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加沙到伊朗,"第六次中東戰爭"改變了什麼?
英國和法國、意大利、澳大利亞、丹麥等20多個國家發表聯合聲明,呼吁立即結束加沙沖突,並表示准備采取進壹步行動,為政治解決巴以沖突作出努力。
從2023年10月7日新壹輪巴以沖突爆發,到2025年6月24日以色列(专题)與伊朗經歷短暫的高烈度“拾贰日戰爭”,以色列與伊朗領導的“抵抗之弧”的沖突大致完成了壹個循環。在此過程中,已經變成戰爭機器的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胡塞武裝、敘利亞以及作為“抵抗之弧”核心的伊朗進行了循環式的打擊,使“抵抗之弧”遭到了致命的打擊。在以色列和伊朗的沖突中,以色列還裹挾美國對伊朗核設施進行了大規模轟炸,進而使伊朗遭遇了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當前,在“抵抗之弧”中,除了伊拉克的什葉派民兵組織相對低調未遭到嚴重打擊外,其他力量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打擊並難以對以色列發起較具危險性的攻擊,只有胡塞武裝仍高調地進行反以斗爭,但也很難對以色列形成嚴重的威脅。頗為吊詭的是,在以色列完成對伊朗的打擊後,又回到此次沖突的原點加沙沖突,繼續對哈馬斯進行打擊,使加沙的人道主義危機更加嚴重,以色列與哈馬斯的數次停火談判均陷入僵局。

當地時間2025年7月21日,加沙地帶加沙城,以色列戰機對加沙中部納賽爾社區的邁赫蘭大樓發動襲擊,此前以色列軍方曾發出警告電話。
以色列與“抵抗之弧”的沖突以哈馬斯與以色列的沖突為開端,亦即哈馬斯通過挑起沖突對巴勒斯坦問題邊緣化和以色列右翼激進政策表達強烈抗議,但其悲劇性在於在經歷了近兩年的沖突後,哈馬斯自身和整個巴勒斯坦陷入了更加嚴重的危機,而由伊朗領導的“抵抗之弧”作為由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組合而成、以伊斯蘭主義為反以意識形態的奇怪聯盟也似乎走到了命運的盡頭。受此次沖突的影響,巴以問題、“抵抗之弧”、中東地區核心矛盾、中東地區格局和秩序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無疑是新壹輪巴以沖突演變為第六次中東戰爭所釋放的巨大能量。
性質特殊的第六次中東戰爭
以色列與“抵抗之弧”沖突的規模和影響顯然已經構成第六次中東戰爭,但它顯然不同於前伍次中東戰爭。
1948年第壹次中東戰爭是阿拉伯國家集體反對以色列建國而引起的戰爭;1956年的第贰次中東戰爭是以色列、英國、法國與埃及之間圍繞蘇伊士運河危機爆發的戰爭,其特殊性在於它是埃及與以色列以及老牌殖民國家之間的雙重沖突,並非純粹的阿以沖突;1967年的第叁次中東戰爭是阿拉伯國家遭遇的最嚴重的失敗,阿拉伯民族主義從此壹蹶不振;1973年的第肆次中東戰爭則是埃及為進行埃以談判的“以打促談”之戰。戰後埃及和以色列逐步媾和並於1979年建交,埃及基本上已退出阿以沖突。阿拉伯國家也因此分化為溫和派和抵抗陣線,從此以後再未爆發真正意義上的阿拉伯國家集體對以色列的戰爭,阿以沖突逐步向巴以沖突轉變。
1982年第伍次中東戰爭是以色列為消滅轉移到黎巴嫩南部的巴解組織而發動的戰爭,最終迫使巴解組織及其武裝力量脫離巴以沖突前線,轉赴突尼斯等非洲阿拉伯國家。這次戰爭是阿以沖突轉變為巴以沖突的標志,也決定了中東不太可能再爆發阿拉伯國家集體與以色列的戰爭。盡管敘利亞、黎巴嫩也參與了戰爭,但此後阿以沖突已轉變為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沖突,其形式也已發生巨大的變化。
1987年巴勒斯坦爆發哈馬斯領導的大起義和1988年巴解組織宣布巴勒斯坦建國,以及20世紀90年代中東和平進程啟動以來,巴以問題和阿以問題日益剝離。其突出特點是,無論是沖突與和平,都是相關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分別展開,如敘以、約以、黎以、巴以談判成為中東和平進程的談判形式。阿拉伯國家已經很難集體對抗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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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當地時間7月21日,從2023年10月7日新壹輪巴以沖突爆發,到2025年6月24日以色列(专题)與伊朗經歷短暫的高烈度“拾贰日戰爭”,以色列與伊朗領導的“抵抗之弧”的沖突大致完成了壹個循環。在此過程中,已經變成戰爭機器的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胡塞武裝、敘利亞以及作為“抵抗之弧”核心的伊朗進行了循環式的打擊,使“抵抗之弧”遭到了致命的打擊。在以色列和伊朗的沖突中,以色列還裹挾美國對伊朗核設施進行了大規模轟炸,進而使伊朗遭遇了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當前,在“抵抗之弧”中,除了伊拉克的什葉派民兵組織相對低調未遭到嚴重打擊外,其他力量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打擊並難以對以色列發起較具危險性的攻擊,只有胡塞武裝仍高調地進行反以斗爭,但也很難對以色列形成嚴重的威脅。頗為吊詭的是,在以色列完成對伊朗的打擊後,又回到此次沖突的原點加沙沖突,繼續對哈馬斯進行打擊,使加沙的人道主義危機更加嚴重,以色列與哈馬斯的數次停火談判均陷入僵局。

當地時間2025年7月21日,加沙地帶加沙城,以色列戰機對加沙中部納賽爾社區的邁赫蘭大樓發動襲擊,此前以色列軍方曾發出警告電話。
以色列與“抵抗之弧”的沖突以哈馬斯與以色列的沖突為開端,亦即哈馬斯通過挑起沖突對巴勒斯坦問題邊緣化和以色列右翼激進政策表達強烈抗議,但其悲劇性在於在經歷了近兩年的沖突後,哈馬斯自身和整個巴勒斯坦陷入了更加嚴重的危機,而由伊朗領導的“抵抗之弧”作為由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組合而成、以伊斯蘭主義為反以意識形態的奇怪聯盟也似乎走到了命運的盡頭。受此次沖突的影響,巴以問題、“抵抗之弧”、中東地區核心矛盾、中東地區格局和秩序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無疑是新壹輪巴以沖突演變為第六次中東戰爭所釋放的巨大能量。
性質特殊的第六次中東戰爭
以色列與“抵抗之弧”沖突的規模和影響顯然已經構成第六次中東戰爭,但它顯然不同於前伍次中東戰爭。
1948年第壹次中東戰爭是阿拉伯國家集體反對以色列建國而引起的戰爭;1956年的第贰次中東戰爭是以色列、英國、法國與埃及之間圍繞蘇伊士運河危機爆發的戰爭,其特殊性在於它是埃及與以色列以及老牌殖民國家之間的雙重沖突,並非純粹的阿以沖突;1967年的第叁次中東戰爭是阿拉伯國家遭遇的最嚴重的失敗,阿拉伯民族主義從此壹蹶不振;1973年的第肆次中東戰爭則是埃及為進行埃以談判的“以打促談”之戰。戰後埃及和以色列逐步媾和並於1979年建交,埃及基本上已退出阿以沖突。阿拉伯國家也因此分化為溫和派和抵抗陣線,從此以後再未爆發真正意義上的阿拉伯國家集體對以色列的戰爭,阿以沖突逐步向巴以沖突轉變。
1982年第伍次中東戰爭是以色列為消滅轉移到黎巴嫩南部的巴解組織而發動的戰爭,最終迫使巴解組織及其武裝力量脫離巴以沖突前線,轉赴突尼斯等非洲阿拉伯國家。這次戰爭是阿以沖突轉變為巴以沖突的標志,也決定了中東不太可能再爆發阿拉伯國家集體與以色列的戰爭。盡管敘利亞、黎巴嫩也參與了戰爭,但此後阿以沖突已轉變為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沖突,其形式也已發生巨大的變化。
1987年巴勒斯坦爆發哈馬斯領導的大起義和1988年巴解組織宣布巴勒斯坦建國,以及20世紀90年代中東和平進程啟動以來,巴以問題和阿以問題日益剝離。其突出特點是,無論是沖突與和平,都是相關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分別展開,如敘以、約以、黎以、巴以談判成為中東和平進程的談判形式。阿拉伯國家已經很難集體對抗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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