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人长平:一场延迟了二十年的流亡
1989年6月，对峙中的武警和成都示威民众。（图片来源：Andy Levin/纽约时报）
长平说道：“这不是一批年轻人，而是整代人，整整一代人。每个个体的生命价值都被暴力摧毁。”
他感觉自己从此生活在深深的屈辱感当中，一想到那些在血腥的暴力前丧失生命的同伴，而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就感到人生毫无价值，“为什么中弹的不是我？我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我真的应该这样活着吗？”
主流的叙事在漫长的岁月中发生了更加可耻的转变。长平说：“原本中共的官员对于这次镇压也没有那么理直气壮，新闻发言人还在辩解，说‘我们没有杀那么多人’——这个辩解的逻辑还是‘杀人是不正当的’。但是近年来，辩解的逻辑变成了‘杀人是对的’——如果没有六四镇压，就没有后来的经济发展。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柏林墙的倒塌、共产主义阵营的崩溃让很多人仍对“巨变”抱有期待。当时坊间流行的说法是，中共政权再维持个五年、十年便会崩塌，甚至有人预测，两年之内它就会土崩瓦解。
长平并不乐观。但是无论如何，他和他的同学们，已对“体制”充满了厌恶和鄙视。
离开学校一年后，他收到一位大学室友的来信，几页纸密密麻麻，文字奔涌如泪，语气里满是激情与羞耻。室友说自己被分到一个大厂工会——那封信写得像诀别书一样：“我们以前总是嘲笑国家干部，现在（我）自己成了那个角色。我不能忍受这样的命运，我要做出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信发出不久，这位室友没有告知单位，便从北方出发南下逃离体制。在深圳，他身无分文，几近乞讨，也没有回头。十年之后，他拥有数家工厂，资产上亿。
另一个朋友，被分到一个非常体面的体制工作，由于家境困难，他不得不接受现实。每次请老友吃饭，都要请求大家谅解。
“经历过六四创伤的年轻人，觉得要更正当、更有尊严地活着，哪怕一事无成流落街头，也是最值得活着的一群人，（大家）都应该干点什么事情”，长平说。
很多年后，在美国一家咖啡馆，他见到当年一起组织学运的学生领袖。对方看见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为死去的学生活着的。”他深深共鸣。
1989年6月，成都天府广场镇压现场的受伤民众。（图片来源：Andy Levin/纽约时报）
而那个高中好友，曾在广场上写信喊他“广场需要你”的人，也坚持到最后。子弹打进了他的腿，被送进医院，但很快又被警察带走提审，导致他终生残疾，两腿一长一短。
长平一直没有忘记。他说：“我只是侥幸成为屠杀的幸存者。那些倒在血泊中的人，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我。我们活着，只是偶然。”每年六四纪念日，他都会在境外媒体上写纪念文章。大多发表于《德国之声》——他后来成为该媒体的专栏作家。
“对我个人来说，这是对耻辱记忆的一种抵制。”
投身报业，撑开自由的牢笼
回溯长平三十年的新闻历程会发现，1989年的那场历史巨变，为他以后的每一次笔触奠下了隐秘而清晰的基础。他所践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报道现实，更是一种“六四精神”的承续。
1991年离开校园之后，长平曾在小说、剧本之间试探，并有作品在文学刊物上发表。同时他也为出版商工作，写了几本书。
在此期间，他还和朋友一起开过录像厅、火锅店和杂货店。
那是一个中国走向“政左经右”路线的时代，市场经济继续深化，商业信息成为刚需，他因缘际会参与创办《荷花商情资讯》——那时候流行的简报商讯，再承包《市场导报》——这是长平新闻生涯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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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说道：“这不是一批年轻人，而是整代人，整整一代人。每个个体的生命价值都被暴力摧毁。”
他感觉自己从此生活在深深的屈辱感当中，一想到那些在血腥的暴力前丧失生命的同伴，而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就感到人生毫无价值，“为什么中弹的不是我？我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我真的应该这样活着吗？”
主流的叙事在漫长的岁月中发生了更加可耻的转变。长平说：“原本中共的官员对于这次镇压也没有那么理直气壮，新闻发言人还在辩解，说‘我们没有杀那么多人’——这个辩解的逻辑还是‘杀人是不正当的’。但是近年来，辩解的逻辑变成了‘杀人是对的’——如果没有六四镇压，就没有后来的经济发展。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柏林墙的倒塌、共产主义阵营的崩溃让很多人仍对“巨变”抱有期待。当时坊间流行的说法是，中共政权再维持个五年、十年便会崩塌，甚至有人预测，两年之内它就会土崩瓦解。
长平并不乐观。但是无论如何，他和他的同学们，已对“体制”充满了厌恶和鄙视。
离开学校一年后，他收到一位大学室友的来信，几页纸密密麻麻，文字奔涌如泪，语气里满是激情与羞耻。室友说自己被分到一个大厂工会——那封信写得像诀别书一样：“我们以前总是嘲笑国家干部，现在（我）自己成了那个角色。我不能忍受这样的命运，我要做出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信发出不久，这位室友没有告知单位，便从北方出发南下逃离体制。在深圳，他身无分文，几近乞讨，也没有回头。十年之后，他拥有数家工厂，资产上亿。
另一个朋友，被分到一个非常体面的体制工作，由于家境困难，他不得不接受现实。每次请老友吃饭，都要请求大家谅解。
“经历过六四创伤的年轻人，觉得要更正当、更有尊严地活着，哪怕一事无成流落街头，也是最值得活着的一群人，（大家）都应该干点什么事情”，长平说。
很多年后，在美国一家咖啡馆，他见到当年一起组织学运的学生领袖。对方看见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为死去的学生活着的。”他深深共鸣。
1989年6月，成都天府广场镇压现场的受伤民众。（图片来源：Andy Levin/纽约时报）
而那个高中好友，曾在广场上写信喊他“广场需要你”的人，也坚持到最后。子弹打进了他的腿，被送进医院，但很快又被警察带走提审，导致他终生残疾，两腿一长一短。
长平一直没有忘记。他说：“我只是侥幸成为屠杀的幸存者。那些倒在血泊中的人，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我。我们活着，只是偶然。”每年六四纪念日，他都会在境外媒体上写纪念文章。大多发表于《德国之声》——他后来成为该媒体的专栏作家。
“对我个人来说，这是对耻辱记忆的一种抵制。”
投身报业，撑开自由的牢笼
回溯长平三十年的新闻历程会发现，1989年的那场历史巨变，为他以后的每一次笔触奠下了隐秘而清晰的基础。他所践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报道现实，更是一种“六四精神”的承续。
1991年离开校园之后，长平曾在小说、剧本之间试探，并有作品在文学刊物上发表。同时他也为出版商工作，写了几本书。
在此期间，他还和朋友一起开过录像厅、火锅店和杂货店。
那是一个中国走向“政左经右”路线的时代，市场经济继续深化，商业信息成为刚需，他因缘际会参与创办《荷花商情资讯》——那时候流行的简报商讯，再承包《市场导报》——这是长平新闻生涯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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