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1984》沒有變,但美國變了
#觀點 今年，特朗普簽署了叁項旨在打擊“覺醒主義”的行政命令後，國防部教育機構從其學校系統中移除並審查了500多本書。聯邦資助機構還編制了壹份包含350多個禁用詞匯和短語的清單，其中包括“women”（女人）、“diversity”（多元）和“ethnicity”（族裔）。https://t.co/s5n06V58sJ— 紐約時報中文網 (@nytchinese) July 29, 2025
我在華沙大學社會科學系的圖書室尋獲了壹本喬治·奧威爾的《1984》，在這個彌漫著塵埃與故紙氣息的文學寶庫裡書架林立，有些地方只能側身穿行。幾個月來，我壹直在尋找這個特別版本，在我看來，這本書在贏得冷戰的過程中發揮了雖小卻意義非凡的作用。
1989年東方集團崩塌的原因紛繁復雜，最常被提及的是東方的經濟停滯與阿富汗戰爭。不過，文學同樣功不可沒：中央情報局曾長期開展秘密行動，將數百萬冊書籍偷運過鐵幕，以突破共產黨的審查。
雖然很難量化該項目的確切影響，但這段歷史對當下極具啟示意義，尤其是冷戰期間中情局送去東歐的《1984》等書，如今在美國各地的許多保守團體看來，卻被認為是不可接受的。
奧威爾的小說《1984》於1949年首次以英文出版，它描繪了集權國家大洋國這個反烏托邦世界。小說的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在壹個名為真理部的龐大政府部門工作。真理部這個名字實為絕妙反諷：它的職責不是扞衛真理，而是摧毀真理，它篡改歷史以迎合黨及其領袖——老大哥的當下需求，正如書中的口號所言，“誰控制了過去，誰就掌控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誰就掌控了過去。”
在現實生活的蘇維埃制度下，每個國家都有與真理部對應的機構，它們效仿的是蘇聯模板。在蘇聯之外最大的東歐國家波蘭，負責審查和宣傳的機構是“出版與公共表演監督總局”，它占據了華沙市中心壹個街區的大部分。
從藝術到廣告，從電視到舞台劇，總局滲透到波蘭生活的方方面面。所有的電視台、廣播電台、電影制片廠和出版社都有其雇員駐守。波蘭的每台打字機都必須注冊，每台復印機的使用都受到嚴格限制，甚至購買壹令紙都需要許可證。不符合審查規則的書籍盡數化為紙漿。
結果就是頭腦遭到禁錮，諾貝爾獎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稱之為“話語暴政”(logocracy)，即壹個話語體系被操縱以適應政權宣傳需求的社會。在話語暴政下，華約組織被認為保護波蘭免受“修正主義”德國新納粹分子和“西方帝國主義”的攻擊，盡管最大的帝國主義威脅其實來自東方。
麻煩人物、敏感事實及令人尷尬的新聞調查皆從公共領域清除。例如，充滿爭議的俄波關系史和卡廷慘案均成禁忌，甚至不能提及波蘭存在酗酒問題。人們生活在壹個奧威爾式“雙重思想”的世界中，在家關著門的時候相信某些事情是真的，出門卻奉行黨所欽定的另壹套“事實”。
1945年出版諷刺俄國革命的小說《動物莊園》後，奧威爾在蘇聯就成為了“不存在的人”(nonperson)。在那裡，其名見諸文字即招致危險，在《1984》出版後，它在東方集團遭全語種封禁。但在被偷偷送過鐵幕後，這部小說迸發驚人的力量。米沃什寫道，這本書“很難弄到，持有它是危險的”，但從未踏足東歐的奧威爾令民眾著迷，因為“他對他們所熟悉的細節有著深刻的洞察”。
壹些讀過這本禁書的東歐讀者曾經懷疑，但很少有人確切知道：這些書以及數以百萬計其他未經審查的文本能送到他們手中，並非完全偶然，而是美國情報機構長期運作的“中情局圖書計劃”的壹部分。大部分時間，該計劃的總部都在曼哈頓中城公園南大街475號壹棟不起眼的辦公樓裡。在那裡，壹小隊中情局雇員組織了1000萬冊書籍和期刊向東方集團的滲透行動，通過各種能想到的方式運送：裝有秘密隔層的卡車，穿越風暴肆虐的波羅的海的游艇，郵件，或是塞進無數東歐旅行者的行李——他們之前都會去拜訪中情局在西方的分發點。
中情局的計劃在整個東方集團展開，為每個國家——從匈牙利到龐大的蘇聯本身——配備專門的編輯。但在波蘭，這些書最受歡迎——部分因為華沙政權比其他東歐國家更偏向自由派，部分因為波蘭從沙皇時代就有地下文學的悠久傳統。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波蘭的地下印刷機還會大量重印禁書，這些印刷機往往是由中情局計劃的關聯人員購買並偷運進來的，從而進壹步擴大了這些文學作品的影響力。
《1984》的首個波蘭語譯本1953年在法國出版，由波蘭流亡者耶日·吉德羅伊茨推出，他是中情局代號“QRBERETTA”的特工。我在華沙大學找到的正是這個版本。1957年，這本書和其他幾本禁書被交給壹位獲准前往巴黎的波蘭藝術評論家，由他偷運回國。在東方集團內部，接下來的叁拾年裡，這本書壹直履行著它的出版使命：悄悄從內部瓦解蘇聯共產主義。
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波蘭充斥著未經審查的出版物——有些是偷運進來的，很多是地下印刷的。共產黨的審查制度開始崩潰，而壹旦失去對信息的控制，波蘭政權也就失去了對人民的控制。1989年6月，共產黨被迫舉行半自由選舉，反對運動“團結工會”獲勝。波蘭之後，類似的情形洪水般接踵而至：壹年後，所有東歐的共產黨政權都被民選政府取代。
21世紀20年代中期，《1984》再次被限制——這次是被美國與特朗普結盟的保守派政界人士。2023年5月，艾奧瓦州共和黨州長金·雷諾茲簽署了《參議院第496號法案》，宣稱該法案能“讓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中掌控主導權”。事實上，該法案迫使艾奧瓦州的學校從圖書館移除數以千計文化保守派不認可的書。
《參議院第496號法案》（目前正面臨法律訴訟）主要禁止包含LGBTQ+角色、女權主義等進步主題或由有色人種撰寫的書籍。但該法案也波及了幾位諷刺極權主義的作者——他們的作品曾被中情局圖書計劃送往東方，包括奧爾德斯·赫胥黎、庫爾特·馮內古特，而奧威爾的《1984》和《動物莊園》也在禁書名單上。
《參議院第496號法案》只是美國日益壯大的審查機制中的壹環。自2021年以來，美國筆會已錄得近16,000起禁書事件（因內容而撤回書籍或限制獲取），僅2023-24學年就有10046次。審查行動主要由共和黨州議員和“父母權利”團體推動。佛羅裡達州居首，該學年錄得4561次禁書，包括壹本《1984》的漫畫改編版——通過新州法和父母施壓的雙重方式實現。緊隨其後的是艾奧瓦州（3671次）、得克薩斯州（538次）、威斯康星州（408次）、弗吉尼亞州（121次）和肯塔基州（100次）。
審查不止於地方層面。今年，特朗普簽署叁項旨在打擊“覺醒主義”的行政命令後，國防部教育機構從其學校系統中移除並審查了500多本書，其中包括據壹份報告所稱，中情局曾送往東方集團的奧爾德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聯邦資助機構還編制了壹份包含350多個禁用詞匯和短語的清單，其中包括“women”（女人）、“diversity”（多元）和“ethnicity”（族裔）。
冷戰中，美國選擇“自由”——民主自由、言論自由、思想自由、選擇自由——作為與蘇聯敵人的核心區別。“贰戰”結束後，兩黨總統都以“自由世界”領導者的身份自居。羅納德·裡根是冷戰“自由”議程的倡導者，並在任內監督中央情報局文學計劃的推進，1982年，他在英國議會演講時提及“自由與民主的前進”將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丟進歷史的垃圾堆”。中情局圖書計劃負責人喬治·明登曾將自己的行動描述為“壹場自由、誠實思想的攻勢”，這並非巧合。
特朗普、萬斯、德桑蒂斯及其同道們壹邊宣揚第壹修正案的美德，壹邊拆除對抗虛假信息的護欄，還試圖壓制他們反對的政治觀點。禁書並非他們的唯壹手段：他們還阻撓獨立記者獲取信息、恐嚇新聞機構、切斷他們認為對“讓美國再次偉大”議程懷有敵意的媒體的資金，包括國家公共廣播電台、自由歐洲電台/自由電台、自由亞洲電台和美國之音。
中情局圖書計劃的歷史給那些試圖禁止書籍的人提供了兩點值得深思的啟示。其壹，審查——無論來自共產黨、法西斯還是民主政府——往往會刺激對目標作品的需求（這壹點，再加上特朗普的奧威爾式策略，或許能解釋為何近年來《1984》在圖書排行榜上壹路飆升）。
其贰，極權主義者輸掉了冷戰，思想自由贏得了勝利。作品曾得到中情局推廣（他本人可能並不知情）的波蘭前異見人士亞當·米奇尼克說：“是書籍在這場戰斗中取得了勝利。我們應該為書籍建壹座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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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華沙大學社會科學系的圖書室尋獲了壹本喬治·奧威爾的《1984》，在這個彌漫著塵埃與故紙氣息的文學寶庫裡書架林立，有些地方只能側身穿行。幾個月來，我壹直在尋找這個特別版本，在我看來，這本書在贏得冷戰的過程中發揮了雖小卻意義非凡的作用。
1989年東方集團崩塌的原因紛繁復雜，最常被提及的是東方的經濟停滯與阿富汗戰爭。不過，文學同樣功不可沒：中央情報局曾長期開展秘密行動，將數百萬冊書籍偷運過鐵幕，以突破共產黨的審查。
雖然很難量化該項目的確切影響，但這段歷史對當下極具啟示意義，尤其是冷戰期間中情局送去東歐的《1984》等書，如今在美國各地的許多保守團體看來，卻被認為是不可接受的。
奧威爾的小說《1984》於1949年首次以英文出版，它描繪了集權國家大洋國這個反烏托邦世界。小說的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在壹個名為真理部的龐大政府部門工作。真理部這個名字實為絕妙反諷：它的職責不是扞衛真理，而是摧毀真理，它篡改歷史以迎合黨及其領袖——老大哥的當下需求，正如書中的口號所言，“誰控制了過去，誰就掌控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誰就掌控了過去。”
在現實生活的蘇維埃制度下，每個國家都有與真理部對應的機構，它們效仿的是蘇聯模板。在蘇聯之外最大的東歐國家波蘭，負責審查和宣傳的機構是“出版與公共表演監督總局”，它占據了華沙市中心壹個街區的大部分。
從藝術到廣告，從電視到舞台劇，總局滲透到波蘭生活的方方面面。所有的電視台、廣播電台、電影制片廠和出版社都有其雇員駐守。波蘭的每台打字機都必須注冊，每台復印機的使用都受到嚴格限制，甚至購買壹令紙都需要許可證。不符合審查規則的書籍盡數化為紙漿。
結果就是頭腦遭到禁錮，諾貝爾獎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稱之為“話語暴政”(logocracy)，即壹個話語體系被操縱以適應政權宣傳需求的社會。在話語暴政下，華約組織被認為保護波蘭免受“修正主義”德國新納粹分子和“西方帝國主義”的攻擊，盡管最大的帝國主義威脅其實來自東方。
麻煩人物、敏感事實及令人尷尬的新聞調查皆從公共領域清除。例如，充滿爭議的俄波關系史和卡廷慘案均成禁忌，甚至不能提及波蘭存在酗酒問題。人們生活在壹個奧威爾式“雙重思想”的世界中，在家關著門的時候相信某些事情是真的，出門卻奉行黨所欽定的另壹套“事實”。
1945年出版諷刺俄國革命的小說《動物莊園》後，奧威爾在蘇聯就成為了“不存在的人”(nonperson)。在那裡，其名見諸文字即招致危險，在《1984》出版後，它在東方集團遭全語種封禁。但在被偷偷送過鐵幕後，這部小說迸發驚人的力量。米沃什寫道，這本書“很難弄到，持有它是危險的”，但從未踏足東歐的奧威爾令民眾著迷，因為“他對他們所熟悉的細節有著深刻的洞察”。
壹些讀過這本禁書的東歐讀者曾經懷疑，但很少有人確切知道：這些書以及數以百萬計其他未經審查的文本能送到他們手中，並非完全偶然，而是美國情報機構長期運作的“中情局圖書計劃”的壹部分。大部分時間，該計劃的總部都在曼哈頓中城公園南大街475號壹棟不起眼的辦公樓裡。在那裡，壹小隊中情局雇員組織了1000萬冊書籍和期刊向東方集團的滲透行動，通過各種能想到的方式運送：裝有秘密隔層的卡車，穿越風暴肆虐的波羅的海的游艇，郵件，或是塞進無數東歐旅行者的行李——他們之前都會去拜訪中情局在西方的分發點。
中情局的計劃在整個東方集團展開，為每個國家——從匈牙利到龐大的蘇聯本身——配備專門的編輯。但在波蘭，這些書最受歡迎——部分因為華沙政權比其他東歐國家更偏向自由派，部分因為波蘭從沙皇時代就有地下文學的悠久傳統。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波蘭的地下印刷機還會大量重印禁書，這些印刷機往往是由中情局計劃的關聯人員購買並偷運進來的，從而進壹步擴大了這些文學作品的影響力。
《1984》的首個波蘭語譯本1953年在法國出版，由波蘭流亡者耶日·吉德羅伊茨推出，他是中情局代號“QRBERETTA”的特工。我在華沙大學找到的正是這個版本。1957年，這本書和其他幾本禁書被交給壹位獲准前往巴黎的波蘭藝術評論家，由他偷運回國。在東方集團內部，接下來的叁拾年裡，這本書壹直履行著它的出版使命：悄悄從內部瓦解蘇聯共產主義。
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波蘭充斥著未經審查的出版物——有些是偷運進來的，很多是地下印刷的。共產黨的審查制度開始崩潰，而壹旦失去對信息的控制，波蘭政權也就失去了對人民的控制。1989年6月，共產黨被迫舉行半自由選舉，反對運動“團結工會”獲勝。波蘭之後，類似的情形洪水般接踵而至：壹年後，所有東歐的共產黨政權都被民選政府取代。
21世紀20年代中期，《1984》再次被限制——這次是被美國與特朗普結盟的保守派政界人士。2023年5月，艾奧瓦州共和黨州長金·雷諾茲簽署了《參議院第496號法案》，宣稱該法案能“讓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中掌控主導權”。事實上，該法案迫使艾奧瓦州的學校從圖書館移除數以千計文化保守派不認可的書。
《參議院第496號法案》（目前正面臨法律訴訟）主要禁止包含LGBTQ+角色、女權主義等進步主題或由有色人種撰寫的書籍。但該法案也波及了幾位諷刺極權主義的作者——他們的作品曾被中情局圖書計劃送往東方，包括奧爾德斯·赫胥黎、庫爾特·馮內古特，而奧威爾的《1984》和《動物莊園》也在禁書名單上。
《參議院第496號法案》只是美國日益壯大的審查機制中的壹環。自2021年以來，美國筆會已錄得近16,000起禁書事件（因內容而撤回書籍或限制獲取），僅2023-24學年就有10046次。審查行動主要由共和黨州議員和“父母權利”團體推動。佛羅裡達州居首，該學年錄得4561次禁書，包括壹本《1984》的漫畫改編版——通過新州法和父母施壓的雙重方式實現。緊隨其後的是艾奧瓦州（3671次）、得克薩斯州（538次）、威斯康星州（408次）、弗吉尼亞州（121次）和肯塔基州（100次）。
審查不止於地方層面。今年，特朗普簽署叁項旨在打擊“覺醒主義”的行政命令後，國防部教育機構從其學校系統中移除並審查了500多本書，其中包括據壹份報告所稱，中情局曾送往東方集團的奧爾德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聯邦資助機構還編制了壹份包含350多個禁用詞匯和短語的清單，其中包括“women”（女人）、“diversity”（多元）和“ethnicity”（族裔）。
冷戰中，美國選擇“自由”——民主自由、言論自由、思想自由、選擇自由——作為與蘇聯敵人的核心區別。“贰戰”結束後，兩黨總統都以“自由世界”領導者的身份自居。羅納德·裡根是冷戰“自由”議程的倡導者，並在任內監督中央情報局文學計劃的推進，1982年，他在英國議會演講時提及“自由與民主的前進”將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丟進歷史的垃圾堆”。中情局圖書計劃負責人喬治·明登曾將自己的行動描述為“壹場自由、誠實思想的攻勢”，這並非巧合。
特朗普、萬斯、德桑蒂斯及其同道們壹邊宣揚第壹修正案的美德，壹邊拆除對抗虛假信息的護欄，還試圖壓制他們反對的政治觀點。禁書並非他們的唯壹手段：他們還阻撓獨立記者獲取信息、恐嚇新聞機構、切斷他們認為對“讓美國再次偉大”議程懷有敵意的媒體的資金，包括國家公共廣播電台、自由歐洲電台/自由電台、自由亞洲電台和美國之音。
中情局圖書計劃的歷史給那些試圖禁止書籍的人提供了兩點值得深思的啟示。其壹，審查——無論來自共產黨、法西斯還是民主政府——往往會刺激對目標作品的需求（這壹點，再加上特朗普的奧威爾式策略，或許能解釋為何近年來《1984》在圖書排行榜上壹路飆升）。
其贰，極權主義者輸掉了冷戰，思想自由贏得了勝利。作品曾得到中情局推廣（他本人可能並不知情）的波蘭前異見人士亞當·米奇尼克說：“是書籍在這場戰斗中取得了勝利。我們應該為書籍建壹座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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