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 柴静: 从官媒的知名记者和"公知"到出走海外的媒体人
有分析称，温家宝的回应为当时的中国言论空间的放宽产生正面影响。美国三一学院教授张洁（Jie Zhang，音译）撰文称，柴静与团队当年的成功报导为央视推动这项迟来的改革注入信心。张洁说，节目赋予中国记者前所未有的自主权，记者可否决选题并主导现场拍摄，“记者越居中心，新闻越具吸引力”的报导方式受到认可。
《看见》不再见
2011年8月，她开始主持央视一套访谈节目《看见》，成为她的标志性作品。她除了采访名人，（与媒体关系冷淡的香港喜剧明星周星驰，曾主动提议接受柴静二次采访）。但更多时候，她的工作直面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之痛与对人性的叩问。
她在该节目报导过被徵地农民、受虐杀夫的女死囚、重庆“打黑”、留守儿童、同性恋者及地震幸存者等议题。
她向记者透露，到了《看见》时期，她已无法制作监督公权力的报导，只能转向探讨人性议题的选题，例如药家鑫案、李阳家暴案等报导。
在上周与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隔空对话的影片中，柴静表示，当年她调查内蒙古农民土地被地方政府强徵后不久，便被要求调离《新闻调查》。她说：“重庆打黑三个月后，她就被调离该节目，收到的禁令是‘不允许日后对任何法政机关做监督性的报导’。”她还提到，另一位央视知名节目制作人因持续质疑重庆“打黑”的合法性被辞退。
尽管如此，这些报导为柴静赢得了“公知”的声誉。但她对BBC说，她并不认为自己是“公知”，而视自己为一位记者与作家。
许多人与BBC分享说，柴静当年的报导激发了中国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公共讨论，因此受到鼓励投身媒体行业。
有一位移居澳洲的同性恋者在柴静的影片下留言，感激她当年不顾同事讥讽，首次在中国官媒报导同性恋者的处境，包括“同妻”的痛苦。这是中国官媒首次让同性恋者不打码公开现身接受采访。该位观众提及自己当年逃离精神病院的电击疗法，如今才可以安身立命。
柴静在影片中回顾称，20年后，同性恋议题再次成为中国官方禁忌，颇有沧海桑田之感叹。
2013年，柴静出版回忆录《看见》，记录她在央视十余年的历程。她向BBC表示，这本书是她走向“独立”思考的过程，回应央视师父陈虻的提醒：“不要当了记者，就忘了自己是个人。”
“《看见》这个节目，实际上，我在谈的就是我一步一步走向独立的过程。其中一个过程就是我对‘系统’的认识。”她向笔者说。
“在非典之前，我是一个主持人，其实我是在意的.....我在意每天报几个题，之后有没有评奖会，电视台领导有没有批示，有没有上头条等等。我当然会在意，因为在一个系统里，你被裹住了，便自然的认同这东西。”
然而，成为调查记者后，她逐渐摆脱对体制认可的依赖：“到非典的时候，它粉碎了，不存在了。”
她进一步解释：“非典之后，我得到极大的解放感，那是一种深深的解放。我觉得，从那之后再也没有认为自己需要得到他们（外界或组织）的认可和评价，我不太在意，我有自己的标准。”
2013年，随着习近平上台，外界多半认为中国公民社会有了急遽变化，民间组织受打压渐深，媒体空间被严重地挤压。
同年，《看见》在播完清华大学“朱令被投毒”案停播。次年，柴静辞职正式离开央视，踏上独立媒体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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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不再见
2011年8月，她开始主持央视一套访谈节目《看见》，成为她的标志性作品。她除了采访名人，（与媒体关系冷淡的香港喜剧明星周星驰，曾主动提议接受柴静二次采访）。但更多时候，她的工作直面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之痛与对人性的叩问。
她在该节目报导过被徵地农民、受虐杀夫的女死囚、重庆“打黑”、留守儿童、同性恋者及地震幸存者等议题。
她向记者透露，到了《看见》时期，她已无法制作监督公权力的报导，只能转向探讨人性议题的选题，例如药家鑫案、李阳家暴案等报导。
在上周与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隔空对话的影片中，柴静表示，当年她调查内蒙古农民土地被地方政府强徵后不久，便被要求调离《新闻调查》。她说：“重庆打黑三个月后，她就被调离该节目，收到的禁令是‘不允许日后对任何法政机关做监督性的报导’。”她还提到，另一位央视知名节目制作人因持续质疑重庆“打黑”的合法性被辞退。
尽管如此，这些报导为柴静赢得了“公知”的声誉。但她对BBC说，她并不认为自己是“公知”，而视自己为一位记者与作家。
许多人与BBC分享说，柴静当年的报导激发了中国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公共讨论，因此受到鼓励投身媒体行业。
有一位移居澳洲的同性恋者在柴静的影片下留言，感激她当年不顾同事讥讽，首次在中国官媒报导同性恋者的处境，包括“同妻”的痛苦。这是中国官媒首次让同性恋者不打码公开现身接受采访。该位观众提及自己当年逃离精神病院的电击疗法，如今才可以安身立命。
柴静在影片中回顾称，20年后，同性恋议题再次成为中国官方禁忌，颇有沧海桑田之感叹。
2013年，柴静出版回忆录《看见》，记录她在央视十余年的历程。她向BBC表示，这本书是她走向“独立”思考的过程，回应央视师父陈虻的提醒：“不要当了记者，就忘了自己是个人。”
“《看见》这个节目，实际上，我在谈的就是我一步一步走向独立的过程。其中一个过程就是我对‘系统’的认识。”她向笔者说。
“在非典之前，我是一个主持人，其实我是在意的.....我在意每天报几个题，之后有没有评奖会，电视台领导有没有批示，有没有上头条等等。我当然会在意，因为在一个系统里，你被裹住了，便自然的认同这东西。”
然而，成为调查记者后，她逐渐摆脱对体制认可的依赖：“到非典的时候，它粉碎了，不存在了。”
她进一步解释：“非典之后，我得到极大的解放感，那是一种深深的解放。我觉得，从那之后再也没有认为自己需要得到他们（外界或组织）的认可和评价，我不太在意，我有自己的标准。”
2013年，随着习近平上台，外界多半认为中国公民社会有了急遽变化，民间组织受打压渐深，媒体空间被严重地挤压。
同年，《看见》在播完清华大学“朱令被投毒”案停播。次年，柴静辞职正式离开央视，踏上独立媒体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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