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 中国的maskpark,可能比韩国N号房更恶劣

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观察艾希曼时,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指的正是那些放弃思考、以服从为借口而犯下滔天罪行的普通人。


MaskPark里的十万个ID,似乎为这个概念提供了最当代的注脚。他们并非纳粹军官,只是普通的职员、学生、丈夫、父亲。

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温和有礼,却在匿名的面具下,心安理得地参与一场针对所有女性的、永不落幕的“猎巫”。

他们彼此鼓励,互相传授偷拍、上手技巧,将对女性身体的迷恋,异化为一种权力的展演。这权力并非来自金钱或地位,而来自“我知而你不知”的信息差,来自单向度的凝视。



传出的群聊记录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描绘了边沁式的全景敞视监狱,一个中心了望塔监视着所有囚犯,囚犯因不知自己是否被监视而时刻自我约束。

MaskPark则是一个反向的全景监狱:

无数个匿名的了望塔,共同监视着整个社会这个无边无际的囚室,而囚犯们——那些在阳光下生活的女性,对此一无所知,她们的自由,成了一种被观赏的幻觉。

我是否在过度解读这种原始的恶?或许。

但当十万个个体的窥淫癖汇聚成一股集体的、有组织的力量时,它就不再是单纯的“癖好”,而是一种文化,一种症候。

他们不是在看,是在消费,在吞噬。



甚至有相关的真人互动游戏出现

罪恶的生态:技术、压抑与沉默


技术的进步,总是率先被灰色地带的欲望所征用。

针孔摄像头被伪装成充电宝、插座、挂衣钩,以极低的成本在电商平台流通,将每一个私密空间都变成了潜在的直播间。

而Telegram这样的加密软件,则像一座建在法外之地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为这些欲望提供了完美的庇护所。

它本是为反抗审查而生,如今却讽刺地成了隐匿罪恶的巢穴。

这背后,是否也隐藏着一种更深层的社会逻辑?

当正常的性讨论空间被一再压缩,当所有与“性”相关的文艺作品都被贴上“不宜”的标签,这种被压抑的力比多,是否会以更扭曲、更具破坏性的方式,在监管的缝隙中野蛮生长?

我们像一群拙劣的治水者,只会围堵,却不知疏导,最终洪水从我们看不见的地下管网中喷涌而出,淹没了一切。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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