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1984》沒有變,但美國變了
#觀點 今年，特朗普簽署了叁項旨在打擊“覺醒主義”的行政命令後，國防部教育機構從其學校系統中移除並審查了500多本書。聯邦資助機構還編制了壹份包含350多個禁用詞匯和短語的清單，其中包括“women”（女人）、“diversity”（多元）和“ethnicity”（族裔）。https://t.co/s5n06V58sJ— 紐約時報中文網 (@nytchinese) July 29, 2025
我在華沙大學社會科學系的圖書室尋獲了壹本喬治·奧威爾的《1984》，在這個彌漫著塵埃與故紙氣息的文學寶庫裡書架林立，有些地方只能側身穿行。幾個月來，我壹直在尋找這個特別版本，在我看來，這本書在贏得冷戰的過程中發揮了雖小卻意義非凡的作用。
1989年東方集團崩塌的原因紛繁復雜，最常被提及的是東方的經濟停滯與阿富汗戰爭。不過，文學同樣功不可沒：中央情報局曾長期開展秘密行動，將數百萬冊書籍偷運過鐵幕，以突破共產黨的審查。
雖然很難量化該項目的確切影響，但這段歷史對當下極具啟示意義，尤其是冷戰期間中情局送去東歐的《1984》等書，如今在美國各地的許多保守團體看來，卻被認為是不可接受的。
奧威爾的小說《1984》於1949年首次以英文出版，它描繪了集權國家大洋國這個反烏托邦世界。小說的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在壹個名為真理部的龐大政府部門工作。真理部這個名字實為絕妙反諷：它的職責不是扞衛真理，而是摧毀真理，它篡改歷史以迎合黨及其領袖——老大哥的當下需求，正如書中的口號所言，“誰控制了過去，誰就掌控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誰就掌控了過去。”
在現實生活的蘇維埃制度下，每個國家都有與真理部對應的機構，它們效仿的是蘇聯模板。在蘇聯之外最大的東歐國家波蘭，負責審查和宣傳的機構是“出版與公共表演監督總局”，它占據了華沙市中心壹個街區的大部分。
從藝術到廣告，從電視到舞台劇，總局滲透到波蘭生活的方方面面。所有的電視台、廣播電台、電影制片廠和出版社都有其雇員駐守。波蘭的每台打字機都必須注冊，每台復印機的使用都受到嚴格限制，甚至購買壹令紙都需要許可證。不符合審查規則的書籍盡數化為紙漿。
結果就是頭腦遭到禁錮，諾貝爾獎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稱之為“話語暴政”(logocracy)，即壹個話語體系被操縱以適應政權宣傳需求的社會。在話語暴政下，華約組織被認為保護波蘭免受“修正主義”德國新納粹分子和“西方帝國主義”的攻擊，盡管最大的帝國主義威脅其實來自東方。
麻煩人物、敏感事實及令人尷尬的新聞調查皆從公共領域清除。例如，充滿爭議的俄波關系史和卡廷慘案均成禁忌，甚至不能提及波蘭存在酗酒問題。人們生活在壹個奧威爾式“雙重思想”的世界中，在家關著門的時候相信某些事情是真的，出門卻奉行黨所欽定的另壹套“事實”。
1945年出版諷刺俄國革命的小說《動物莊園》後，奧威爾在蘇聯就成為了“不存在的人”(nonperson)。在那裡，其名見諸文字即招致危險，在《1984》出版後，它在東方集團遭全語種封禁。但在被偷偷送過鐵幕後，這部小說迸發驚人的力量。米沃什寫道，這本書“很難弄到，持有它是危險的”，但從未踏足東歐的奧威爾令民眾著迷，因為“他對他們所熟悉的細節有著深刻的洞察”。
壹些讀過這本禁書的東歐讀者曾經懷疑，但很少有人確切知道：這些書以及數以百萬計其他未經審查的文本能送到他們手中，並非完全偶然，而是美國情報機構長期運作的“中情局圖書計劃”的壹部分。大部分時間，該計劃的總部都在曼哈頓中城公園南大街475號壹棟不起眼的辦公樓裡。在那裡，壹小隊中情局雇員組織了1000萬冊書籍和期刊向東方集團的滲透行動，通過各種能想到的方式運送：裝有秘密隔層的卡車，穿越風暴肆虐的波羅的海的游艇，郵件，或是塞進無數東歐旅行者的行李——他們之前都會去拜訪中情局在西方的分發點。
中情局的計劃在整個東方集團展開，為每個國家——從匈牙利到龐大的蘇聯本身——配備專門的編輯。但在波蘭，這些書最受歡迎——部分因為華沙政權比其他東歐國家更偏向自由派，部分因為波蘭從沙皇時代就有地下文學的悠久傳統。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波蘭的地下印刷機還會大量重印禁書，這些印刷機往往是由中情局計劃的關聯人員購買並偷運進來的，從而進壹步擴大了這些文學作品的影響力。
《1984》的首個波蘭語譯本1953年在法國出版，由波蘭流亡者耶日·吉德羅伊茨推出，他是中情局代號“QRBERETTA”的特工。我在華沙大學找到的正是這個版本。1957年，這本書和其他幾本禁書被交給壹位獲准前往巴黎的波蘭藝術評論家，由他偷運回國。在東方集團內部，接下來的叁拾年裡，這本書壹直履行著它的出版使命：悄悄從內部瓦解蘇聯共產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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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我在華沙大學社會科學系的圖書室尋獲了壹本喬治·奧威爾的《1984》，在這個彌漫著塵埃與故紙氣息的文學寶庫裡書架林立，有些地方只能側身穿行。幾個月來，我壹直在尋找這個特別版本，在我看來，這本書在贏得冷戰的過程中發揮了雖小卻意義非凡的作用。
1989年東方集團崩塌的原因紛繁復雜，最常被提及的是東方的經濟停滯與阿富汗戰爭。不過，文學同樣功不可沒：中央情報局曾長期開展秘密行動，將數百萬冊書籍偷運過鐵幕，以突破共產黨的審查。
雖然很難量化該項目的確切影響，但這段歷史對當下極具啟示意義，尤其是冷戰期間中情局送去東歐的《1984》等書，如今在美國各地的許多保守團體看來，卻被認為是不可接受的。
奧威爾的小說《1984》於1949年首次以英文出版，它描繪了集權國家大洋國這個反烏托邦世界。小說的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在壹個名為真理部的龐大政府部門工作。真理部這個名字實為絕妙反諷：它的職責不是扞衛真理，而是摧毀真理，它篡改歷史以迎合黨及其領袖——老大哥的當下需求，正如書中的口號所言，“誰控制了過去，誰就掌控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誰就掌控了過去。”
在現實生活的蘇維埃制度下，每個國家都有與真理部對應的機構，它們效仿的是蘇聯模板。在蘇聯之外最大的東歐國家波蘭，負責審查和宣傳的機構是“出版與公共表演監督總局”，它占據了華沙市中心壹個街區的大部分。
從藝術到廣告，從電視到舞台劇，總局滲透到波蘭生活的方方面面。所有的電視台、廣播電台、電影制片廠和出版社都有其雇員駐守。波蘭的每台打字機都必須注冊，每台復印機的使用都受到嚴格限制，甚至購買壹令紙都需要許可證。不符合審查規則的書籍盡數化為紙漿。
結果就是頭腦遭到禁錮，諾貝爾獎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稱之為“話語暴政”(logocracy)，即壹個話語體系被操縱以適應政權宣傳需求的社會。在話語暴政下，華約組織被認為保護波蘭免受“修正主義”德國新納粹分子和“西方帝國主義”的攻擊，盡管最大的帝國主義威脅其實來自東方。
麻煩人物、敏感事實及令人尷尬的新聞調查皆從公共領域清除。例如，充滿爭議的俄波關系史和卡廷慘案均成禁忌，甚至不能提及波蘭存在酗酒問題。人們生活在壹個奧威爾式“雙重思想”的世界中，在家關著門的時候相信某些事情是真的，出門卻奉行黨所欽定的另壹套“事實”。
1945年出版諷刺俄國革命的小說《動物莊園》後，奧威爾在蘇聯就成為了“不存在的人”(nonperson)。在那裡，其名見諸文字即招致危險，在《1984》出版後，它在東方集團遭全語種封禁。但在被偷偷送過鐵幕後，這部小說迸發驚人的力量。米沃什寫道，這本書“很難弄到，持有它是危險的”，但從未踏足東歐的奧威爾令民眾著迷，因為“他對他們所熟悉的細節有著深刻的洞察”。
壹些讀過這本禁書的東歐讀者曾經懷疑，但很少有人確切知道：這些書以及數以百萬計其他未經審查的文本能送到他們手中，並非完全偶然，而是美國情報機構長期運作的“中情局圖書計劃”的壹部分。大部分時間，該計劃的總部都在曼哈頓中城公園南大街475號壹棟不起眼的辦公樓裡。在那裡，壹小隊中情局雇員組織了1000萬冊書籍和期刊向東方集團的滲透行動，通過各種能想到的方式運送：裝有秘密隔層的卡車，穿越風暴肆虐的波羅的海的游艇，郵件，或是塞進無數東歐旅行者的行李——他們之前都會去拜訪中情局在西方的分發點。
中情局的計劃在整個東方集團展開，為每個國家——從匈牙利到龐大的蘇聯本身——配備專門的編輯。但在波蘭，這些書最受歡迎——部分因為華沙政權比其他東歐國家更偏向自由派，部分因為波蘭從沙皇時代就有地下文學的悠久傳統。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波蘭的地下印刷機還會大量重印禁書，這些印刷機往往是由中情局計劃的關聯人員購買並偷運進來的，從而進壹步擴大了這些文學作品的影響力。
《1984》的首個波蘭語譯本1953年在法國出版，由波蘭流亡者耶日·吉德羅伊茨推出，他是中情局代號“QRBERETTA”的特工。我在華沙大學找到的正是這個版本。1957年，這本書和其他幾本禁書被交給壹位獲准前往巴黎的波蘭藝術評論家，由他偷運回國。在東方集團內部，接下來的叁拾年裡，這本書壹直履行著它的出版使命：悄悄從內部瓦解蘇聯共產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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