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遠洋捕撈談耽美小說:誰的情色,誰的秩序?
法廣編輯部：近年中國網絡文學中出現的所謂耽美小說近期成為警方追查懲戒的目標。法新社7月16日發自北京的報道指出，幾個月來，已經有數拾名主要在台灣(专题)的海棠文學城網站發表文章的作者講述了自己被警方傳訊的經歷。在中國警方眼中，這些主要呈現男男相戀的唯美情愛故事的作品涉嫌傳播所謂“低俗“內容，但這種文學的支持者則將耽美小說視作性少數人群以及女性主義者難得的表達平台。本台轉載非盈利獨立媒體《低音》網站的文章：“從遠洋捕撈案談耽美小說的罪與罰：誰的情色，誰的秩序？”，希望有助於讀者理解何為耽美文學、為何遭遇打壓、反映怎樣的社會現實。
2024年開始，中國多地公安機關相繼以“傳播淫穢作品”為由逮捕多位網絡文學平台海棠小說的作者，今年3月底，甘肅蘭州警方大規模跨省傳喚抓捕海棠作者。據多方消息，這輪行動波及數百人，涉事者中包括在校大學生與初入職場的年輕女性，許多人並未通過寫作獲得可觀收入，甚至有作者提現金額為零。《低音》
此次事件被廣泛視為2024年安徽績溪警方“遠洋捕撈”行動的延續。當年，50多位耽美與情色文作者因在台灣注冊的海棠文學城上發布成人小說而被跨省抓捕，並迅速定罪量刑。時隔壹年，相似的手段再次啟動，但執法標准顯著收緊——涉案作者多為“小透明”，其獲利金額大多在數百至數千元之間，有些甚至僅收過虛擬打賞或從未提現。這壹趨勢表明，耽美寫作者遭遇的刑責門檻正在持續下降，創作自由空間也被進壹步壓縮。
海棠文學城自2015年創立以來，因內容尺度寬松、聚焦女性情欲幻想，逐漸成為大陸女性寫作者與讀者的“灰色飛地”。平台上耽美作品尤為熱門，作者與讀者幾乎均為女性，彼此之間形成高度互動與情感認同。然而，在“清朗”治理的大背景下，這片網絡空間正在被政法系統高壓清理，壹整套“去情色化”的治理機制，正以驚人的效率迅速入侵創作與閱讀的私人領域。
這次抓捕不僅再次將耽美文學置於輿論風暴中心，也迫使我們重新審視：壹個日益壯大的女性創作共同體，究竟觸碰了怎樣的政治邊界？什麼樣的幻想，在當下的中國，已不再被允許存在？
耽美不僅僅是色情
耽美（Boys’ Love, 簡稱BL）最早源自日本(专题)女性漫畫文化，其本質並非現實主義的同性戀文學，而是壹種面向女性讀者的幻想敘事。它通過描繪男性之間的情感糾葛與身體親密，構建出壹種脫離現實性別秩序的想象空間，讓創作者與讀者得以重新思考“情感”“關系”與“親密”的可能性。
耽美的核心吸引力，不僅僅是性，更是通過“TA者”——虛構的男性角色——折射出女性自我情欲、傷痛與理想關系的重構。在這個空間中，女性無需被傳統的性別角色框限，也不必承擔現實親密關系中的壓迫與期待。正如BBC報道中的中國耽美作者朝暮所言，耽美創作是她“安放精神的方式，是掀起某個世界的壹角去窺探她所愛角色生活的方式”。
在志願者搜集的被捕海棠作者自述中，壹位化名為“139”的作者寫道：“我在小說裡為自己捏造了壹個幸福的家庭，壹個我現實生活中不曾擁有過的幸福家庭。或許，那個世界的我才是真實的我。”作者冰冰棒棒自述：“我的過去並不美好，我受過性侵，被孤立過，抑郁過，後來我學會了寫文，學會在那個世界為自己繼續捏造美好的人生，哄自己繼續活”，匿名作者134：“我之所以喜歡贰次元喜歡寫小說，就是因為那個世界完全是我創造的，它是我喜歡的我想要的那種世界，現實太殘酷了，現實對我來說太可怕”。這清晰地揭示了耽美寫作中情感自療的維度，也表明這種創作並非簡單的“色情輸出”，而是壹種幻想療愈與身份再創造的過程。
盡管性描寫並非耽美小說的全部，但它無疑是其中無法回避的核心維度。耽美小說中的“性”並不僅是對肉體快感的描繪，而是壹種對身體、親密關系與身份欲望的深層探索，身體擺脫了現實中的規訓與標簽，成為表達情感、重塑認同、修補創傷的媒介。這種寫作並非簡單的情色消費，而是壹種“欲望的書寫”，尤其是那些在現實中無法被合法命名、無法獲得社會承認的欲望與身份。
在這壹意義上，耽美中的性描寫具有顛覆性：它挑戰了將性歸於“男性主導”“生殖功能”或“倫理框架”的父權敘事，為邊緣身份者提供了壹種重構親密關系與主體認同的可能性。中國性研究學者李銀河多次指出：“耽美是女性的性別表達空間，是壹種挑戰父權制的文化實踐。” 文學研究者林丹婭也在《耽美小說：女性的身體書寫與性別政治》（2012）中強調，耽美小說中的性描寫往往是情感高潮的轉折點，是兩位主角建立深度情感關系的關鍵時刻，“性不是終點，而是心理信任與情感共鳴的必經階段”。日本學者永久保裕子（Yuiko Nagakubo）則在關於BL漫畫“觸覺空間”的研究中指出，BL作品中的身體接觸，尤其是性行為，並非展現支配或快感的工具，而是象征“被理解”“被深情注視”的時刻——也就是說，這種性行為不是暴力或消費性的，而是具有人際深度與感情重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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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開始，中國多地公安機關相繼以“傳播淫穢作品”為由逮捕多位網絡文學平台海棠小說的作者，今年3月底，甘肅蘭州警方大規模跨省傳喚抓捕海棠作者。據多方消息，這輪行動波及數百人，涉事者中包括在校大學生與初入職場的年輕女性，許多人並未通過寫作獲得可觀收入，甚至有作者提現金額為零。《低音》
此次事件被廣泛視為2024年安徽績溪警方“遠洋捕撈”行動的延續。當年，50多位耽美與情色文作者因在台灣注冊的海棠文學城上發布成人小說而被跨省抓捕，並迅速定罪量刑。時隔壹年，相似的手段再次啟動，但執法標准顯著收緊——涉案作者多為“小透明”，其獲利金額大多在數百至數千元之間，有些甚至僅收過虛擬打賞或從未提現。這壹趨勢表明，耽美寫作者遭遇的刑責門檻正在持續下降，創作自由空間也被進壹步壓縮。
海棠文學城自2015年創立以來，因內容尺度寬松、聚焦女性情欲幻想，逐漸成為大陸女性寫作者與讀者的“灰色飛地”。平台上耽美作品尤為熱門，作者與讀者幾乎均為女性，彼此之間形成高度互動與情感認同。然而，在“清朗”治理的大背景下，這片網絡空間正在被政法系統高壓清理，壹整套“去情色化”的治理機制，正以驚人的效率迅速入侵創作與閱讀的私人領域。
這次抓捕不僅再次將耽美文學置於輿論風暴中心，也迫使我們重新審視：壹個日益壯大的女性創作共同體，究竟觸碰了怎樣的政治邊界？什麼樣的幻想，在當下的中國，已不再被允許存在？
耽美不僅僅是色情
耽美（Boys’ Love, 簡稱BL）最早源自日本(专题)女性漫畫文化，其本質並非現實主義的同性戀文學，而是壹種面向女性讀者的幻想敘事。它通過描繪男性之間的情感糾葛與身體親密，構建出壹種脫離現實性別秩序的想象空間，讓創作者與讀者得以重新思考“情感”“關系”與“親密”的可能性。
耽美的核心吸引力，不僅僅是性，更是通過“TA者”——虛構的男性角色——折射出女性自我情欲、傷痛與理想關系的重構。在這個空間中，女性無需被傳統的性別角色框限，也不必承擔現實親密關系中的壓迫與期待。正如BBC報道中的中國耽美作者朝暮所言，耽美創作是她“安放精神的方式，是掀起某個世界的壹角去窺探她所愛角色生活的方式”。
在志願者搜集的被捕海棠作者自述中，壹位化名為“139”的作者寫道：“我在小說裡為自己捏造了壹個幸福的家庭，壹個我現實生活中不曾擁有過的幸福家庭。或許，那個世界的我才是真實的我。”作者冰冰棒棒自述：“我的過去並不美好，我受過性侵，被孤立過，抑郁過，後來我學會了寫文，學會在那個世界為自己繼續捏造美好的人生，哄自己繼續活”，匿名作者134：“我之所以喜歡贰次元喜歡寫小說，就是因為那個世界完全是我創造的，它是我喜歡的我想要的那種世界，現實太殘酷了，現實對我來說太可怕”。這清晰地揭示了耽美寫作中情感自療的維度，也表明這種創作並非簡單的“色情輸出”，而是壹種幻想療愈與身份再創造的過程。
盡管性描寫並非耽美小說的全部，但它無疑是其中無法回避的核心維度。耽美小說中的“性”並不僅是對肉體快感的描繪，而是壹種對身體、親密關系與身份欲望的深層探索，身體擺脫了現實中的規訓與標簽，成為表達情感、重塑認同、修補創傷的媒介。這種寫作並非簡單的情色消費，而是壹種“欲望的書寫”，尤其是那些在現實中無法被合法命名、無法獲得社會承認的欲望與身份。
在這壹意義上，耽美中的性描寫具有顛覆性：它挑戰了將性歸於“男性主導”“生殖功能”或“倫理框架”的父權敘事，為邊緣身份者提供了壹種重構親密關系與主體認同的可能性。中國性研究學者李銀河多次指出：“耽美是女性的性別表達空間，是壹種挑戰父權制的文化實踐。” 文學研究者林丹婭也在《耽美小說：女性的身體書寫與性別政治》（2012）中強調，耽美小說中的性描寫往往是情感高潮的轉折點，是兩位主角建立深度情感關系的關鍵時刻，“性不是終點，而是心理信任與情感共鳴的必經階段”。日本學者永久保裕子（Yuiko Nagakubo）則在關於BL漫畫“觸覺空間”的研究中指出，BL作品中的身體接觸，尤其是性行為，並非展現支配或快感的工具，而是象征“被理解”“被深情注視”的時刻——也就是說，這種性行為不是暴力或消費性的，而是具有人際深度與感情重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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