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五一:被消费的劳动节,拒绝噤声的劳动者
2025年4月11日至16日，由于不满城管部门试图通过发放“建渣证”和“出渣证”垄断建渣清运市场、排挤个体司机，重庆市渝北、江北、大渡口、沙坪坝大学城等城区的建筑垃圾清运司机相继举行了多场抗议活动。司机们认为此举缺乏透明度，严重影响其生计。在司机们的持续抗争下，多个城区的城管部门被迫让步，宣布在新政策出台前，运送建筑垃圾不再需要办证，暂时搁置了这一有争议的政策。
浙江嘉兴：灯具厂长期欠薪，工人连日罢工维权
2025年4月28日至29日，浙江嘉兴桐乡市乌镇的生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千余名工人，因公司自今年1月起持续拖欠工资，连续两天罢工，并在厂区和乌镇政府前抗议，要求支付欠薪。公司方面称因账户被冻结暂时无法支付，但工人不接受此解释。据“企查查”信息显示，生迪光电已被列为“被执行人”，未执行判决金额逾1600万元。截至4月29日下午，工资发放时间仍未确定。
“场外”支持，左翼发声
人道主义发声与社媒平台
当政治自由的空间被极度压缩，与社会日益增长的对资本主义矛盾的自发反抗同时存在时，必然的结果是正式化、组织化和中心化的抗争形式不得不走向衰弱。而新的抗争手段则在政治自由被新抗争本身争取而来之前，以各种可能的形式在目前的运动条件下，在理论和现实的实践中发展着。对于劳工本身来说是这样，对于社会群众、政治团体以及左翼来说亦是如此。在前面如极越维权中我们看到了类似的过程，而考察社会群众支持和声援劳工权益的活动，在近期“为保洁阿姨设立休息室”的热点事件中，也展现了某些可能的新形式。
事件最早起因于2025年3月，湖南某大学保洁阿姨蜷缩在厕所隔间休息的照片在社交媒体曝光。照片中，不足1平方米的空间堆满清洁工具和个人物品，引发网友对保洁群体工作环境的强烈共情（来源来源）。随后“1平方米的生存空间”“保洁员休息室不该是厕所最后一格”等话题迅速冲上热搜，累计阅读量超千万次。年轻人开始在社媒平台上大量转发、评论，呼吁企业和社会为保洁员提供基本休息权益。
随着该新闻成为社会热点，部分学生群体和女权社群开始从线上发声过渡线下行动，在校学生开始实地调研所在学校保洁员的休息条件（来源），并用镜头记录上传。随着调研结果在社媒上完成一种舆论上的自动整合，“设立休息室”的倡议开始被广泛提及，并且带有具体需求清单，包括带锁储物柜、软垫折叠床、24小时热水、微波炉等设施，甚至细化到插座位置和储物柜锁扣设计（来源）。在新手段上，学生们甚至利用数据分析工具测算出写字楼内的可用休息区域，并发起“为保洁阿姨画一张休息室设计图”的创意活动（来源）。这些行动进一步打开了一种普遍的社会集体行动的空间，社会团体开始参与，如一些女权社群账号以“保洁阿姨”和“最后一格厕所的秘密”等题材创作剧情视频；媒体和记者开始实地探访、采访、撰写深度报道。最后，该热点被央视报道意味着政府的正式介入。
线上大面积曝光，经过发酵成为热点后，变相争取到线下进一步行动和更多群体介入的正当性，最后政府不得不下场——这并不是今年唯一一起凭借类似的模式完成了劳工权益争取的事件。如同样是3月份发生的，“小鹿妈妈”公司存在“无午休、禁手机、限制如厕时间、工位如牢笼”等问题，甚至合同和社保缴纳也存在违规，也是经过曝光和舆论推动后，劳动保障监察大队迅速立案调查（来源）。4月，安徽淮南工伤维权者被当地派出所强制送入精神病院治疗22天的遭遇，也是引起公众对官资勾结打压劳动者维权的愤怒，后淮安市成立联合调查组介入（来源）。
很明显，这些由社会群众支持的发声抗争行动带来劳动者个案得到解决同时，表现了新的形式特点。社媒发声不仅是维权的技术工具，当它被社会普遍利用使，更一定程度上扩展了政治行动的边界从而重构了社会权力关系。它通过“证据民主化—舆论压力—制度响应”的链条，将原子化的个体困境转化为公共议题，最终推动去中心化的集体行动（线上/线下均有，更多是二者交织）。这种行动模式的价值不仅在于解决具体的个别纠纷，更在于建立了一种劳动者与群众、社会团体之间可能的对话机制，尽管这种对话目前可能是刻板的、有信息壁垒和关系不平等的。这无论对于我们在五一劳动节思考劳工抗争的整体来说，还是对于左翼的实践路径来说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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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浙江嘉兴：灯具厂长期欠薪，工人连日罢工维权
2025年4月28日至29日，浙江嘉兴桐乡市乌镇的生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千余名工人，因公司自今年1月起持续拖欠工资，连续两天罢工，并在厂区和乌镇政府前抗议，要求支付欠薪。公司方面称因账户被冻结暂时无法支付，但工人不接受此解释。据“企查查”信息显示，生迪光电已被列为“被执行人”，未执行判决金额逾1600万元。截至4月29日下午，工资发放时间仍未确定。
“场外”支持，左翼发声
人道主义发声与社媒平台
当政治自由的空间被极度压缩，与社会日益增长的对资本主义矛盾的自发反抗同时存在时，必然的结果是正式化、组织化和中心化的抗争形式不得不走向衰弱。而新的抗争手段则在政治自由被新抗争本身争取而来之前，以各种可能的形式在目前的运动条件下，在理论和现实的实践中发展着。对于劳工本身来说是这样，对于社会群众、政治团体以及左翼来说亦是如此。在前面如极越维权中我们看到了类似的过程，而考察社会群众支持和声援劳工权益的活动，在近期“为保洁阿姨设立休息室”的热点事件中，也展现了某些可能的新形式。
事件最早起因于2025年3月，湖南某大学保洁阿姨蜷缩在厕所隔间休息的照片在社交媒体曝光。照片中，不足1平方米的空间堆满清洁工具和个人物品，引发网友对保洁群体工作环境的强烈共情（来源来源）。随后“1平方米的生存空间”“保洁员休息室不该是厕所最后一格”等话题迅速冲上热搜，累计阅读量超千万次。年轻人开始在社媒平台上大量转发、评论，呼吁企业和社会为保洁员提供基本休息权益。
随着该新闻成为社会热点，部分学生群体和女权社群开始从线上发声过渡线下行动，在校学生开始实地调研所在学校保洁员的休息条件（来源），并用镜头记录上传。随着调研结果在社媒上完成一种舆论上的自动整合，“设立休息室”的倡议开始被广泛提及，并且带有具体需求清单，包括带锁储物柜、软垫折叠床、24小时热水、微波炉等设施，甚至细化到插座位置和储物柜锁扣设计（来源）。在新手段上，学生们甚至利用数据分析工具测算出写字楼内的可用休息区域，并发起“为保洁阿姨画一张休息室设计图”的创意活动（来源）。这些行动进一步打开了一种普遍的社会集体行动的空间，社会团体开始参与，如一些女权社群账号以“保洁阿姨”和“最后一格厕所的秘密”等题材创作剧情视频；媒体和记者开始实地探访、采访、撰写深度报道。最后，该热点被央视报道意味着政府的正式介入。
线上大面积曝光，经过发酵成为热点后，变相争取到线下进一步行动和更多群体介入的正当性，最后政府不得不下场——这并不是今年唯一一起凭借类似的模式完成了劳工权益争取的事件。如同样是3月份发生的，“小鹿妈妈”公司存在“无午休、禁手机、限制如厕时间、工位如牢笼”等问题，甚至合同和社保缴纳也存在违规，也是经过曝光和舆论推动后，劳动保障监察大队迅速立案调查（来源）。4月，安徽淮南工伤维权者被当地派出所强制送入精神病院治疗22天的遭遇，也是引起公众对官资勾结打压劳动者维权的愤怒，后淮安市成立联合调查组介入（来源）。
很明显，这些由社会群众支持的发声抗争行动带来劳动者个案得到解决同时，表现了新的形式特点。社媒发声不仅是维权的技术工具，当它被社会普遍利用使，更一定程度上扩展了政治行动的边界从而重构了社会权力关系。它通过“证据民主化—舆论压力—制度响应”的链条，将原子化的个体困境转化为公共议题，最终推动去中心化的集体行动（线上/线下均有，更多是二者交织）。这种行动模式的价值不仅在于解决具体的个别纠纷，更在于建立了一种劳动者与群众、社会团体之间可能的对话机制，尽管这种对话目前可能是刻板的、有信息壁垒和关系不平等的。这无论对于我们在五一劳动节思考劳工抗争的整体来说，还是对于左翼的实践路径来说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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