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寺] "美国弟子"眼中的少林寺:从内部理解武僧的世界
而马修在《少林很忙》中的转变，则相当美国式。在故事开头，马修为读者展示了他15岁时所写的一张缺点清单，其上列有彼时他自认为的5个缺点：愚昧、懦弱、尚未成为男人、缺乏异性吸引力、思想迷茫。自富兰克林时代以来，此种清单便是美式自我改造的必备工具。随着故事的展开，清单中的缺点会被一条接一条地划去，到结尾处，这份清单就变成了一张满是划痕的，像暴雨前的天空一般皱巴巴的废纸。
马修早早地战胜了愚昧这一项缺点，因为愚昧很容易透过不断的阅读、学习进行补足。年少时因无法读懂《纽约书评》油然而生的对自身知识匮乏的耻感，随着学业的进展缓缓褪去。然而，懦弱与迷茫却是深植于人格根系中的秉性。似乎唯有在少林寺，透过对功夫日复一日的习练，他才能找到打开心结的钥匙。
此种叙述方式，无疑暗含东方主义的逻辑预设。东方被刻意神秘化，成为外在于西方的他者。诡吊的是，在这套叙述中，东方也会在不经意间将自我神秘化，进而制造出与西方之间的文化区隔，以恢复其所谓文化自信。
马修观察到，武僧们热衷于用少林寺的闭路电视观看的，以近现代为背景的功夫片中，时常出现这样的景象：“有一小拨通常是澳大利亚人的老外演员，他们在影片即将接近尾声时出现，大吼一句类似这样的话，‘哈！你就是条中国狗，中国功夫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然后在荧幕上耍弄一两分钟后，被狼狈地打下台。”相比跆拳道、空手道而言，仿佛刻意保持着复杂含混状态的功夫，在此成为了一种民族主义的身体语言。
马修没有对这些电影做过多述评。但此类大众文化娱乐产品，已然可以揭开这群武僧内心世界的一角。他们乐于相信，恰如此种电影所表达的，功夫既是一片可以让他们安憩地停泊的锚地，又是吹拂他们，使他们和民族一样向前迈进的信风。他们一面笃信以武止战的“不争”，一面又自然而然地认为，身处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秩序之下，功夫及其背后的哲学，可以作为“争”的工具，为本民族赢得尊严。
在世俗与澄明之间
马修并非政治学者，之于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为功夫所赋予的宏大叙事，他不甚关心。他关心的，乃是自己此时此地在中国一个内地省份中的日常生活。和早已见惯外国来客的沿海省份不同，1992年的河南，经济相对落后，基础建设亦停滞不前。一个外国人出现在河南的小城登封，很难不成为焦点。但成为焦点的代价是沉重的。
难以计数的算计与流言蜚语，像采石场里无孔不入的尘埃般钻入他的生活。卖给他的物件，总是比正常价格贵上几倍。甚至他在少林武术中心的每月1300美元的学费，也比行情价的每月550美元贵上许多。马修因此感到愤怒。他写道：“多付点钱从一个穷苦的农民那里买一罐可乐是可以接受的——这几乎是一种慈善行为——但当发现自己被干部们剥削时，我心中就好像有什么东西轰然崩塌了。”
为此，他开始恶补中国式的“交涉智慧”，在立场强硬和留有余地之间徘徊，巧妙地故作可怜，痛陈家事，为对方设立台阶。在这一方面，《少林很忙》与何伟的《行路中国》、保罗·索鲁的《在中国大地上》以及其他许许多多以外国人视角书写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书籍一样，能够让中国读者看到，某些在中国习以为常的惯例，在外国人眼中变得陌生的样子。
当然，这些作者并非年鉴学派的心态史专家。他们没有从巨细靡遗的史料钩沉这些习惯形成的原因，而是付诸直接感受。马修记述了他学习诸如猜拳之类酒桌规则的过程。或许是因为年轻，他很享受这种能够近乎完全融入异质文化之中的感觉。
但他也没有刻意美化自身的感受。贫穷依然如同船上的藤壶一般纠缠着，损耗着少林寺与登封这座城市。1992年时，这里的医疗条件几乎让人难以忍受。当马修的另一位美国朋友在训练中受伤时，他见识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医生随意在手术室内抽烟，护士缺乏最基本的消毒意识，手术用针锈蚀不堪。少林寺周边，亦滋生出一群如同秃鹫般的江湖骗子。他们打着少林寺的名号，四处寻找猎物。有人训练着奇技淫巧般的铁裆功，把这种功夫当成猎艳和收取高昂学费的手段。
写作此书时，他故地重游，发现如今经过多次翻新的少林寺，早已不复当年的残破，变成了他1992年时所想象的那座名刹。但过往曾与他共在一处的武僧，现在也星散各地。他们当中，有的人实现了过去的梦想，移民到国外，开武校维生；有的人离开少林寺，去到登封，去到北京，去到任何能够容纳他们的地方。仿佛少林只是他们生命中的一次短暂聚会，当他们离开，这里的一切便分崩离析。
然而也正是在少林，马修建立起他对功夫的信心。在本书结尾，马修遇见一位习武的老者。他衣着朴素，动作亦不甚标准，但其神态，却是如此全神贯注，如同禅定。这一刻，他明白，功夫无需那么多功利与计较。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专注于你每一块肌肉中力的流动，直到进入那短暂的澄明时刻，天地与你若合一契。这正是他在少林功夫中寻找的以武修禅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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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马修早早地战胜了愚昧这一项缺点，因为愚昧很容易透过不断的阅读、学习进行补足。年少时因无法读懂《纽约书评》油然而生的对自身知识匮乏的耻感，随着学业的进展缓缓褪去。然而，懦弱与迷茫却是深植于人格根系中的秉性。似乎唯有在少林寺，透过对功夫日复一日的习练，他才能找到打开心结的钥匙。
此种叙述方式，无疑暗含东方主义的逻辑预设。东方被刻意神秘化，成为外在于西方的他者。诡吊的是，在这套叙述中，东方也会在不经意间将自我神秘化，进而制造出与西方之间的文化区隔，以恢复其所谓文化自信。
马修观察到，武僧们热衷于用少林寺的闭路电视观看的，以近现代为背景的功夫片中，时常出现这样的景象：“有一小拨通常是澳大利亚人的老外演员，他们在影片即将接近尾声时出现，大吼一句类似这样的话，‘哈！你就是条中国狗，中国功夫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然后在荧幕上耍弄一两分钟后，被狼狈地打下台。”相比跆拳道、空手道而言，仿佛刻意保持着复杂含混状态的功夫，在此成为了一种民族主义的身体语言。
马修没有对这些电影做过多述评。但此类大众文化娱乐产品，已然可以揭开这群武僧内心世界的一角。他们乐于相信，恰如此种电影所表达的，功夫既是一片可以让他们安憩地停泊的锚地，又是吹拂他们，使他们和民族一样向前迈进的信风。他们一面笃信以武止战的“不争”，一面又自然而然地认为，身处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秩序之下，功夫及其背后的哲学，可以作为“争”的工具，为本民族赢得尊严。
在世俗与澄明之间
马修并非政治学者，之于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为功夫所赋予的宏大叙事，他不甚关心。他关心的，乃是自己此时此地在中国一个内地省份中的日常生活。和早已见惯外国来客的沿海省份不同，1992年的河南，经济相对落后，基础建设亦停滞不前。一个外国人出现在河南的小城登封，很难不成为焦点。但成为焦点的代价是沉重的。
难以计数的算计与流言蜚语，像采石场里无孔不入的尘埃般钻入他的生活。卖给他的物件，总是比正常价格贵上几倍。甚至他在少林武术中心的每月1300美元的学费，也比行情价的每月550美元贵上许多。马修因此感到愤怒。他写道：“多付点钱从一个穷苦的农民那里买一罐可乐是可以接受的——这几乎是一种慈善行为——但当发现自己被干部们剥削时，我心中就好像有什么东西轰然崩塌了。”
为此，他开始恶补中国式的“交涉智慧”，在立场强硬和留有余地之间徘徊，巧妙地故作可怜，痛陈家事，为对方设立台阶。在这一方面，《少林很忙》与何伟的《行路中国》、保罗·索鲁的《在中国大地上》以及其他许许多多以外国人视角书写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书籍一样，能够让中国读者看到，某些在中国习以为常的惯例，在外国人眼中变得陌生的样子。
当然，这些作者并非年鉴学派的心态史专家。他们没有从巨细靡遗的史料钩沉这些习惯形成的原因，而是付诸直接感受。马修记述了他学习诸如猜拳之类酒桌规则的过程。或许是因为年轻，他很享受这种能够近乎完全融入异质文化之中的感觉。
但他也没有刻意美化自身的感受。贫穷依然如同船上的藤壶一般纠缠着，损耗着少林寺与登封这座城市。1992年时，这里的医疗条件几乎让人难以忍受。当马修的另一位美国朋友在训练中受伤时，他见识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医生随意在手术室内抽烟，护士缺乏最基本的消毒意识，手术用针锈蚀不堪。少林寺周边，亦滋生出一群如同秃鹫般的江湖骗子。他们打着少林寺的名号，四处寻找猎物。有人训练着奇技淫巧般的铁裆功，把这种功夫当成猎艳和收取高昂学费的手段。
写作此书时，他故地重游，发现如今经过多次翻新的少林寺，早已不复当年的残破，变成了他1992年时所想象的那座名刹。但过往曾与他共在一处的武僧，现在也星散各地。他们当中，有的人实现了过去的梦想，移民到国外，开武校维生；有的人离开少林寺，去到登封，去到北京，去到任何能够容纳他们的地方。仿佛少林只是他们生命中的一次短暂聚会，当他们离开，这里的一切便分崩离析。
然而也正是在少林，马修建立起他对功夫的信心。在本书结尾，马修遇见一位习武的老者。他衣着朴素，动作亦不甚标准，但其神态，却是如此全神贯注，如同禅定。这一刻，他明白，功夫无需那么多功利与计较。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专注于你每一块肌肉中力的流动，直到进入那短暂的澄明时刻，天地与你若合一契。这正是他在少林功夫中寻找的以武修禅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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