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1984》沒有變,但美國變了
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波蘭充斥著未經審查的出版物——有些是偷運進來的，很多是地下印刷的。共產黨的審查制度開始崩潰，而壹旦失去對信息的控制，波蘭政權也就失去了對人民的控制。1989年6月，共產黨被迫舉行半自由選舉，反對運動“團結工會”獲勝。波蘭之後，類似的情形洪水般接踵而至：壹年後，所有東歐的共產黨政權都被民選政府取代。
21世紀20年代中期，《1984》再次被限制——這次是被美國與特朗普結盟的保守派政界人士。2023年5月，艾奧瓦州共和黨州長金·雷諾茲簽署了《參議院第496號法案》，宣稱該法案能“讓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中掌控主導權”。事實上，該法案迫使艾奧瓦州的學校從圖書館移除數以千計文化保守派不認可的書。
《參議院第496號法案》（目前正面臨法律訴訟）主要禁止包含LGBTQ+角色、女權主義等進步主題或由有色人種撰寫的書籍。但該法案也波及了幾位諷刺極權主義的作者——他們的作品曾被中情局圖書計劃送往東方，包括奧爾德斯·赫胥黎、庫爾特·馮內古特，而奧威爾的《1984》和《動物莊園》也在禁書名單上。
《參議院第496號法案》只是美國日益壯大的審查機制中的壹環。自2021年以來，美國筆會已錄得近16,000起禁書事件（因內容而撤回書籍或限制獲取），僅2023-24學年就有10046次。審查行動主要由共和黨州議員和“父母權利”團體推動。佛羅裡達州居首，該學年錄得4561次禁書，包括壹本《1984》的漫畫改編版——通過新州法和父母施壓的雙重方式實現。緊隨其後的是艾奧瓦州（3671次）、得克薩斯州（538次）、威斯康星州（408次）、弗吉尼亞州（121次）和肯塔基州（100次）。
審查不止於地方層面。今年，特朗普簽署叁項旨在打擊“覺醒主義”的行政命令後，國防部教育機構從其學校系統中移除並審查了500多本書，其中包括據壹份報告所稱，中情局曾送往東方集團的奧爾德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聯邦資助機構還編制了壹份包含350多個禁用詞匯和短語的清單，其中包括“women”（女人）、“diversity”（多元）和“ethnicity”（族裔）。
冷戰中，美國選擇“自由”——民主自由、言論自由、思想自由、選擇自由——作為與蘇聯敵人的核心區別。“贰戰”結束後，兩黨總統都以“自由世界”領導者的身份自居。羅納德·裡根是冷戰“自由”議程的倡導者，並在任內監督中央情報局文學計劃的推進，1982年，他在英國議會演講時提及“自由與民主的前進”將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丟進歷史的垃圾堆”。中情局圖書計劃負責人喬治·明登曾將自己的行動描述為“壹場自由、誠實思想的攻勢”，這並非巧合。
特朗普、萬斯、德桑蒂斯及其同道們壹邊宣揚第壹修正案的美德，壹邊拆除對抗虛假信息的護欄，還試圖壓制他們反對的政治觀點。禁書並非他們的唯壹手段：他們還阻撓獨立記者獲取信息、恐嚇新聞機構、切斷他們認為對“讓美國再次偉大”議程懷有敵意的媒體的資金，包括國家公共廣播電台、自由歐洲電台/自由電台、自由亞洲電台和美國之音。
中情局圖書計劃的歷史給那些試圖禁止書籍的人提供了兩點值得深思的啟示。其壹，審查——無論來自共產黨、法西斯還是民主政府——往往會刺激對目標作品的需求（這壹點，再加上特朗普的奧威爾式策略，或許能解釋為何近年來《1984》在圖書排行榜上壹路飆升）。
其贰，極權主義者輸掉了冷戰，思想自由贏得了勝利。作品曾得到中情局推廣（他本人可能並不知情）的波蘭前異見人士亞當·米奇尼克說：“是書籍在這場戰斗中取得了勝利。我們應該為書籍建壹座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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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21世紀20年代中期，《1984》再次被限制——這次是被美國與特朗普結盟的保守派政界人士。2023年5月，艾奧瓦州共和黨州長金·雷諾茲簽署了《參議院第496號法案》，宣稱該法案能“讓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中掌控主導權”。事實上，該法案迫使艾奧瓦州的學校從圖書館移除數以千計文化保守派不認可的書。
《參議院第496號法案》（目前正面臨法律訴訟）主要禁止包含LGBTQ+角色、女權主義等進步主題或由有色人種撰寫的書籍。但該法案也波及了幾位諷刺極權主義的作者——他們的作品曾被中情局圖書計劃送往東方，包括奧爾德斯·赫胥黎、庫爾特·馮內古特，而奧威爾的《1984》和《動物莊園》也在禁書名單上。
《參議院第496號法案》只是美國日益壯大的審查機制中的壹環。自2021年以來，美國筆會已錄得近16,000起禁書事件（因內容而撤回書籍或限制獲取），僅2023-24學年就有10046次。審查行動主要由共和黨州議員和“父母權利”團體推動。佛羅裡達州居首，該學年錄得4561次禁書，包括壹本《1984》的漫畫改編版——通過新州法和父母施壓的雙重方式實現。緊隨其後的是艾奧瓦州（3671次）、得克薩斯州（538次）、威斯康星州（408次）、弗吉尼亞州（121次）和肯塔基州（100次）。
審查不止於地方層面。今年，特朗普簽署叁項旨在打擊“覺醒主義”的行政命令後，國防部教育機構從其學校系統中移除並審查了500多本書，其中包括據壹份報告所稱，中情局曾送往東方集團的奧爾德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聯邦資助機構還編制了壹份包含350多個禁用詞匯和短語的清單，其中包括“women”（女人）、“diversity”（多元）和“ethnicity”（族裔）。
冷戰中，美國選擇“自由”——民主自由、言論自由、思想自由、選擇自由——作為與蘇聯敵人的核心區別。“贰戰”結束後，兩黨總統都以“自由世界”領導者的身份自居。羅納德·裡根是冷戰“自由”議程的倡導者，並在任內監督中央情報局文學計劃的推進，1982年，他在英國議會演講時提及“自由與民主的前進”將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丟進歷史的垃圾堆”。中情局圖書計劃負責人喬治·明登曾將自己的行動描述為“壹場自由、誠實思想的攻勢”，這並非巧合。
特朗普、萬斯、德桑蒂斯及其同道們壹邊宣揚第壹修正案的美德，壹邊拆除對抗虛假信息的護欄，還試圖壓制他們反對的政治觀點。禁書並非他們的唯壹手段：他們還阻撓獨立記者獲取信息、恐嚇新聞機構、切斷他們認為對“讓美國再次偉大”議程懷有敵意的媒體的資金，包括國家公共廣播電台、自由歐洲電台/自由電台、自由亞洲電台和美國之音。
中情局圖書計劃的歷史給那些試圖禁止書籍的人提供了兩點值得深思的啟示。其壹，審查——無論來自共產黨、法西斯還是民主政府——往往會刺激對目標作品的需求（這壹點，再加上特朗普的奧威爾式策略，或許能解釋為何近年來《1984》在圖書排行榜上壹路飆升）。
其贰，極權主義者輸掉了冷戰，思想自由贏得了勝利。作品曾得到中情局推廣（他本人可能並不知情）的波蘭前異見人士亞當·米奇尼克說：“是書籍在這場戰斗中取得了勝利。我們應該為書籍建壹座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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