”与“坏的性”的划分，从来不是出于保护个体的初衷，而是出于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对集体道德的恐惧与对政治正当性的需要。
《南京照相馆》背后的“文化自闭主义”
中国电影《南京照相馆》在中国内地热烈上演。就在电影放映时，再度发生仇杀在华日本母子的事件。台湾“上报”发表文章 《宋国诚专栏：“南京照相馆”照出的民族自虐》，作者宋国诚（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认为，电影中讲述的两卷胶卷的故事，固然记录了日本侵华的暴行，但也照出了中国人历久弥新、永志不忘的历史仇恨。从官方到民间，一片赞扬声，呼吁应该多拍类似这部票房超过60亿人民币的爱国影片，甚至有人宣称，凡是批评《南京照相馆》者，一律就是汉奸！显然，中共政府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决心永远把自己禁闭在历史仇恨的牢笼之中。
文章指出，中国至今依然无法摆脱不断重申和强化仇恨动员的意识形态规训（ideological discipline），来维持中共政权的统治；这种不断撕裂旧伤口来激发新仇恨的政治煽动，美其名叫作“爱国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走不出历史伤痛的“文化自闭主义”。放不下过去，就走不出未来；任何民族都有可能遭受历史创伤，但一个民族的延续与成长，在于建构一种“复健型史观”，这种史观在于忘却历史仇恨而叧创新的民族方向。然而，在中国这种无希望可期待的绝望年代，保留历史仇恨成为一种“暂存性治疗”，使民族智慧陷入跛脚不起、无力跨步的停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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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文摘：“好的性”与“坏的性”——国家的情欲审查图像来源: Alex Ogle/AFP/GettyImages
（德国之声中文网）近期中国大陆连续出现了几起性别事件，包括海棠同文作者被跨省调查、郑州男同性恋被钓鱼袭击、红姐（爷）偷拍事件、大连女生“有辱国格”事件、maskpark 偷拍事件等，虽内容各有各不同，但都涉及国家、社会及个体对性别、性行为、性取向、性别气质等的规范与讨论。总部位于新加坡的“端传媒”发表文章《当治理“性”的工具只有“淫秽色情罪”：讨论性自由时，中国民间跌入的陷阱》，作者弦子（中国大陆女权主义活动人士）指出，无论我们所期待的、反对的，还是已被刑事立案的案件，都是刑法中的同一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64—367条“传播、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罪”。较之于韩、日、港、台关于偷拍的专设条目，中国大陆作为“妨害社会风气罪”之一的“传播、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罪”，在许多时候表现为将性作为一种管控手段，而非将人视为保护对象。这类管控背后的逻辑，是一个父权制政府对异性恋单偶制以外的情欲关系的本能敌意。
文章认为，当所有人，包括女权主义者们，将政府对于淫秽色情罪的使用视为对男性的保护与对女性的无视乃至惩罚时，淫秽色情罪反而巩固了自身的合理性：我们要求国家机器对公民的性自主权进行保护时，却忽略了这其实是国家机器对公民进行情欲审查、或者说情欲清洗的工具。
作者说，好的淫秽色情、坏的淫秽色情；好的偷拍、坏的偷拍；好的性，坏的性——女权主义者真正需要争取的，从来不是对个体道德的评价，也不是国家的主动介入。性不是纯粹的私人行为。它之所以被高度关注、被立法、被判定、被羞辱，是因为性在现代社会中承担着远超个体体验的功能——它被用来界定道德、建构民族、维系权力结构。围绕“好的性”与“坏的性”的划分，从来不是出于保护个体的初衷，而是出于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对集体道德的恐惧与对政治正当性的需要。
《南京照相馆》背后的“文化自闭主义”
中国电影《南京照相馆》在中国内地热烈上演。就在电影放映时，再度发生仇杀在华日本母子的事件。台湾“上报”发表文章 《宋国诚专栏：“南京照相馆”照出的民族自虐》，作者宋国诚（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认为，电影中讲述的两卷胶卷的故事，固然记录了日本侵华的暴行，但也照出了中国人历久弥新、永志不忘的历史仇恨。从官方到民间，一片赞扬声，呼吁应该多拍类似这部票房超过60亿人民币的爱国影片，甚至有人宣称，凡是批评《南京照相馆》者，一律就是汉奸！显然，中共政府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决心永远把自己禁闭在历史仇恨的牢笼之中。
文章指出，中国至今依然无法摆脱不断重申和强化仇恨动员的意识形态规训（ideological discipline），来维持中共政权的统治；这种不断撕裂旧伤口来激发新仇恨的政治煽动，美其名叫作“爱国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走不出历史伤痛的“文化自闭主义”。放不下过去，就走不出未来；任何民族都有可能遭受历史创伤，但一个民族的延续与成长，在于建构一种“复健型史观”，这种史观在于忘却历史仇恨而叧创新的民族方向。然而，在中国这种无希望可期待的绝望年代，保留历史仇恨成为一种“暂存性治疗”，使民族智慧陷入跛脚不起、无力跨步的停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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