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迈向250 七月四日如相问,你是哪种MAGA人?
抛开事实不谈，这一叙事方式天然决定了，美国右派必须采取“解放全北美”的宗教普世扩张心态。这种心态与老一辈民主党分子的“自由民主普世价值”心态相通，但与因厌倦美国连年战争等原因成为MAGA的大量普通群众所期望的孤立主义却是本质矛盾的。
海纳百川易，川纳百海难
美国现在正被迫面临一场社会心态大变迁的挑战，这是欧洲、拉美各国数百年前都干过、目前大多已基本完成，而一些非洲、大洋洲国家和东欧前华约国家目前还在进行中的事情：在自己长期引以为豪的某种普世理念发生动摇甚至被破坏时，用民族主义重新塑造出扞卫国家认同的中流砥柱。无论是当年对谷爱凌的恶毒攻击、还是今天对“卷入伊朗”的恐惧，塔克·卡尔森不过是不自觉地扮演了参与这一建构的历史角色。
问题是，基于民族主义的爱国价值观不是那么容易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
中国古代一直以文明为认同基准，几乎从未产生以民族主义立国的需求。从清朝中后期开始，中国费了近百年，才部分且不完全自觉地将现代民族国家形式建立起来；即使是这一过程，也费尽了艰辛。投资人、观察者网创始人李世默在2013年最受欢迎的TED演讲《中国崛起与“元叙事”的终结》中指出，从共产主义到“中国模式”，中国成功将自己的“元叙事”进行了转型。实际上，这一过程绝不是容易做到的：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极大地助推了亚非拉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但它在本质上是否定民族国家叙事的。
如果你仔细关注过1949-2021年历次国家庆典式的视频可能会注意到，直到改革开放深化到一定程度以前，我国国家大典上奏的国歌是不唱的——在这个时期，庆祝场合也不会有现在经常看到的“国旗海洋”，只有纯红旗的海洋，国旗往往不出现，或者只出现一面。1990年代初之前，没有“国旗护卫队”这种配置，1976年前天安门国旗甚至只是一个北京电力局的老工人兼职管的。
那些年代显然比现在更注重政治仪式感，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正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叙事不是基于民族国家构建的，“笑洒满腔青春血，喜迎全球幸福来”是当时的社会共识公理，而爱国主义只是它的附带推论。
1978年后，党和政府未雨绸缪，在国际共运转入低潮前，开始结合前三十年国家积累的建设成就有意识地大幅加强了爱国主义教育，从而改变了以前政治公理化体系的层次。文艺战线经过若干年“战地新歌”昨日黄花后，突然出现和引进了一大批导向鲜明的“爱国主义歌曲”，既有革命色彩浓烈的《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等，也有至今为人熟悉的革命色彩很淡的《我爱你中国》等，还有从香港引进、完全无革命色彩的《我的中国心》等；《国旗法》、《国歌法》纷纷落地，中小学开始严格执行仪式化的升国旗和奏唱国歌制度。
这场运动总体上非常成功，“复兴中华”的旗号被从当时窃据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御用文人手中夺了过来，最终在除港台外的绝大部分领土上建成了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人民拥有极高民族自豪感的政治认同，同时仍保留着作为基础的革命价值观。
《我的中国心》一度成为老山前线指战员最喜欢的爱国歌曲，后来在部队传唱中被自发重新填词，演变成了今天着名的、女生军训必被教的军营民谣《军中绿花》
截至目前，凡经历这一过程的大型政治经济体中，新中国是唯一成功的例子。如果排除体量较小的越南，目前只有我国不仅巩固和弘扬了扎根于（而非否定）原本普世叙事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并未像当今俄罗斯那样国家层面乞灵于旧宗教旧法统的情况下重新塑造出了民族信心，甚至已部分找回了对自己过去所持普世理念的集体自信。
俄罗斯的“通三统”目前仍肉眼可见地没有眉目，而美国精英尤其MAGA精英们正在第一次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元叙事”并不特别例外，同样有经历这一转型的可能，然后被困在了转型中“既要又要”的人之常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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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现在正被迫面临一场社会心态大变迁的挑战，这是欧洲、拉美各国数百年前都干过、目前大多已基本完成，而一些非洲、大洋洲国家和东欧前华约国家目前还在进行中的事情：在自己长期引以为豪的某种普世理念发生动摇甚至被破坏时，用民族主义重新塑造出扞卫国家认同的中流砥柱。无论是当年对谷爱凌的恶毒攻击、还是今天对“卷入伊朗”的恐惧，塔克·卡尔森不过是不自觉地扮演了参与这一建构的历史角色。
问题是，基于民族主义的爱国价值观不是那么容易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
中国古代一直以文明为认同基准，几乎从未产生以民族主义立国的需求。从清朝中后期开始，中国费了近百年，才部分且不完全自觉地将现代民族国家形式建立起来；即使是这一过程，也费尽了艰辛。投资人、观察者网创始人李世默在2013年最受欢迎的TED演讲《中国崛起与“元叙事”的终结》中指出，从共产主义到“中国模式”，中国成功将自己的“元叙事”进行了转型。实际上，这一过程绝不是容易做到的：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极大地助推了亚非拉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但它在本质上是否定民族国家叙事的。
如果你仔细关注过1949-2021年历次国家庆典式的视频可能会注意到，直到改革开放深化到一定程度以前，我国国家大典上奏的国歌是不唱的——在这个时期，庆祝场合也不会有现在经常看到的“国旗海洋”，只有纯红旗的海洋，国旗往往不出现，或者只出现一面。1990年代初之前，没有“国旗护卫队”这种配置，1976年前天安门国旗甚至只是一个北京电力局的老工人兼职管的。
那些年代显然比现在更注重政治仪式感，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正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叙事不是基于民族国家构建的，“笑洒满腔青春血，喜迎全球幸福来”是当时的社会共识公理，而爱国主义只是它的附带推论。
1978年后，党和政府未雨绸缪，在国际共运转入低潮前，开始结合前三十年国家积累的建设成就有意识地大幅加强了爱国主义教育，从而改变了以前政治公理化体系的层次。文艺战线经过若干年“战地新歌”昨日黄花后，突然出现和引进了一大批导向鲜明的“爱国主义歌曲”，既有革命色彩浓烈的《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等，也有至今为人熟悉的革命色彩很淡的《我爱你中国》等，还有从香港引进、完全无革命色彩的《我的中国心》等；《国旗法》、《国歌法》纷纷落地，中小学开始严格执行仪式化的升国旗和奏唱国歌制度。
这场运动总体上非常成功，“复兴中华”的旗号被从当时窃据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御用文人手中夺了过来，最终在除港台外的绝大部分领土上建成了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人民拥有极高民族自豪感的政治认同，同时仍保留着作为基础的革命价值观。
《我的中国心》一度成为老山前线指战员最喜欢的爱国歌曲，后来在部队传唱中被自发重新填词，演变成了今天着名的、女生军训必被教的军营民谣《军中绿花》
截至目前，凡经历这一过程的大型政治经济体中，新中国是唯一成功的例子。如果排除体量较小的越南，目前只有我国不仅巩固和弘扬了扎根于（而非否定）原本普世叙事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并未像当今俄罗斯那样国家层面乞灵于旧宗教旧法统的情况下重新塑造出了民族信心，甚至已部分找回了对自己过去所持普世理念的集体自信。
俄罗斯的“通三统”目前仍肉眼可见地没有眉目，而美国精英尤其MAGA精英们正在第一次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元叙事”并不特别例外，同样有经历这一转型的可能，然后被困在了转型中“既要又要”的人之常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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