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周伍場會,"沒人敢缺席,也沒人真投入"
《若幹規定》強調了“不得向同壹地方反復安排督查檢查事項”，以及“每個省全年平均每月接受中央和國家機關部門實地督查檢查考核不超過規定次數”。
如今，李怡感到台賬檢查的頻率已明顯降低。她從領導處得知，未來此類檢查可能僅保留每年壹次。
在長期觀察基層治理的華南理工大學政府績效評價中心主任鄭方輝看來，過去，基層幹部確實會感覺到，有的事情不應該由他們做，或者考核不合理，但因為沒有制度手段，不明晰邊界。《若幹規定》的下發，讓他們有了拒絕的理由。
此外，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陳文瓊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場自上而下的改革，讓相關部門在組織會議、布置工作布置時，會提前考慮是否給基層幹部帶來不必要的負擔。
不斷推進的過程
事實上，基層對形式主義減負的感知早已有跡可循，尤其是在微信工作群、政務號方面。
2019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於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為基層減負的通知》。文件提出，將2019年作為“基層減負年”，著力解決文山會海反彈回潮、督查檢查考核過多過頻、過度留痕、幹部不敢擔當作為等問題。
自此，各地開始探索整治形式主義，其中最被關注的是微信工作群的整頓。
李怡回憶，那年部門領導明確傳達，不再要求在多個微信群重復匯報同壹事項，並開始合並、清理多個群聊。此後，工作溝通逐漸轉向更規范的“浙政釘”政務平台。
肆年後的2023年12月，中央網信辦印發《關於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義”的若幹意見》，要求對使用頻率低、實用性不強的政務App及時關停，並妥善處置相關數據。
據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在2023年中發布的《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2年）》，截至當時，全國政務新媒體賬號有11萬個，年發文量超過2000萬篇。
政務號數量激增的背後，是內容同質、運營低效的“數字形式主義”。
北京大學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雷明曾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當運營者對政務號定位和內容把握不准時，常常流於“官話體、慢半拍、沒人氣”，嚴重影響傳播力。
壹位長期參與政務號運營的外包團隊負責人透露，2019至2023年期間，他們負責多個政務號的內容維護，壹年外包費用是20萬—30萬元。大部分內容復制自其他政務號，“真正閱讀的人很少，主要用於內部匯報和考核”。
此後，政務號開始“瘦身”。據《中國新聞周刊》不完全統計，截至2024年5月，有10余個省市的政務微信公眾號或微博號官宣停止更新或注銷，覆蓋省、市、縣、鄉鎮多個層級。
東部沿海某市宣傳系統幹部金劍說，此前本地各部門公眾號和App都需參與每月排名，“先比閱讀量，不行就比發布數量”。為了排名，不少部門不得不“湊新聞”“堆素材”。2023年，當地網信部門取消排名，金劍直言“至少省了壹半精力”。
此次《若幹規定》印發，政務號的進壹步規范仍是題中之意：不得把政務應用程序異化為工作考核日常化、督查檢查線上化的主要載體，不得將點贊量、網絡投票數、轉發量、學習時長等作為考評依據。
謹防“形式上治理形式主義”
不過，不斷推進的過程也會有“走樣”和“反復”的情況發生。如何避免“以形式治形式”，讓減負落到實處，是基層與上級都要面對的課題。
鄭方輝觀察到，在基層實際工作中，“會多”是困擾基層時間最長、最需要解決的問題。《若幹規定》以及此前數次對形式主義的整治，都提出了“嚴格精簡會議”，在很多地方也確有成效。
河南壹位村幹部說，過去至少每月兩次驅車上百公裡參加縣裡組織召開的會議，有些與本職工作無關，但是“電話壹來就得去”。如今降到壹月壹次，且多為重要會議。
南方某省村幹部趙曉田回憶，過去他曾經歷過壹周伍場會，節假日也要集中學習，比如端午節的傳統文化課，“沒人敢缺席，也沒人真投入”。現在如果無突發事項，他每周只參加兩叁次會議，效率更高，責任邊界清晰。
但在李怡看來，她所在的單位看似減少了會議頻次，實際上是大會變小會，有些會議不上報，或者改為線上會。“從數據上來看，會議是少了，但在上面消磨的時間仍然沒有減少。”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呂德文此前也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基層的壹些會議是沒辦法精簡的，因為免不了需要會議來協調工作、傳達精神，“但是上級對會議的總體數量又有要求，所以基層只能換壹種形式，就是不出會議通知、不出會議紀要，實際上還是那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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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李怡感到台賬檢查的頻率已明顯降低。她從領導處得知，未來此類檢查可能僅保留每年壹次。
在長期觀察基層治理的華南理工大學政府績效評價中心主任鄭方輝看來，過去，基層幹部確實會感覺到，有的事情不應該由他們做，或者考核不合理，但因為沒有制度手段，不明晰邊界。《若幹規定》的下發，讓他們有了拒絕的理由。
此外，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陳文瓊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場自上而下的改革，讓相關部門在組織會議、布置工作布置時，會提前考慮是否給基層幹部帶來不必要的負擔。
不斷推進的過程
事實上，基層對形式主義減負的感知早已有跡可循，尤其是在微信工作群、政務號方面。
2019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於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為基層減負的通知》。文件提出，將2019年作為“基層減負年”，著力解決文山會海反彈回潮、督查檢查考核過多過頻、過度留痕、幹部不敢擔當作為等問題。
自此，各地開始探索整治形式主義，其中最被關注的是微信工作群的整頓。
李怡回憶，那年部門領導明確傳達，不再要求在多個微信群重復匯報同壹事項，並開始合並、清理多個群聊。此後，工作溝通逐漸轉向更規范的“浙政釘”政務平台。
肆年後的2023年12月，中央網信辦印發《關於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義”的若幹意見》，要求對使用頻率低、實用性不強的政務App及時關停，並妥善處置相關數據。
據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在2023年中發布的《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2年）》，截至當時，全國政務新媒體賬號有11萬個，年發文量超過2000萬篇。
政務號數量激增的背後，是內容同質、運營低效的“數字形式主義”。
北京大學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雷明曾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當運營者對政務號定位和內容把握不准時，常常流於“官話體、慢半拍、沒人氣”，嚴重影響傳播力。
壹位長期參與政務號運營的外包團隊負責人透露，2019至2023年期間，他們負責多個政務號的內容維護，壹年外包費用是20萬—30萬元。大部分內容復制自其他政務號，“真正閱讀的人很少，主要用於內部匯報和考核”。
此後，政務號開始“瘦身”。據《中國新聞周刊》不完全統計，截至2024年5月，有10余個省市的政務微信公眾號或微博號官宣停止更新或注銷，覆蓋省、市、縣、鄉鎮多個層級。
東部沿海某市宣傳系統幹部金劍說，此前本地各部門公眾號和App都需參與每月排名，“先比閱讀量，不行就比發布數量”。為了排名，不少部門不得不“湊新聞”“堆素材”。2023年，當地網信部門取消排名，金劍直言“至少省了壹半精力”。
此次《若幹規定》印發，政務號的進壹步規范仍是題中之意：不得把政務應用程序異化為工作考核日常化、督查檢查線上化的主要載體，不得將點贊量、網絡投票數、轉發量、學習時長等作為考評依據。
謹防“形式上治理形式主義”
不過，不斷推進的過程也會有“走樣”和“反復”的情況發生。如何避免“以形式治形式”，讓減負落到實處，是基層與上級都要面對的課題。
鄭方輝觀察到，在基層實際工作中，“會多”是困擾基層時間最長、最需要解決的問題。《若幹規定》以及此前數次對形式主義的整治，都提出了“嚴格精簡會議”，在很多地方也確有成效。
河南壹位村幹部說，過去至少每月兩次驅車上百公裡參加縣裡組織召開的會議，有些與本職工作無關，但是“電話壹來就得去”。如今降到壹月壹次，且多為重要會議。
南方某省村幹部趙曉田回憶，過去他曾經歷過壹周伍場會，節假日也要集中學習，比如端午節的傳統文化課，“沒人敢缺席，也沒人真投入”。現在如果無突發事項，他每周只參加兩叁次會議，效率更高，責任邊界清晰。
但在李怡看來，她所在的單位看似減少了會議頻次，實際上是大會變小會，有些會議不上報，或者改為線上會。“從數據上來看，會議是少了，但在上面消磨的時間仍然沒有減少。”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呂德文此前也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基層的壹些會議是沒辦法精簡的，因為免不了需要會議來協調工作、傳達精神，“但是上級對會議的總體數量又有要求，所以基層只能換壹種形式，就是不出會議通知、不出會議紀要，實際上還是那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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