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认真负责的妇产科医生,是如何被网暴逼死的?
周口六院内有专门的产科夜间接诊处。 原点记者摄
逐步失灵的屏障
8月7日下午，一位院内工作人员和记者说道：“从去年年底邵医生发生医疗纠纷至今，我们医院相关部门一直在跟进协调解决。在事发前几天和当天，我们的同事也一直在和邵医生一起商议协调如何面对。”她解释，院内有较为严谨的患者投诉处理流程，即接到患者投诉5小时内必须联系相关科室核实，24小时内必须给予投诉者相关初步回应。
一位该医院的主任医师则表示，“我们医院有纠纷办、医务科，还有医院办公室帮忙协调，在紧急情况时都能联系到这些部门，并迅速响应。”他感到困惑，明明医院也在帮忙协调邵婉和患者的矛盾，为何她要自己挺身而出?
“可能还是邵主任太要强，眼里揉不得沙子，想把事情和患者家属解释清楚。”这位医师根据邵婉平时的性格推测。
原本在悲剧发生前，医患间有着规范的沟通机制。
国内某三甲医院医患沟通部门的从业者袁朗表示，“医院接到患者的诉求后会进行调查、核实，在五个工作日内给对方回复。如果患者不满，就会进入医疗纠纷的处置程序。”她指出，国家对有医疗纠纷的处置有法律法规：医患双方可以自行协商解决、司法起诉解决以及通过当地的卫生行政部门或人民调解委员会等机构进行调解。
但袁朗感慨，这些方法必须基于“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她遇到过不少患者，宁愿去信访、找12345不停投诉，也不愿意走法定途径，“你们医院有错，我觉得我没有错，我要你们赔钱！”
在此期间，另一端的患者也有无奈。
某医院医生冯清曾在身份的转换间，感受过患者的立场。她在某医院接受治疗后产生了一些她没想到的后果。当时她投诉到了卫健部门，迟迟没有得到调查的进展与回复。反映到上级部门，对方才联系到她，表示已经对涉事的医院和医生进行了行政处罚。“这些内容看不出和我的投诉有什么关系，申请信息公开也被拒绝了。”
冯清直言，正是这种不透明、不被重视的感受，让她在朋友圈持续表达愤怒。
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教授金淼曾在医院担任医务社工。她见到，在科层制主导的医院管理模式中，组织利益往往优先于个体关怀，面对纠纷时，医院的管理部门会有保全医院声誉的考量，迅速启动舆情管理，减少信息披露。
袁朗很多次遇见，在一些小型的医疗纠纷中，多数患者都会接受赔偿、表示愿意沟通协商。很多时候，是亲人、自己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才会选择把事情“闹大”。
袁朗观察到，这些患者对医学并不了解，委员会和有关部门给予的事实反馈又有延迟。他们直言，自己对那些医学委员会“没有信任”，“肯定和医院是一伙的！”一些人冲进袁朗的办公室里，对双方的对话进行录音、拍摄，剪辑后发布在网络上。
“医院的行政部门对此只能履行劝说的职责。”袁朗说。医院的宣传科会有针对网络舆情的预警机制：只要工作人员监测到，各大媒体平台上有针对该医院的指控内容，很快就会反映到医院的管理部门。根据正常的处理流程，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联系内容的发送者，劝告进行删除。
“我们没有手段禁止他们发视频。”袁朗提到，在网络上公开发布信息，本来就是这些患者的权利，而且这些视频的内容往往没有上升到危害公共安全、扰乱社会秩序的程度，平台无法下架，公安部门也难以介入。
袁朗苦笑，“只能点举报按钮啊。”运气好的话，平台就会对视频限流。有一回，她也遇见过一位医生遭遇了严重的网络暴力。医生选择报案后，公安部门到医院里，和医患沟通部门调取信息。
尽管如此，这道防线最终也在失灵。张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中说，今年7月30日，妻子邵婉曾去派出所报警。当时警方并未立案。7月31日，他陪邵婉再次到派出所报警。这次虽然立了案，但没有明确如何解决，也没有联系网暴者下架视频。当时张先生和警察说，不要不当回事，因为网暴想不开自杀的案例有很多。
此时，更多人正在困境中选择沉默。
陈子杨看到，网络上有人留言，“她为啥没在恶意来临时，及时去向外界疏导，或者是向外部力量求助？”陈子杨有些无奈，医生真的很忙，每天都在高负荷的工作中，没有时间去倾诉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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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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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下午，一位院内工作人员和记者说道：“从去年年底邵医生发生医疗纠纷至今，我们医院相关部门一直在跟进协调解决。在事发前几天和当天，我们的同事也一直在和邵医生一起商议协调如何面对。”她解释，院内有较为严谨的患者投诉处理流程，即接到患者投诉5小时内必须联系相关科室核实，24小时内必须给予投诉者相关初步回应。
一位该医院的主任医师则表示，“我们医院有纠纷办、医务科，还有医院办公室帮忙协调，在紧急情况时都能联系到这些部门，并迅速响应。”他感到困惑，明明医院也在帮忙协调邵婉和患者的矛盾，为何她要自己挺身而出?
“可能还是邵主任太要强，眼里揉不得沙子，想把事情和患者家属解释清楚。”这位医师根据邵婉平时的性格推测。
原本在悲剧发生前，医患间有着规范的沟通机制。
国内某三甲医院医患沟通部门的从业者袁朗表示，“医院接到患者的诉求后会进行调查、核实，在五个工作日内给对方回复。如果患者不满，就会进入医疗纠纷的处置程序。”她指出，国家对有医疗纠纷的处置有法律法规：医患双方可以自行协商解决、司法起诉解决以及通过当地的卫生行政部门或人民调解委员会等机构进行调解。
但袁朗感慨，这些方法必须基于“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她遇到过不少患者，宁愿去信访、找12345不停投诉，也不愿意走法定途径，“你们医院有错，我觉得我没有错，我要你们赔钱！”
在此期间，另一端的患者也有无奈。
某医院医生冯清曾在身份的转换间，感受过患者的立场。她在某医院接受治疗后产生了一些她没想到的后果。当时她投诉到了卫健部门，迟迟没有得到调查的进展与回复。反映到上级部门，对方才联系到她，表示已经对涉事的医院和医生进行了行政处罚。“这些内容看不出和我的投诉有什么关系，申请信息公开也被拒绝了。”
冯清直言，正是这种不透明、不被重视的感受，让她在朋友圈持续表达愤怒。
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教授金淼曾在医院担任医务社工。她见到，在科层制主导的医院管理模式中，组织利益往往优先于个体关怀，面对纠纷时，医院的管理部门会有保全医院声誉的考量，迅速启动舆情管理，减少信息披露。
袁朗很多次遇见，在一些小型的医疗纠纷中，多数患者都会接受赔偿、表示愿意沟通协商。很多时候，是亲人、自己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才会选择把事情“闹大”。
袁朗观察到，这些患者对医学并不了解，委员会和有关部门给予的事实反馈又有延迟。他们直言，自己对那些医学委员会“没有信任”，“肯定和医院是一伙的！”一些人冲进袁朗的办公室里，对双方的对话进行录音、拍摄，剪辑后发布在网络上。
“医院的行政部门对此只能履行劝说的职责。”袁朗说。医院的宣传科会有针对网络舆情的预警机制：只要工作人员监测到，各大媒体平台上有针对该医院的指控内容，很快就会反映到医院的管理部门。根据正常的处理流程，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联系内容的发送者，劝告进行删除。
“我们没有手段禁止他们发视频。”袁朗提到，在网络上公开发布信息，本来就是这些患者的权利，而且这些视频的内容往往没有上升到危害公共安全、扰乱社会秩序的程度，平台无法下架，公安部门也难以介入。
袁朗苦笑，“只能点举报按钮啊。”运气好的话，平台就会对视频限流。有一回，她也遇见过一位医生遭遇了严重的网络暴力。医生选择报案后，公安部门到医院里，和医患沟通部门调取信息。
尽管如此，这道防线最终也在失灵。张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中说，今年7月30日，妻子邵婉曾去派出所报警。当时警方并未立案。7月31日，他陪邵婉再次到派出所报警。这次虽然立了案，但没有明确如何解决，也没有联系网暴者下架视频。当时张先生和警察说，不要不当回事，因为网暴想不开自杀的案例有很多。
此时，更多人正在困境中选择沉默。
陈子杨看到，网络上有人留言，“她为啥没在恶意来临时，及时去向外界疏导，或者是向外部力量求助？”陈子杨有些无奈，医生真的很忙，每天都在高负荷的工作中，没有时间去倾诉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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