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先锋任仲夷:我所经历的历次政治运动
任仲夷和家人
终身感到内疚和悔恨的
1954年，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也牵连和冤屈了一些好同志。使我终身感到内疚和悔恨的，是对李常青同志的批判。
李常青同志当时是哈尔滨市的市委第一书记。他对党忠心耿耿，工作兢兢业业，生活艰苦朴素，缺点是工作上有点家长式领导的作风。总的来说，是一个忠诚的党员，是一个好同志。由于工作上与高岗有些联系，便被诬指为高岗线上的人。
当时我任哈尔滨市委第二书记，东北局一位负责同志亲自打电话给我，说李常青的问题非常严重。因此，李常青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错误的批判。对此，作为市委第二书记的我是负有很大责任的。
后来，李常青同志被调到教育部任司长，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到内蒙古去劳动改造。在一次骑自行车时，遇车祸不幸身亡。一个为党的事业奋斗几十年的老同志，就这样落得非常悲惨的结局！
对于李常青同志的不幸遭遇，我一直有一种沉重的负疚感，对他的悲惨遭遇，比我自己在“抢救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折磨和迫害，更加感到痛心。这是我心上一个永远难以愈合的伤口。
反右当中的“滔天罪行”
1956年9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我对党的“八大”是衷心赞成、完全拥护的。特别对于“八大”报告中提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今后的任务是向大自然作战、搞经济建设，我从心眼里高兴和拥护。对于“八大”之前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和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也是非常赞成的。因此，在“八大”以后，我觉得心情特别舒畅，对工作干劲倍增。全国也是一片欢腾，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可是，好景不长，“八大”闭幕以后，毛主席又在青岛会议上作了内部讲话，提出和“八大”决议完全相反的意见，认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这样，在我的思想上引起了疑虑，“八大”决议还算不算数呢？但心里还是想：毛主席和党中央总是正确的，这种重要提法的改变，一定是经过集体讨论的。只有一个问号：这么重大的问题，为什么不召开党代表大会呢？至少要由中央全会作出决定。我万万不会想到，这是毛主席个人决定的。
1957年“反右派”斗争，我在哈尔滨市任第一书记，我也抓过“右派”，整过人。当时我对毛主席所讲的“引蛇出洞”的做法虽有疑虑，但总的来说，还是忠实执行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的。按我个人的水平和胆识，当时不可能不按上级的指示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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