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男子述述他为何支持隔壁省独立
(加西网综合)加拿大国庆日，对阿尔伯塔省人来说情绪复杂，省府即将出台新的公投规则，分离呼声遭遇反对派请愿.
2022年2月，在阿尔伯塔省Coutts边境口岸的一场抗议活动中，Gord Larson感受到了他此生最强烈的爱国情怀。站在雪地公路上，成百上千人齐声高唱《O Canada》，连皇家骑警（RCMP）都加入了合唱，“那一刻，我浑身起鸡皮疙瘩”，Larson回忆道，“我为加拿大的民主与自由而骄傲”。
但两年后的今天，这位曾经坚定的联邦主义者却支持阿尔伯塔脱离加拿大，“我再也无法感受到那种骄傲了”，Larson说，“我失去了希望”。
抗议与觉醒：一场歌声后的觉悟
根据CBC的报道,当年，Larson之所以走上Coutts边境，是因为他的妻子因拒绝接种COVID-19疫苗而失去了工作。他担心自己也会步后尘。当全国焦点集中在前往渥太华的卡车车队时，他决定从卡尔加里开车南下两天，以表支持。
“社区的团结令人动容”，他说，“那是一种自发的集体精神，每个人都在为彼此出力”。
抗议中，牧师带领众人祷告，随后群众齐声高唱国歌。但这股团结与热情很快被联邦政府的回应冲散。当时，联邦政府动用《紧急状态法》清场，冻结部分抗议者银行账户，引发了广泛争议。
2024年，一位联邦法官裁定政府使用《紧急状态法》的行为“不合理”。但Larson指出，“没有任何官员被追责，也没有新法案出台来保护民众的财务权利，甚至自由党还再次赢得了选举”。
他哀叹：“这是赤裸裸的权威主义”。
从改革派理想到西部分离主义
Larson出生于BC省奇利瓦克市，自青少年时期便对政治充满热情。1993年，他在高中毕业班时聆听了改革党（Reform Party）候选人Chuck Strahl的演讲，被“西部想加入”（The West wants in）的口号所鼓舞。
然而，Larson的首次投票经历却让他对联邦制度产生怀疑，“我还在投票站排队，就听到旁边的人说选举已经被自由党赢了——只靠大西洋和中部省份的选票就足够了”，他说，“感觉我的选票根本不重要”。
随着对加拿大政治结构了解的加深，Larson意识到，加拿大宪法中的“祖父条款”和参议员条款使得人口较少的省份拥有不成比例的代表权，这导致如阿尔伯塔这样的西部省份常年被边缘化。
2002年，他搬到卡尔加里，并进入了石油行业。他在经济繁荣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豪。但也正是在这里，他开始认为加拿大的财政均衡转移支付制度“根本不公平”。
“我们阿尔伯塔人自己掏腰包缴全价电费，却要通过联邦转移支付补贴魁北克的廉价水电”，Larson说，“结果却是魁北克政客嘲讽我们的‘肮脏能源’，同时还在创纪录地购买我们的汽油”。
疫情成为分水岭：从愤怒到幻灭
尽管对制度长期不满，Larson原本仍保有改变的希望。但COVID-19疫情彻底改变了一切。
“我看到我的个人权利一点点被剥夺”，他说，“不仅是强制疫苗，还有舆论上的压迫，只要你提出疑问，就会被攻击”。他承认这些经历让他“愤怒至今”。
他密切关注着“自由车队”在渥太华的动态，虽未亲赴现场，却每日阅读保守派博客获取消息，“车队在国会山周围驻扎了两个多星期，没有一辆车被烧，没有一家店被抢，没有袭警行为被起诉……政府却动用《紧急状态法》，这太过分了”。
这场政府与民间对抗的事件，让Larson的联邦认同彻底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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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2022年2月，在阿尔伯塔省Coutts边境口岸的一场抗议活动中，Gord Larson感受到了他此生最强烈的爱国情怀。站在雪地公路上，成百上千人齐声高唱《O Canada》，连皇家骑警（RCMP）都加入了合唱，“那一刻，我浑身起鸡皮疙瘩”，Larson回忆道，“我为加拿大的民主与自由而骄傲”。
但两年后的今天，这位曾经坚定的联邦主义者却支持阿尔伯塔脱离加拿大，“我再也无法感受到那种骄傲了”，Larson说，“我失去了希望”。
抗议与觉醒：一场歌声后的觉悟
根据CBC的报道,当年，Larson之所以走上Coutts边境，是因为他的妻子因拒绝接种COVID-19疫苗而失去了工作。他担心自己也会步后尘。当全国焦点集中在前往渥太华的卡车车队时，他决定从卡尔加里开车南下两天，以表支持。
“社区的团结令人动容”，他说，“那是一种自发的集体精神，每个人都在为彼此出力”。
抗议中，牧师带领众人祷告，随后群众齐声高唱国歌。但这股团结与热情很快被联邦政府的回应冲散。当时，联邦政府动用《紧急状态法》清场，冻结部分抗议者银行账户，引发了广泛争议。
2024年，一位联邦法官裁定政府使用《紧急状态法》的行为“不合理”。但Larson指出，“没有任何官员被追责，也没有新法案出台来保护民众的财务权利，甚至自由党还再次赢得了选举”。
他哀叹：“这是赤裸裸的权威主义”。
从改革派理想到西部分离主义
Larson出生于BC省奇利瓦克市，自青少年时期便对政治充满热情。1993年，他在高中毕业班时聆听了改革党（Reform Party）候选人Chuck Strahl的演讲，被“西部想加入”（The West wants in）的口号所鼓舞。
然而，Larson的首次投票经历却让他对联邦制度产生怀疑，“我还在投票站排队，就听到旁边的人说选举已经被自由党赢了——只靠大西洋和中部省份的选票就足够了”，他说，“感觉我的选票根本不重要”。
随着对加拿大政治结构了解的加深，Larson意识到，加拿大宪法中的“祖父条款”和参议员条款使得人口较少的省份拥有不成比例的代表权，这导致如阿尔伯塔这样的西部省份常年被边缘化。
2002年，他搬到卡尔加里，并进入了石油行业。他在经济繁荣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豪。但也正是在这里，他开始认为加拿大的财政均衡转移支付制度“根本不公平”。
“我们阿尔伯塔人自己掏腰包缴全价电费，却要通过联邦转移支付补贴魁北克的廉价水电”，Larson说，“结果却是魁北克政客嘲讽我们的‘肮脏能源’，同时还在创纪录地购买我们的汽油”。
疫情成为分水岭：从愤怒到幻灭
尽管对制度长期不满，Larson原本仍保有改变的希望。但COVID-19疫情彻底改变了一切。
“我看到我的个人权利一点点被剥夺”，他说，“不仅是强制疫苗，还有舆论上的压迫，只要你提出疑问，就会被攻击”。他承认这些经历让他“愤怒至今”。
他密切关注着“自由车队”在渥太华的动态，虽未亲赴现场，却每日阅读保守派博客获取消息，“车队在国会山周围驻扎了两个多星期，没有一辆车被烧，没有一家店被抢，没有袭警行为被起诉……政府却动用《紧急状态法》，这太过分了”。
这场政府与民间对抗的事件，让Larson的联邦认同彻底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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