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肆事件] 壹個六肆囚徒跨越半個地球的流亡生涯 （壹）
范士貴的判決書第壹頁(照片由范士貴提供)。
他的判決書上說：
被告人范士貴在小字報中宣傳煽動: “各校學生自治會速印制各種宣傳品廣泛散發，派遣有口才、有水平的同學赴生產第壹線，號召人民起來進行反獨裁、求民主的抵抗運動，全體人民壹致行動，把鄧某某、李某趕下獨裁寶座。“
判決書沒有直接寫出鄧小平和李鵬的名字。當年的審判長趙端，目前已經是武昌區人大副主任，而范士貴還在繼續承受著這次判決帶來的終身苦難，仍在流浪天涯。
范士貴的判決書(照片由范士貴提供)。
從在看守所糊火柴盒到湖北第壹勞改支隊加工塑料
在看守所期間，范士貴和號子裡的犯人們每天糊火柴盒，壹天2000個，完成任務的話，每周有壹碗蒸肉吃。因為和壹個死刑犯，也是“號霸”貴肆佬相處得不錯，范士貴沒有挨打。范士貴回憶說，沒有挨打的原因很可能是因為貴肆佬指使人打死了壹個學潮進來的武鋼工人，因而對因學潮而進來的人心懷愧疚。
看守所裡最難忘的記憶，是父親的來訪。他父親沒出過遠門，從荊門鄉下數百公裡坐錯了很多車，才趕到看守所看兒子。按規定，范士貴不能會見親友，壹位郭姓看守可憐他，說你聽壹下兒子的聲音吧。他便大聲喊范士貴的名字，范士貴在裡面應了壹聲“到”，父親就從門洞給他塞進來幾件舊衣服。
范士貴說，看守所裡最溫馨的時光，是每天晚上糊完火柴盒後囚犯們坐壹起聊天、唱歌。號子裡的囚犯們留下來很多囚歌，有的犯人能唱幾拾首。囚犯們給號霸唱歌、跳舞，也是號子裡日常的重要內容。
在看守所煎熬了半年多，判刑後的范士貴被送到了湖北省第壹勞改支隊，即那時的漢陽縣新龍鎮，在長江邊上。對外它又叫新生磚瓦廠和新生塑料廠。現在那裡叫武漢蔡甸監獄。從谷歌地圖上能看到壹圈高牆電網以及牆上的崗樓，通過距離測算，高牆內的監管區大約有10萬平米，生產區和辦公區面積約為監管區的兩倍。
他被分在六中隊，曾在磚瓦廠的高溫大窯裡搬了好幾個月的磚。他記得窯裡大約60攝氏度，塑料鞋都是軟的，為了降溫，鼓風機吹得無法呼吸。壹天活幹下來，全身壹層黑灰，認不出誰是誰。
後來，來的政治犯越來越多，他們被集中到伍中隊，並和刑事犯分開關押。那時范士貴主要是在塑料車間幹活，在300攝氏度的輥上翻卷融化的塑料。為了表現積極，他還承擔了犯人夜校文化教員的工作。
當年和范士貴壹同在伍中隊勞改過的蔣品超現在旅居美國洛杉磯。他在華中師范大學畢業後在武漢大學新聞系任教，因“學潮”期間參與組織湖北學生運動被判了4年，從江陵送到第壹勞改支隊。
他對美國之音說：“我們在壹起，伍中隊，是塑料車間勞動。那裡是把塑料粉末，有毒的，用輥軸等碾壓成片，再切成小片，制作膠皮、膠袋等產品，或吹成塑料薄膜。1991年9月，我發起罷工抗議，然後就壹共11人有8個人被打，幹部讓犯人打手打我們，皮開肉綻，遍體鱗傷。”
蔣品超說，他出獄後就沒有再見過范士貴，但是曾幫他呼吁捐款。
范士貴表示，自己不願意在監獄裡和管教們對抗，覺得沒有意義，所以他選擇妥協，屈服。但他也有自己的底線，不出賣也不傷害其他難友。
“我沒有認罪，但我服法。”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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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判決書上說：
被告人范士貴在小字報中宣傳煽動: “各校學生自治會速印制各種宣傳品廣泛散發，派遣有口才、有水平的同學赴生產第壹線，號召人民起來進行反獨裁、求民主的抵抗運動，全體人民壹致行動，把鄧某某、李某趕下獨裁寶座。“
判決書沒有直接寫出鄧小平和李鵬的名字。當年的審判長趙端，目前已經是武昌區人大副主任，而范士貴還在繼續承受著這次判決帶來的終身苦難，仍在流浪天涯。
范士貴的判決書(照片由范士貴提供)。
從在看守所糊火柴盒到湖北第壹勞改支隊加工塑料
在看守所期間，范士貴和號子裡的犯人們每天糊火柴盒，壹天2000個，完成任務的話，每周有壹碗蒸肉吃。因為和壹個死刑犯，也是“號霸”貴肆佬相處得不錯，范士貴沒有挨打。范士貴回憶說，沒有挨打的原因很可能是因為貴肆佬指使人打死了壹個學潮進來的武鋼工人，因而對因學潮而進來的人心懷愧疚。
看守所裡最難忘的記憶，是父親的來訪。他父親沒出過遠門，從荊門鄉下數百公裡坐錯了很多車，才趕到看守所看兒子。按規定，范士貴不能會見親友，壹位郭姓看守可憐他，說你聽壹下兒子的聲音吧。他便大聲喊范士貴的名字，范士貴在裡面應了壹聲“到”，父親就從門洞給他塞進來幾件舊衣服。
范士貴說，看守所裡最溫馨的時光，是每天晚上糊完火柴盒後囚犯們坐壹起聊天、唱歌。號子裡的囚犯們留下來很多囚歌，有的犯人能唱幾拾首。囚犯們給號霸唱歌、跳舞，也是號子裡日常的重要內容。
在看守所煎熬了半年多，判刑後的范士貴被送到了湖北省第壹勞改支隊，即那時的漢陽縣新龍鎮，在長江邊上。對外它又叫新生磚瓦廠和新生塑料廠。現在那裡叫武漢蔡甸監獄。從谷歌地圖上能看到壹圈高牆電網以及牆上的崗樓，通過距離測算，高牆內的監管區大約有10萬平米，生產區和辦公區面積約為監管區的兩倍。
他被分在六中隊，曾在磚瓦廠的高溫大窯裡搬了好幾個月的磚。他記得窯裡大約60攝氏度，塑料鞋都是軟的，為了降溫，鼓風機吹得無法呼吸。壹天活幹下來，全身壹層黑灰，認不出誰是誰。
後來，來的政治犯越來越多，他們被集中到伍中隊，並和刑事犯分開關押。那時范士貴主要是在塑料車間幹活，在300攝氏度的輥上翻卷融化的塑料。為了表現積極，他還承擔了犯人夜校文化教員的工作。
當年和范士貴壹同在伍中隊勞改過的蔣品超現在旅居美國洛杉磯。他在華中師范大學畢業後在武漢大學新聞系任教，因“學潮”期間參與組織湖北學生運動被判了4年，從江陵送到第壹勞改支隊。
他對美國之音說：“我們在壹起，伍中隊，是塑料車間勞動。那裡是把塑料粉末，有毒的，用輥軸等碾壓成片，再切成小片，制作膠皮、膠袋等產品，或吹成塑料薄膜。1991年9月，我發起罷工抗議，然後就壹共11人有8個人被打，幹部讓犯人打手打我們，皮開肉綻，遍體鱗傷。”
蔣品超說，他出獄後就沒有再見過范士貴，但是曾幫他呼吁捐款。
范士貴表示，自己不願意在監獄裡和管教們對抗，覺得沒有意義，所以他選擇妥協，屈服。但他也有自己的底線，不出賣也不傷害其他難友。
“我沒有認罪，但我服法。”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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