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 哈佛官司前景不乐观 将决定高等教育和美国的命运
哈佛官司的前景不容乐观
美国的主流媒体大多为私人拥有，所以政府对媒体的报复范围比较有限。惩罚律所的行政令在法律上没有任何立脚点，所以就打赢官司来说不是太难。也许最困难的是大学。
哈佛大学校长艾伦·加博(Alan Garber)就哈佛告政府案接受 NBC 新闻的独家专访时说：“他们想直接审查我们的教职员工。这会直接影响到在校园里可以表达什么样的观点。他们还想告诉我们需要解雇谁，干预我们的招生程序。这正是我们所反对的。我们在扞卫我认为是美国经济和生活方式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我们的大学。”
加博校长还特别指出，尽管他认为学校在反犹太主义方面存在改进的空间，但研究经费和反犹太主义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就是说，政府以反犹太主义为理由取消学校经费，这里面没有逻辑联系。
采访中的几个问答特别能让人感受到气氛的凝重：
问：在提起诉讼之前，你做了个深呼吸吧？这是重要的一步。
答：这是很大的一步。好多个深呼吸。这很艰难。
问：哈佛能承受多大的痛苦？
答：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能承受多少。但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在基本原则上妥协，比如扞卫我们的第一修正案权利。
问：事到如今，这已经超出了哈佛的范围吗？
答：这当然是比哈佛更大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看看这里的风险是什么，岌岌可危的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卓越性，尤其是许多大学的研究任务，这对美国经济、美国人民的健康和福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问：你们能赢得这场斗争吗？
答：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事关重大，我们别无选择。
可以说，哈佛的选择既是无奈，也是决绝。这让我想起几乎是整整 54 年前，《纽约时报》以同样的决绝发表了《五角大楼文件》的事情。
《纽约时报》豁出一切揭露美国越战的丑陋秘密
在美国，媒体透露政府机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 1971 年《纽约时报》系统性大规模发表《五角大楼文件》这个重头绝密文件，是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份文件总共 47 卷，其中 3000 多页历史分析资料，4000 多页政府原始资料，揭露了美国政府在越战初期就采取蒙蔽、欺骗公众的行径以获取人们对越战的支持，随着战争的继续，这些手段更是成了美国政府的家常便饭。
为《纽约时报》提供这份文件的是曾在国防部工作，后来成了反战人物的丹尼尔·艾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他走出这一步时已经做好了坐牢的准备。时报知道，如果发表，出版人很可能会坐牢。时报也警告所有参与这个报道的人，他们都有坐牢的可能。就是这样，所有人都选择参与。所有人的核心理念都是美国民众有知情权。
时报同时还面临一个如何发的问题。是仅仅写报道呢，还是在报道的同时也登部分文件原件？单单讲故事，风险小很多，但新闻的力度也大减。最后编辑同仁达成共识：发此新闻后果可能相当严重，但不发的后果是无法承受的：这份文件早晚是会见天日的。等哪一天别家报纸登了，时报如何向自己的读者交代！要发，就必须报道加原件，为避风险降低新闻的质量是对读者不负责任。
1971 年 6 月 13 日，星期天，《纽约时报》开始刊登五角大楼文件，连载将持续十天。
其实当时的白宫是乐见媒体批评前面两任总统的。尼克松的第一反应是，“这都是关于民主党人所做的可怕事情。我为什么要在意？”但是基辛格说服他必须动作，允许一个泄露，以后就什么都泄漏了。而尼克松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惩罚媒体。结果就是，连载两日，白宫没动静。在第三日发稿前的最后一刻，司法部长来了电报，蛮横要求报社立即停止这个连载，并设法收回已经发出的报纸。
时报原来的打算是，如果政府以法律手段阻止发表，时报必须服从，然后打官司。但现在是一份来自司法部长的电报，该不该服从呢？时报内部律师詹姆斯·C·古德尔(James C. Goodale)了解了所有信息后对出版人说：“你不能服从一份电报。如果你服从这个，你知道新闻业在这个国家的命运将是什么吗？你不能这样做。”出版人最后说：“好吧，发一份电报回去，告诉政府我们不打算这么做。”
白宫暴怒了，采取了最强硬的动作：不仅以《间谍罪》一状告到法院，而且通过法院传令，命令报社在诉讼期间不能继续连载。这是美国新闻史上第一次新闻在报社发文之前被强行阻止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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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主流媒体大多为私人拥有，所以政府对媒体的报复范围比较有限。惩罚律所的行政令在法律上没有任何立脚点，所以就打赢官司来说不是太难。也许最困难的是大学。
哈佛大学校长艾伦·加博(Alan Garber)就哈佛告政府案接受 NBC 新闻的独家专访时说：“他们想直接审查我们的教职员工。这会直接影响到在校园里可以表达什么样的观点。他们还想告诉我们需要解雇谁，干预我们的招生程序。这正是我们所反对的。我们在扞卫我认为是美国经济和生活方式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我们的大学。”
加博校长还特别指出，尽管他认为学校在反犹太主义方面存在改进的空间，但研究经费和反犹太主义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就是说，政府以反犹太主义为理由取消学校经费，这里面没有逻辑联系。
采访中的几个问答特别能让人感受到气氛的凝重：
问：在提起诉讼之前，你做了个深呼吸吧？这是重要的一步。
答：这是很大的一步。好多个深呼吸。这很艰难。
问：哈佛能承受多大的痛苦？
答：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能承受多少。但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在基本原则上妥协，比如扞卫我们的第一修正案权利。
问：事到如今，这已经超出了哈佛的范围吗？
答：这当然是比哈佛更大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看看这里的风险是什么，岌岌可危的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卓越性，尤其是许多大学的研究任务，这对美国经济、美国人民的健康和福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问：你们能赢得这场斗争吗？
答：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事关重大，我们别无选择。
可以说，哈佛的选择既是无奈，也是决绝。这让我想起几乎是整整 54 年前，《纽约时报》以同样的决绝发表了《五角大楼文件》的事情。
《纽约时报》豁出一切揭露美国越战的丑陋秘密
在美国，媒体透露政府机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 1971 年《纽约时报》系统性大规模发表《五角大楼文件》这个重头绝密文件，是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份文件总共 47 卷，其中 3000 多页历史分析资料，4000 多页政府原始资料，揭露了美国政府在越战初期就采取蒙蔽、欺骗公众的行径以获取人们对越战的支持，随着战争的继续，这些手段更是成了美国政府的家常便饭。
为《纽约时报》提供这份文件的是曾在国防部工作，后来成了反战人物的丹尼尔·艾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他走出这一步时已经做好了坐牢的准备。时报知道，如果发表，出版人很可能会坐牢。时报也警告所有参与这个报道的人，他们都有坐牢的可能。就是这样，所有人都选择参与。所有人的核心理念都是美国民众有知情权。
时报同时还面临一个如何发的问题。是仅仅写报道呢，还是在报道的同时也登部分文件原件？单单讲故事，风险小很多，但新闻的力度也大减。最后编辑同仁达成共识：发此新闻后果可能相当严重，但不发的后果是无法承受的：这份文件早晚是会见天日的。等哪一天别家报纸登了，时报如何向自己的读者交代！要发，就必须报道加原件，为避风险降低新闻的质量是对读者不负责任。
1971 年 6 月 13 日，星期天，《纽约时报》开始刊登五角大楼文件，连载将持续十天。
其实当时的白宫是乐见媒体批评前面两任总统的。尼克松的第一反应是，“这都是关于民主党人所做的可怕事情。我为什么要在意？”但是基辛格说服他必须动作，允许一个泄露，以后就什么都泄漏了。而尼克松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惩罚媒体。结果就是，连载两日，白宫没动静。在第三日发稿前的最后一刻，司法部长来了电报，蛮横要求报社立即停止这个连载，并设法收回已经发出的报纸。
时报原来的打算是，如果政府以法律手段阻止发表，时报必须服从，然后打官司。但现在是一份来自司法部长的电报，该不该服从呢？时报内部律师詹姆斯·C·古德尔(James C. Goodale)了解了所有信息后对出版人说：“你不能服从一份电报。如果你服从这个，你知道新闻业在这个国家的命运将是什么吗？你不能这样做。”出版人最后说：“好吧，发一份电报回去，告诉政府我们不打算这么做。”
白宫暴怒了，采取了最强硬的动作：不仅以《间谍罪》一状告到法院，而且通过法院传令，命令报社在诉讼期间不能继续连载。这是美国新闻史上第一次新闻在报社发文之前被强行阻止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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