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那些潤得飛快的上海寧
本篇繼續寫潤學人物，但視角將聚焦於上海人。前兩篇共計14位人物，竟有6位是上海人，將近壹半！本篇將增加3位商人代表的嗅覺，與上述6位上海人（倪匡、杜月笙、李政道、胡蝶、張愛玲、潘柳黛），合成壹篇《上海人的嗅覺》，以茲紀念。
在50年代的香港，上流社會喜歡聽的是英文歌和帶著上海情調的國語歌。在那時的香港影視作品中，說上海話的角色永遠是權力和財富的象征。那會兒要是在在文化圈、電影圈混，要是不會幾句上海話，那可就虧大了！
那麼海派文化在香港如此火熱呢，原因是在70多年前的歷史洪流中，上海人憑借獨特的嗅覺，南下香港，他們不僅遷徙了財富和文化，也帶去了上海的靈魂：精致、務實、永不墨守成規。
同時，這些上海人用自己的方式告訴世界：危機中，總有另壹種可能。這正是上海人那獨特的嗅覺——壹種對變化的敏感，壹種對自由的渴望，以及壹種對機會的精准把握。
邵逸夫：
從上海灘到“東方好萊塢”
為什麼上海話在早期的香港娛樂圈地位這麼高？
答案藏在TVB的創始人邵逸夫身上。這位在上海發跡的娛樂大亨，早年直接把上海話定為公司內部溝通語言——鄭佩佩回憶當年拍戲時的趣事："邵先生開會都用上海話，我們這些演員不得不硬著頭皮學。"提起邵逸夫，除了電影就是大樓。
作為曾經的亞洲娛樂之王，邵逸夫拍了壹千多部電影和電視劇，是香港成就“東方好萊塢”的奠基人；他捧紅了數以千計的明星，包括“肆大天王”和壹代代“港姐”。
同時，他捐贈的逸夫樓全國各地超過6000座。可以說，邵逸夫不是香港最有錢的，但絕對是最受人尊敬的企業家之壹。
1957年，邵逸夫的贰哥邵邨人請他去香港，壹起搞起了邵氏兄弟電影公司，專拍華語片。
1967年，邵逸夫和朋友壹起搞了個香港電視廣播公司（TVB），免費播電視，硬剛當時香港電視的老大亞視。TVB出了多少男神！TVB的培訓班出了周潤發、周星馳、“無線伍虎”、肆大天王……
21世紀初有人說，香港百分之九拾的明星，都是TVB出來的！
除了辦培訓班，邵逸夫還搞了個“港姐”選美，趙雅芝、李嘉欣、張曼玉、邱淑貞這些女神，都是通過“港姐”走紅的，成了多少人的夢中情人。
邵逸夫於2014去世，活了107歲。有個網友總結得挺逗：“人走了，樓還在。”（許老板則是：人還在，樓不在）
邵逸夫的壹生，用行動證明：真正的潤，不是離開，而是帶著根移植到更肥沃的土壤上。
陳光甫：
金融大佬，中國的摩根
如果說邵逸夫是娛樂圈的傳奇，那陳光甫就是金融界的神話。
他創辦了民國最成功的民營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被譽為“中國的摩根”。1915年，他聯合莊得之等人集資創辦了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並被推舉為總經理。1918年，陳光甫撥款50萬元設立國外匯兌處，專營外匯業務，首開中國民營銀行問鼎國際外匯市場的先例。
民國時期，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浙江實業銀行、上浙江興業銀行，被稱為中國的“南叁行”。這叁家銀行都立足上海，堪稱中國新式銀行現代化的先驅。
1949年前後，在國共雙方進行生死角逐的關鍵時刻，陳光甫也自然成為積極爭取的對象。當時，毛曾托人送來親筆簽名《毛選》壹套，陳則回贈以清人書法冊頁。周也曾委托黃炎培請他回國，他也沒有從命。
陳光甫身為銀行企業家，長期接受西式教育，他認為只有資本主義壹條道路可行，並且提出“提倡鼓勵保護投資、全境航運開放、各省自治、裁軍等”拾贰條建議，這當然是不可能的。
1949年，他離開上海，經香港前往曼谷參加會議，隨後定居香港，再也沒有回頭。
陳光甫用“潤”的方式，把上海商業銀行的香港分支改名為上海商業銀行，並在香港注冊，徹底扎根。
陳光甫於1976年卒於台北，享年96歲。他用行動證明，上海人不是逃避，而是選擇壹片更適合生長的土壤。
陳光甫和胡適之
榮氏家族：
分散投資，資本的全球遷徙
榮氏家族的故事就是很簡單了，就是“雞蛋不要放在壹個籠子裡”的傳統智慧。
榮氏家族，在解放前夕果斷分頭行動，壹個留在國內，壹個南下香港，壹個遠赴巴西。這種“分散風險”的決策，堪稱經典的資本戰略。
榮爾仁，是榮智健的贰伯父，在美國做生意。1949年前夕，他去了香港；走的時候和族人約好：“壹個留在國內，壹個出國，如果沒問題，就可以回來。” 他初期回過祖國，1951年又申請出國，先去了香港，後來去了美國。
榮鴻元，是榮宗敬的大兒子，他們那壹支的頭兒。他繼承了他爸爸那種不屈不撓、努力創業的精神，克服了很多困難，領導著家族企業，成了榮氏企業後期發展的掌舵人。1949年前夕，他把工廠搬到了香港，在香港開了大元紗廠，後來又去了巴西，做面粉生意，生意很紅火。
榮鴻慶，以前在申壹當協理，是榮宗敬的叁兒子。解放前夕去了香港搞紡織和房地產。
榮毅仁就不提了。榮氏家族的故事不僅是資本遷徙的經典案例，更是上海人應對時代變局的生存哲學。他們的分頭行動，既是風險管理，也是對未來的多元押注。
演員的嗅覺：胡蝶
上世紀贰叁拾年代，胡蝶是中國的“電影皇後”，集萬千寵愛於壹身。她的美貌與演技，定格在無數膠片之中，是那個時代上海灘最耀目的光華。
1949年，胡蝶這位習慣了鎂光燈和鮮花的影後，展現出了超乎尋常的“嗅覺”與“執行力”，毅然決然地離開了上海，前往香港。
她沒有留下豪言壯語，沒有發表政治聲明，只是像壹個敏感的藝術家，聞到了某種不適合她繼續生存和發展的氣息。那種氣息，也許是對文藝界即將到來的統壹思想和政治要求的預感。
事實證明了她的嗅覺何等精准！
她那些選擇留在上海的閨蜜們，如言慧珠、上官雲珠等，雖然在初期也曾迎來短暫的“春天”，但最終都沒能逃脫隨後歷次運動的沖擊，尤其是在文哥中，遭受非人待遇，淒慘離世。
而胡蝶，雖然在香港也經歷了風風雨雨，但最終移民加拿大，得以善終，成為那個時代絕無僅有的幸運兒。
她的“嗅覺”，是藝術家對即將失去的自由與尊嚴的本能感知；而她的“執行力”，則是告別輝煌、決然轉身的勇氣。贰者兼具，使她躲過了致命的風暴。
學生的嗅覺：李政道
李政道1926年出生於上海，於1946年赴美留學，雖在50年代曾短暫回國探親，但最終選擇留在美國，繼續其在物理學最前沿的探索，並於1957年與楊振寧壹同獲得諾獎。
1951年，巫寧坤聽從號召，終止了在芝加哥大學攻讀英美文學博士學位的學業，准備回國擔任燕京大學的英語教授。臨行前，巫寧坤在與室友李政道合影留念後，問道：“你為什麼不回去工作？”
年僅25歲的李政道回答道：“我不願讓人洗腦子。”
李政道的嗅覺，聞到的是那種可能“復雜氛圍”的科研環境。雖然東瀛也重視科學建設，但過於強調意識形態，科學研究很難不受到政治的幹預和方向的指定。對於李政道這樣志在科學最高峰的學者而言，他需要的是壹個能夠自由探索、不受政治束縛、能夠與國際同行充分交流的環境。
他聞到了哪裡的空氣更純淨，更有利於他攀登科學的頂峰。他用自己的選擇表明，對於壹個頂尖科學家而言，最有利於科學自身發展的環境才是關鍵。
李政道的“嗅覺”所指引的道路，確實讓他得以在更自由的學術土壤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黑幫的嗅覺：杜月笙
上世紀50年代，昔日的上海灘大佬-黃金榮，邊掃大街邊感歎：“伍大亨沒義氣，居然拋下我壹個人掃大街！”
伍大亨的代表就是杜月笙，他是舊上海灘呼風喚雨的地下皇帝，靠著敏銳的商業頭腦、圓滑的處世哲學和冷酷的黑幫手段，構建起龐大的勢力網絡。他與國民黨政要、金融巨頭、甚至青幫分子都有著復雜的聯系。
1949年，他拒絕了留在上海“合作”的建議，選擇了前往香港。
他的嗅覺，聞到的是那種“你的時代已經結束，你的游戲規則已經失效”的味道。
杜月笙深知，他賴以生存的那個舊世界即將被連根拔起。新政權帶來了新的秩序，這種秩序是徹底的、不妥協的，它不允許任何獨立於其體系之外的。他或許聽過新政權“既往不咎”的宣傳，但他更相信自己對權力本質和時代變遷的判斷。
他知道，自己在舊上海的所作所為，無論是光鮮的慈善家身份，還是陰暗的黑幫頭子角色，都是必須被清算的罪惡。
他聞到了空氣中那股徹底清洗、不留死角的味道。他沒有留下等待被“改造”或“利用”的機會，而是選擇了放棄壹切，遠走他鄉。杜月笙這份嗅覺，是舊世界“玩家”對新時代規則的清醒認知。
作家的嗅覺：張愛玲
張愛玲，壹個早慧而世故的文學天才。她的文字，總游走於人性的幽暗角落與日常生活的瑣碎真實之間，清醒而冷冽。1952年，她以“繼續從事寫作”為由，從上海遷居香港。隨後，又去了美國。
張愛玲的嗅覺，聞到的是那種“不允許苟存”、那種不允許存在“中間狀態”的味道——壹種要求所有人放棄真我、帶上面具、用統壹的調子說話的不真實。這種味道，對壹個以挖掘人性真實為使命的作家而言，無疑是致命的毒氣。
她筆下那些蒼涼的個人故事，那些小市民的悲歡離合，那種“低到塵埃裡”的私人感受，在即將到來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年代，它們將變得多麼不合時宜，甚至可能被視為腐朽落後的象征。
張愛玲的嗅覺告訴她，這片土壤即將變得容不下她這樣的“異類”，她的文字將失去生存的空間，她的靈魂將被要求穿上統壹的制服。
她沒有留下慷慨激昂的政治宣言，只是用最符合她風格的方式——悄然轉身，以肉身的撤離，對抗即將到來的精神規訓。
那些選擇留下、經歷思想改造甚至批判的同行們，他們的筆是否還屬於自己。這份對比，正是關於張愛玲“嗅覺”最好的注腳。
才女的嗅覺：潘柳黛
上海灘“肆大才女”中，潘柳黛或許名聲不如張愛玲和蘇青，但她以豁達通透的性格和犀利的文筆著稱。
她的“嗅覺”，是壹種基於社會觀察和獨立判斷的敏感。
在1950年，當許多人還抱有幻想時，她已經敏銳地嗅出了威脅，並毅然決然地“潤”去了香港。
她在香港繼續以寫作為生，證明了即使換了土壤，她的才華依然能夠滋養自己。更了不起的是，這份清醒認識，貫穿了她的壹生。
1984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後，面對香港即將回歸，潘柳黛再次展現了她的“嗅覺”與“執行力”，立即決定第贰次出走，於1988年攜全家叁代移民澳洲，並在那裡安然終老。
潘柳黛的“嗅覺”，是清醒者對環境風險的持續評估；她的“執行力”，則是為了規避風險而甘願放棄熟悉環境、重新開始的勇氣。
兩次出走，兩次在新天地扎根。她的故事，是“看透+執行”最小代價、最好結局的極端例子
工人的嗅覺：倪匡
倪匡1935年出生於上海，這位以《衛斯理》系列聞名的大才子，其本人的經歷遠比他的小說更富傳奇色彩。
1950年，年僅15歲的他，懷著革命熱情，考入華東人民革命大學，他曾積極投身政治運動，甚至主動去偏僻的內蒙古開辟勞改農場，其革命熱情可見壹斑。
然而，親身經歷的現實，粉碎了他對革命的理想化幻想。嚴酷的等級森嚴、無休無止的思想匯報和檢討，讓年輕的倪匡澆了幾盆冷水。
因為養狗咬傷書記，因為冬天取暖拆廢棄小橋被舉報，因為批斗會上仗義執言，他被視為眼中釘，面臨審判和關押。
在千鈞壹發之際，朋友的相勸讓他“看透”了危局，激發出他求生的“執行力”。他雪夜騎馬出逃，輾轉數千裡，經黑龍江、上海，最終逃往香港。
到香港時，他身無分文，但他憑借壹支筆，勤奮寫作，最終成為壹代名家。倪匡最令人敬佩的，並非其文學成就，而是他那貫穿始終、毫不動搖的對“自由”的堅持。
他曾說漁村如果失去“自由”就會變成普通城市。
1992年，面對漁村九柒臨近，已是花甲之年的他再次展現“執行力”，移居美國，繼續追逐自由。直到夫人思鄉，他才回港陪伴，但終生再未踏足大陸。
倪匡的“嗅覺”，是壹個理想主義青年在殘酷現實面前的猛醒；他的“執行力”，是從死亡邊緣逃離，並在新環境中靠才華重新崛起的頑強生命力。
他從未為某地唱過壹句贊歌，用自己特立獨行的壹生，詮釋了自由的可貴，以及壹個普通人如何憑借“看透”與“敢走”，改寫被注定的命運。
寫在最後
70多年前，那些跑得飛快的上海人，用嗅覺和行動，將海派文化從黃浦江畔搬到了維多利亞港。他們不是“逃亡者”，而是“拓荒者”，用智慧、生意和文化，重新定義了香港的氣質。
今天，當我們回望這段歷史時會發現，所謂“潤學”並非壹種消極的離開，而是主動的選擇。它是壹種對未來的押注，是壹種基於嗅覺的生存哲學。
這種哲學，至今仍在影響著上海人（2023年），以及每壹個想要從困境中突圍的你我。
所以，別嘲笑那些跑得快的人，他們只是比你先壹步，看清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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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0年代的香港，上流社會喜歡聽的是英文歌和帶著上海情調的國語歌。在那時的香港影視作品中，說上海話的角色永遠是權力和財富的象征。那會兒要是在在文化圈、電影圈混，要是不會幾句上海話，那可就虧大了！
那麼海派文化在香港如此火熱呢，原因是在70多年前的歷史洪流中，上海人憑借獨特的嗅覺，南下香港，他們不僅遷徙了財富和文化，也帶去了上海的靈魂：精致、務實、永不墨守成規。
同時，這些上海人用自己的方式告訴世界：危機中，總有另壹種可能。這正是上海人那獨特的嗅覺——壹種對變化的敏感，壹種對自由的渴望，以及壹種對機會的精准把握。
邵逸夫：
從上海灘到“東方好萊塢”
為什麼上海話在早期的香港娛樂圈地位這麼高？
答案藏在TVB的創始人邵逸夫身上。這位在上海發跡的娛樂大亨，早年直接把上海話定為公司內部溝通語言——鄭佩佩回憶當年拍戲時的趣事："邵先生開會都用上海話，我們這些演員不得不硬著頭皮學。"提起邵逸夫，除了電影就是大樓。
作為曾經的亞洲娛樂之王，邵逸夫拍了壹千多部電影和電視劇，是香港成就“東方好萊塢”的奠基人；他捧紅了數以千計的明星，包括“肆大天王”和壹代代“港姐”。
同時，他捐贈的逸夫樓全國各地超過6000座。可以說，邵逸夫不是香港最有錢的，但絕對是最受人尊敬的企業家之壹。
1957年，邵逸夫的贰哥邵邨人請他去香港，壹起搞起了邵氏兄弟電影公司，專拍華語片。
1967年，邵逸夫和朋友壹起搞了個香港電視廣播公司（TVB），免費播電視，硬剛當時香港電視的老大亞視。TVB出了多少男神！TVB的培訓班出了周潤發、周星馳、“無線伍虎”、肆大天王……
21世紀初有人說，香港百分之九拾的明星，都是TVB出來的！
除了辦培訓班，邵逸夫還搞了個“港姐”選美，趙雅芝、李嘉欣、張曼玉、邱淑貞這些女神，都是通過“港姐”走紅的，成了多少人的夢中情人。
邵逸夫於2014去世，活了107歲。有個網友總結得挺逗：“人走了，樓還在。”（許老板則是：人還在，樓不在）
邵逸夫的壹生，用行動證明：真正的潤，不是離開，而是帶著根移植到更肥沃的土壤上。
陳光甫：
金融大佬，中國的摩根
如果說邵逸夫是娛樂圈的傳奇，那陳光甫就是金融界的神話。
他創辦了民國最成功的民營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被譽為“中國的摩根”。1915年，他聯合莊得之等人集資創辦了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並被推舉為總經理。1918年，陳光甫撥款50萬元設立國外匯兌處，專營外匯業務，首開中國民營銀行問鼎國際外匯市場的先例。
民國時期，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浙江實業銀行、上浙江興業銀行，被稱為中國的“南叁行”。這叁家銀行都立足上海，堪稱中國新式銀行現代化的先驅。
1949年前後，在國共雙方進行生死角逐的關鍵時刻，陳光甫也自然成為積極爭取的對象。當時，毛曾托人送來親筆簽名《毛選》壹套，陳則回贈以清人書法冊頁。周也曾委托黃炎培請他回國，他也沒有從命。
陳光甫身為銀行企業家，長期接受西式教育，他認為只有資本主義壹條道路可行，並且提出“提倡鼓勵保護投資、全境航運開放、各省自治、裁軍等”拾贰條建議，這當然是不可能的。
1949年，他離開上海，經香港前往曼谷參加會議，隨後定居香港，再也沒有回頭。
陳光甫用“潤”的方式，把上海商業銀行的香港分支改名為上海商業銀行，並在香港注冊，徹底扎根。
陳光甫於1976年卒於台北，享年96歲。他用行動證明，上海人不是逃避，而是選擇壹片更適合生長的土壤。
陳光甫和胡適之
榮氏家族：
分散投資，資本的全球遷徙
榮氏家族的故事就是很簡單了，就是“雞蛋不要放在壹個籠子裡”的傳統智慧。
榮氏家族，在解放前夕果斷分頭行動，壹個留在國內，壹個南下香港，壹個遠赴巴西。這種“分散風險”的決策，堪稱經典的資本戰略。
榮爾仁，是榮智健的贰伯父，在美國做生意。1949年前夕，他去了香港；走的時候和族人約好：“壹個留在國內，壹個出國，如果沒問題，就可以回來。” 他初期回過祖國，1951年又申請出國，先去了香港，後來去了美國。
榮鴻元，是榮宗敬的大兒子，他們那壹支的頭兒。他繼承了他爸爸那種不屈不撓、努力創業的精神，克服了很多困難，領導著家族企業，成了榮氏企業後期發展的掌舵人。1949年前夕，他把工廠搬到了香港，在香港開了大元紗廠，後來又去了巴西，做面粉生意，生意很紅火。
榮鴻慶，以前在申壹當協理，是榮宗敬的叁兒子。解放前夕去了香港搞紡織和房地產。
榮毅仁就不提了。榮氏家族的故事不僅是資本遷徙的經典案例，更是上海人應對時代變局的生存哲學。他們的分頭行動，既是風險管理，也是對未來的多元押注。
演員的嗅覺：胡蝶
上世紀贰叁拾年代，胡蝶是中國的“電影皇後”，集萬千寵愛於壹身。她的美貌與演技，定格在無數膠片之中，是那個時代上海灘最耀目的光華。
1949年，胡蝶這位習慣了鎂光燈和鮮花的影後，展現出了超乎尋常的“嗅覺”與“執行力”，毅然決然地離開了上海，前往香港。
她沒有留下豪言壯語，沒有發表政治聲明，只是像壹個敏感的藝術家，聞到了某種不適合她繼續生存和發展的氣息。那種氣息，也許是對文藝界即將到來的統壹思想和政治要求的預感。
事實證明了她的嗅覺何等精准！
她那些選擇留在上海的閨蜜們，如言慧珠、上官雲珠等，雖然在初期也曾迎來短暫的“春天”，但最終都沒能逃脫隨後歷次運動的沖擊，尤其是在文哥中，遭受非人待遇，淒慘離世。
而胡蝶，雖然在香港也經歷了風風雨雨，但最終移民加拿大，得以善終，成為那個時代絕無僅有的幸運兒。
她的“嗅覺”，是藝術家對即將失去的自由與尊嚴的本能感知；而她的“執行力”，則是告別輝煌、決然轉身的勇氣。贰者兼具，使她躲過了致命的風暴。
學生的嗅覺：李政道
李政道1926年出生於上海，於1946年赴美留學，雖在50年代曾短暫回國探親，但最終選擇留在美國，繼續其在物理學最前沿的探索，並於1957年與楊振寧壹同獲得諾獎。
1951年，巫寧坤聽從號召，終止了在芝加哥大學攻讀英美文學博士學位的學業，准備回國擔任燕京大學的英語教授。臨行前，巫寧坤在與室友李政道合影留念後，問道：“你為什麼不回去工作？”
年僅25歲的李政道回答道：“我不願讓人洗腦子。”
李政道的嗅覺，聞到的是那種可能“復雜氛圍”的科研環境。雖然東瀛也重視科學建設，但過於強調意識形態，科學研究很難不受到政治的幹預和方向的指定。對於李政道這樣志在科學最高峰的學者而言，他需要的是壹個能夠自由探索、不受政治束縛、能夠與國際同行充分交流的環境。
他聞到了哪裡的空氣更純淨，更有利於他攀登科學的頂峰。他用自己的選擇表明，對於壹個頂尖科學家而言，最有利於科學自身發展的環境才是關鍵。
李政道的“嗅覺”所指引的道路，確實讓他得以在更自由的學術土壤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黑幫的嗅覺：杜月笙
上世紀50年代，昔日的上海灘大佬-黃金榮，邊掃大街邊感歎：“伍大亨沒義氣，居然拋下我壹個人掃大街！”
伍大亨的代表就是杜月笙，他是舊上海灘呼風喚雨的地下皇帝，靠著敏銳的商業頭腦、圓滑的處世哲學和冷酷的黑幫手段，構建起龐大的勢力網絡。他與國民黨政要、金融巨頭、甚至青幫分子都有著復雜的聯系。
1949年，他拒絕了留在上海“合作”的建議，選擇了前往香港。
他的嗅覺，聞到的是那種“你的時代已經結束，你的游戲規則已經失效”的味道。
杜月笙深知，他賴以生存的那個舊世界即將被連根拔起。新政權帶來了新的秩序，這種秩序是徹底的、不妥協的，它不允許任何獨立於其體系之外的。他或許聽過新政權“既往不咎”的宣傳，但他更相信自己對權力本質和時代變遷的判斷。
他知道，自己在舊上海的所作所為，無論是光鮮的慈善家身份，還是陰暗的黑幫頭子角色，都是必須被清算的罪惡。
他聞到了空氣中那股徹底清洗、不留死角的味道。他沒有留下等待被“改造”或“利用”的機會，而是選擇了放棄壹切，遠走他鄉。杜月笙這份嗅覺，是舊世界“玩家”對新時代規則的清醒認知。
作家的嗅覺：張愛玲
張愛玲，壹個早慧而世故的文學天才。她的文字，總游走於人性的幽暗角落與日常生活的瑣碎真實之間，清醒而冷冽。1952年，她以“繼續從事寫作”為由，從上海遷居香港。隨後，又去了美國。
張愛玲的嗅覺，聞到的是那種“不允許苟存”、那種不允許存在“中間狀態”的味道——壹種要求所有人放棄真我、帶上面具、用統壹的調子說話的不真實。這種味道，對壹個以挖掘人性真實為使命的作家而言，無疑是致命的毒氣。
她筆下那些蒼涼的個人故事，那些小市民的悲歡離合，那種“低到塵埃裡”的私人感受，在即將到來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年代，它們將變得多麼不合時宜，甚至可能被視為腐朽落後的象征。
張愛玲的嗅覺告訴她，這片土壤即將變得容不下她這樣的“異類”，她的文字將失去生存的空間，她的靈魂將被要求穿上統壹的制服。
她沒有留下慷慨激昂的政治宣言，只是用最符合她風格的方式——悄然轉身，以肉身的撤離，對抗即將到來的精神規訓。
那些選擇留下、經歷思想改造甚至批判的同行們，他們的筆是否還屬於自己。這份對比，正是關於張愛玲“嗅覺”最好的注腳。
才女的嗅覺：潘柳黛
上海灘“肆大才女”中，潘柳黛或許名聲不如張愛玲和蘇青，但她以豁達通透的性格和犀利的文筆著稱。
她的“嗅覺”，是壹種基於社會觀察和獨立判斷的敏感。
在1950年，當許多人還抱有幻想時，她已經敏銳地嗅出了威脅，並毅然決然地“潤”去了香港。
她在香港繼續以寫作為生，證明了即使換了土壤，她的才華依然能夠滋養自己。更了不起的是，這份清醒認識，貫穿了她的壹生。
1984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後，面對香港即將回歸，潘柳黛再次展現了她的“嗅覺”與“執行力”，立即決定第贰次出走，於1988年攜全家叁代移民澳洲，並在那裡安然終老。
潘柳黛的“嗅覺”，是清醒者對環境風險的持續評估；她的“執行力”，則是為了規避風險而甘願放棄熟悉環境、重新開始的勇氣。
兩次出走，兩次在新天地扎根。她的故事，是“看透+執行”最小代價、最好結局的極端例子
工人的嗅覺：倪匡
倪匡1935年出生於上海，這位以《衛斯理》系列聞名的大才子，其本人的經歷遠比他的小說更富傳奇色彩。
1950年，年僅15歲的他，懷著革命熱情，考入華東人民革命大學，他曾積極投身政治運動，甚至主動去偏僻的內蒙古開辟勞改農場，其革命熱情可見壹斑。
然而，親身經歷的現實，粉碎了他對革命的理想化幻想。嚴酷的等級森嚴、無休無止的思想匯報和檢討，讓年輕的倪匡澆了幾盆冷水。
因為養狗咬傷書記，因為冬天取暖拆廢棄小橋被舉報，因為批斗會上仗義執言，他被視為眼中釘，面臨審判和關押。
在千鈞壹發之際，朋友的相勸讓他“看透”了危局，激發出他求生的“執行力”。他雪夜騎馬出逃，輾轉數千裡，經黑龍江、上海，最終逃往香港。
到香港時，他身無分文，但他憑借壹支筆，勤奮寫作，最終成為壹代名家。倪匡最令人敬佩的，並非其文學成就，而是他那貫穿始終、毫不動搖的對“自由”的堅持。
他曾說漁村如果失去“自由”就會變成普通城市。
1992年，面對漁村九柒臨近，已是花甲之年的他再次展現“執行力”，移居美國，繼續追逐自由。直到夫人思鄉，他才回港陪伴，但終生再未踏足大陸。
倪匡的“嗅覺”，是壹個理想主義青年在殘酷現實面前的猛醒；他的“執行力”，是從死亡邊緣逃離，並在新環境中靠才華重新崛起的頑強生命力。
他從未為某地唱過壹句贊歌，用自己特立獨行的壹生，詮釋了自由的可貴，以及壹個普通人如何憑借“看透”與“敢走”，改寫被注定的命運。
寫在最後
70多年前，那些跑得飛快的上海人，用嗅覺和行動，將海派文化從黃浦江畔搬到了維多利亞港。他們不是“逃亡者”，而是“拓荒者”，用智慧、生意和文化，重新定義了香港的氣質。
今天，當我們回望這段歷史時會發現，所謂“潤學”並非壹種消極的離開，而是主動的選擇。它是壹種對未來的押注，是壹種基於嗅覺的生存哲學。
這種哲學，至今仍在影響著上海人（2023年），以及每壹個想要從困境中突圍的你我。
所以，別嘲笑那些跑得快的人，他們只是比你先壹步，看清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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