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野人山走来的女兵,丈夫失联后苦等六十年

第十三军很多领导的孩子,都是陈庆珍接生的,一直流产的政治部主任夫人,在陈庆珍的保胎治疗下,生下了大胖小子。


但很快,部队整风运动开始,自尊心极强的夏处长自杀了,无依无靠的夏夫人带着两个孩子回了东北老家,从此没了音信。

来不及感伤别人,1951年5月,陈庆珍收到最后一封缅甸来信,伍启伦在信中说,“我们的事这样下去是没有前途的,我决定自己来处理,你暂时不要来信,等我有了住处再给你信,或是接你们到马来西亚。”

陈庆珍频频给在缅甸的“广东会馆”发信求助,还给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去信求助,但伍启伦还是人间蒸发,从此生死未明。

他翻过了缅北野人山,还是没能走出缅甸那片旧战场。



陈庆珍从开远铁路医院调到昆明北站卫生所,这里条件很差,只有四个医护人员,陈庆珍艰难把家安下,接着就是不断的政治运动。

陈庆珍小心翼翼,埋头苦干,她在国外杳无音信的丈夫,是个定时炸弹,她生怕别人按上里通外国的罪名将她抓起来。

四十多年后,有个老同事对她说,当年确实是开会讨论要把陈庆珍抓起来,但其中有人提议,她没什么现行反革命行为,凭什么抓她,再说她有四个孩子,把她抓走了,四个孩子还要政府来养。

晚年讲到这里,陈庆珍感谢提意见的好心人,同时她说,当年一心整她的人后来也很悲惨,老婆死了,儿子车祸也死了,家破人亡的,所以人还是要多与人为善。

随着孩子的长大,纷纷考上中学离开了陈庆珍身边,她每月工资到手先把伙食费分给孩子,剩下来的自己留做菜钱,每个月总要吃上十几天没有菜钱的日子。

这期间,有一批柳州技校毕业的学生分到北站机务站,刚开始不安心工作总是去卫生所找麻烦,不是要药就是要病假条。

后来得知陈庆珍的情况后,不仅不为难她,还组织过一次为陈庆珍孩子捐学费的爱心活动,虽然钱不多,陈庆珍也深深记着。

有人好,有人就不好,卫生所有同事看不得工人对她好,将陈庆珍开假条的存根收集好,说她乱开假条给病人,不久,陈庆珍也就被调到中心医院妇产科。

刚开始,医院的同事也处处针对她,但陈庆珍坚持了下来,在这所大医院一直干到退休。


坏事变好事。

很快,就迎来“文革”十年,陈庆珍没有逃过里通外国间谍的罪名,一群年轻男女冲到家中,让她交出台湾来信。

陈庆珍说自己没有台湾来信,只有缅甸、马来西亚的来信和中国大使馆的回信,她保存在箱子里的所有一切都被抄走了。

第二天召开群众大会,关了一夜的陈庆珍被拉上台,脖子上戴着国民党员的牌子,铁路工程队的打手们,用木板打她的腰、臀、腿。

这一天,不仅是陈庆珍,很多退休的老工程师们一起遭到毒打,此后,开始了早请示晚汇报的屈辱日常。

不久,两个老工程师不甘受辱,相继上吊自杀。陈庆珍默默承受了一切,头上流下豆大的汗珠,她没有喊叫一声,也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直到有个小男孩跑去告诉在城里读书的儿子,儿子回家烧了一壶热水来给她热敷身上的淤青,陈庆珍这才留下伤心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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