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 美國藥價為何是歐洲10倍? 川普要降藥價1500%?
中國醫保藥品銷售價比價系統（以北京為例）圖源：國家醫保服務平台
具體到GLP-1，它的毛價和淨價差距可以到壹半。定價是1000塊，實際支付可能就是500塊，而且這個價格隨著競爭加劇還會逐年往下走。所以實際支付的淨價，絕大多數產品、在絕大多數渠道都是不公開的。我們可以通過行業研究途徑去大致判斷，但都是保密的。
泓君：對，是水下進行的。比如壹個公司報今年收入1億美元，它報的其實是淨價。我們只知道掛牌價，所以我們要推算它實際銷量和患者使用量，就不是非常透明。
泓君：所以，這對大家算財報、對華爾街投資人算營收也不是特別友好，因為它都是水下進行的。
郭霆：對，是水下進行的。比如壹個公司報今年收入1億美元，它報的其實是淨價。我們只知道掛牌價，所以我們要推算它實際銷量和患者使用量，就不是非常透明。
泓君：好的，了解。我們剛剛提到的是政府渠道的醫保，那還有商業渠道和自費，它們怎麼定價？
郭霆：商業渠道和自費也很類似。藥廠定的官網價格（掛牌價）是統壹的，但實際給不同渠道的折扣千差萬別，這就是壹個商業博弈。假設我是市場唯壹的減肥藥——在禮來上市之前，諾和諾德就是這個情況——它有很強的議價權。需求這麼大，商業渠道要求折扣時，它就可以說不給或少給。那這些大型藥企通常有壹個龐大的產品包，他們跟保險公司談判，是以整個產品包來談的，美國叫bundle pricing。所以它可以說，我這個產品這麼好，我可能別的產品給你壹些折扣，但新產品不想給折扣，或者反過來。它會有通盤的考慮。但如果有競爭產品上來，它只能向現實低頭，可能就得給更多的折扣。
為什麼說政府渠道和商業渠道又不壹樣？而且政府醫保的B部分和D部分也不同？這個有點復雜。在政府渠道，涉及美國政府的哲學：不能直接向私營企業索要利益，我不能強迫你降價。如果政府直接做醫保去談判就不行，但政府可以把醫保外包給醫療保險公司。比如某個州的Medicare，它的處方藥的服務外包給某大型保險公司，這家公司就可以去和藥企談價，間接幫政府省錢。所以，在D部分（帶回家的處方藥），相當壹部分政府醫保是外包的，整個定價博弈就和商業渠道很像，本質是商業醫保和藥企的博弈；但在B部分（醫生直接注射的藥），基本很少或沒有外包。這些藥品的價格就保護得比較好，沒有很大折扣或返點。
泓君：了解。所以政府醫保的B部分，政府要花的錢其實比政府醫保的D部分和商業保險貴得多。也就是說，同壹個藥，如果走商業保險渠道，藥品公司可能會少賺壹點錢；但走政府B部分渠道，它們掙得還是比較多的。
郭霆：藥價的形成，說到底還是博弈和供需關系。
如果我是壹個藥企，我做的壹個是必須由醫生注射的藥——比如很多腫瘤藥是靜脈注射，像大家耳熟能詳的腫瘤藥王PD-1，例如K藥（Keytruda）、O藥（Opdivo），它們都是靜脈注射——患者不能在家裡自己打，必須要在醫生、護士的監督下，觀察不良反應。定這種藥時，我知道不需要給折扣，但也肯定要考慮競爭格局和藥效。
但如果我做的是患者在家自己吃的藥，而且幾乎沒有競爭，那我為什麼不能把藥價定高呢？壹個比較顯著的例子就是壹些罕見病用藥。2023年，美國藥企拜耳（Bayer）收購了壹家叫Reata的小藥企，它生產壹種口服藥，治療壹種先天性肌肉萎縮的遺傳病。整個美國只有幾千人有這個病，而且預後非常差。所以他們的用藥需求非常強烈——如果這些患者不治療，可能在叁肆拾歲就過早死亡，所以患者家庭會非常焦慮。保險公司如果不報銷這種藥，就要背負巨大道德風險，而且只有獨壹家藥可用。作為藥企，雖然它需要和保險公司談折扣，但起始定價就可以定到40萬、50萬美元——壹個非常高的價格。
[加西網正招聘多名全職sales 待遇優]
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具體到GLP-1，它的毛價和淨價差距可以到壹半。定價是1000塊，實際支付可能就是500塊，而且這個價格隨著競爭加劇還會逐年往下走。所以實際支付的淨價，絕大多數產品、在絕大多數渠道都是不公開的。我們可以通過行業研究途徑去大致判斷，但都是保密的。
泓君：對，是水下進行的。比如壹個公司報今年收入1億美元，它報的其實是淨價。我們只知道掛牌價，所以我們要推算它實際銷量和患者使用量，就不是非常透明。
泓君：所以，這對大家算財報、對華爾街投資人算營收也不是特別友好，因為它都是水下進行的。
郭霆：對，是水下進行的。比如壹個公司報今年收入1億美元，它報的其實是淨價。我們只知道掛牌價，所以我們要推算它實際銷量和患者使用量，就不是非常透明。
泓君：好的，了解。我們剛剛提到的是政府渠道的醫保，那還有商業渠道和自費，它們怎麼定價？
郭霆：商業渠道和自費也很類似。藥廠定的官網價格（掛牌價）是統壹的，但實際給不同渠道的折扣千差萬別，這就是壹個商業博弈。假設我是市場唯壹的減肥藥——在禮來上市之前，諾和諾德就是這個情況——它有很強的議價權。需求這麼大，商業渠道要求折扣時，它就可以說不給或少給。那這些大型藥企通常有壹個龐大的產品包，他們跟保險公司談判，是以整個產品包來談的，美國叫bundle pricing。所以它可以說，我這個產品這麼好，我可能別的產品給你壹些折扣，但新產品不想給折扣，或者反過來。它會有通盤的考慮。但如果有競爭產品上來，它只能向現實低頭，可能就得給更多的折扣。
為什麼說政府渠道和商業渠道又不壹樣？而且政府醫保的B部分和D部分也不同？這個有點復雜。在政府渠道，涉及美國政府的哲學：不能直接向私營企業索要利益，我不能強迫你降價。如果政府直接做醫保去談判就不行，但政府可以把醫保外包給醫療保險公司。比如某個州的Medicare，它的處方藥的服務外包給某大型保險公司，這家公司就可以去和藥企談價，間接幫政府省錢。所以，在D部分（帶回家的處方藥），相當壹部分政府醫保是外包的，整個定價博弈就和商業渠道很像，本質是商業醫保和藥企的博弈；但在B部分（醫生直接注射的藥），基本很少或沒有外包。這些藥品的價格就保護得比較好，沒有很大折扣或返點。
泓君：了解。所以政府醫保的B部分，政府要花的錢其實比政府醫保的D部分和商業保險貴得多。也就是說，同壹個藥，如果走商業保險渠道，藥品公司可能會少賺壹點錢；但走政府B部分渠道，它們掙得還是比較多的。
郭霆：藥價的形成，說到底還是博弈和供需關系。
如果我是壹個藥企，我做的壹個是必須由醫生注射的藥——比如很多腫瘤藥是靜脈注射，像大家耳熟能詳的腫瘤藥王PD-1，例如K藥（Keytruda）、O藥（Opdivo），它們都是靜脈注射——患者不能在家裡自己打，必須要在醫生、護士的監督下，觀察不良反應。定這種藥時，我知道不需要給折扣，但也肯定要考慮競爭格局和藥效。
但如果我做的是患者在家自己吃的藥，而且幾乎沒有競爭，那我為什麼不能把藥價定高呢？壹個比較顯著的例子就是壹些罕見病用藥。2023年，美國藥企拜耳（Bayer）收購了壹家叫Reata的小藥企，它生產壹種口服藥，治療壹種先天性肌肉萎縮的遺傳病。整個美國只有幾千人有這個病，而且預後非常差。所以他們的用藥需求非常強烈——如果這些患者不治療，可能在叁肆拾歲就過早死亡，所以患者家庭會非常焦慮。保險公司如果不報銷這種藥，就要背負巨大道德風險，而且只有獨壹家藥可用。作為藥企，雖然它需要和保險公司談折扣，但起始定價就可以定到40萬、50萬美元——壹個非常高的價格。
[加西網正招聘多名全職sales 待遇優]
| 分享: |
| 注： | 在此頁閱讀全文 |
| 延伸閱讀 | 更多... |
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