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村上春树更接近诺奖 日本女作家为何与母语保持距离
2017年9月24日，瑞士日内瓦，先天性水俣病患者坂本忍（Shinobu Sakamoto）为了让世界认识水俣病而四处奔波 图/视觉中国
南方人物周刊：
《献灯使》写在新冠疫情之前，你在新冠疫情中或许有被封锁的经历。经历现实的封闭之后，你怎样回看《献灯使》中你对封闭的想象？
多和田叶子：
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福岛核事故时，那些临时逃往海外避难的人被指责为叛徒。“发生灾难时不能离开日本”这种想法实在让人难以理解。这可能是日本特殊的地理和历史形成的心理。要知道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时，人们逃跑是很正常的事。但到了2020年疫情暴发，全世界都出台了“不得离开本国或所在城镇/社区/建筑”的规定，导致全球人民被隔离。这是一种外部强加的孤立状态。
《献灯使》写于疫情之前，但小说中描写的锁国状态并非源于民众心理，而是由社会状况或政府的隐秘政策所导致的，因此可能更接近疫情期间的情况，而非福岛核事故时的状态。
南方人物周刊：
2021年，你参加了一场题为“虚假新闻时代小说的力量”的讨论，在这个人人都可以制造和传播信息的时代，你认为小说应如何对抗虚假？
多和田叶子：
我们无法把现实原封不动地照搬到文字中。因为无数事件正在各地同时发生着，无法尽数言说。而“虚构”就是从这些事件中，选择特定要素组合，构建出一个“现实”的故事，这背后的目的是为了无限逼近“真实”。
而假新闻和骗子编造的谎言故事，要么是为了获取金钱权力，要么为了伤害他人、满足自身的暴力欲望，故意歪曲历史学和政治学公认的事实进行传播，这与文学创作中的虚构有着本质区别。
2025年1月1日，日本福岛县浪江町，人们在2011年日本大地震及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受灾区域的海滩上观看日出 图/视觉中国
南方人物周刊：
你近年的作品都出现了人们当下关心的议题，如新冠疫情、气候变化、性别等，你在虚构中可以给出灵巧的叙事和逻辑，但现实生活中你如何面对世界的波动？将这些议题引入作品出于何种动力？
多和田叶子：
我从不参与政治运动，但从小学起就一直在谴责自然破坏，害怕纳粹那样的极权主义重现，厌恶歧视，对社会强加在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提出质疑，并把这些都写进文章里。大学时我写过“人类性别至少有七种”这样的内容，那时还没有现在LGBTQ这样的运动。我认为文学总是走在政治前面，因为现代文学正是始于个人对周遭社会产生的不适感。
南方人物周刊：
这也让人想到你在1982年发表的毕业论文，对苏联女诗人贝拉·阿赫玛杜琳娜的研究，但九年后，连苏联都消失了，文字却还在延续。你有多种文化的生活经验，也经历过苏联解体、柏林墙倒下等时代巨变。你怎样顺应这些变化，如何带着这些经验应对当代生活的变革？
多和田叶子：
我是在2013年写的《雪的练习生》，当时怀着“冷战其实还没结束”的感觉创作了这部小说。这种感受至今仍在延续。如果只关注政治新闻，会觉得世界在不断变化。但如果仔细地观察那些不易被察觉的事物，就会发现有些东西始终未变。苏联虽然解体了，但苏联的某些结构可能依然存在；苏联时代形成的人们的生活感受可能还在延续；苏联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可能仍有未改变的部分。如果用动物的眼睛来看，政治变革又会是什么样子？我就是带着这些思考写下了这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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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献灯使》写在新冠疫情之前，你在新冠疫情中或许有被封锁的经历。经历现实的封闭之后，你怎样回看《献灯使》中你对封闭的想象？
多和田叶子：
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福岛核事故时，那些临时逃往海外避难的人被指责为叛徒。“发生灾难时不能离开日本”这种想法实在让人难以理解。这可能是日本特殊的地理和历史形成的心理。要知道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时，人们逃跑是很正常的事。但到了2020年疫情暴发，全世界都出台了“不得离开本国或所在城镇/社区/建筑”的规定，导致全球人民被隔离。这是一种外部强加的孤立状态。
《献灯使》写于疫情之前，但小说中描写的锁国状态并非源于民众心理，而是由社会状况或政府的隐秘政策所导致的，因此可能更接近疫情期间的情况，而非福岛核事故时的状态。
南方人物周刊：
2021年，你参加了一场题为“虚假新闻时代小说的力量”的讨论，在这个人人都可以制造和传播信息的时代，你认为小说应如何对抗虚假？
多和田叶子：
我们无法把现实原封不动地照搬到文字中。因为无数事件正在各地同时发生着，无法尽数言说。而“虚构”就是从这些事件中，选择特定要素组合，构建出一个“现实”的故事，这背后的目的是为了无限逼近“真实”。
而假新闻和骗子编造的谎言故事，要么是为了获取金钱权力，要么为了伤害他人、满足自身的暴力欲望，故意歪曲历史学和政治学公认的事实进行传播，这与文学创作中的虚构有着本质区别。
2025年1月1日，日本福岛县浪江町，人们在2011年日本大地震及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受灾区域的海滩上观看日出 图/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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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近年的作品都出现了人们当下关心的议题，如新冠疫情、气候变化、性别等，你在虚构中可以给出灵巧的叙事和逻辑，但现实生活中你如何面对世界的波动？将这些议题引入作品出于何种动力？
多和田叶子：
我从不参与政治运动，但从小学起就一直在谴责自然破坏，害怕纳粹那样的极权主义重现，厌恶歧视，对社会强加在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提出质疑，并把这些都写进文章里。大学时我写过“人类性别至少有七种”这样的内容，那时还没有现在LGBTQ这样的运动。我认为文学总是走在政治前面，因为现代文学正是始于个人对周遭社会产生的不适感。
南方人物周刊：
这也让人想到你在1982年发表的毕业论文，对苏联女诗人贝拉·阿赫玛杜琳娜的研究，但九年后，连苏联都消失了，文字却还在延续。你有多种文化的生活经验，也经历过苏联解体、柏林墙倒下等时代巨变。你怎样顺应这些变化，如何带着这些经验应对当代生活的变革？
多和田叶子：
我是在2013年写的《雪的练习生》，当时怀着“冷战其实还没结束”的感觉创作了这部小说。这种感受至今仍在延续。如果只关注政治新闻，会觉得世界在不断变化。但如果仔细地观察那些不易被察觉的事物，就会发现有些东西始终未变。苏联虽然解体了，但苏联的某些结构可能依然存在；苏联时代形成的人们的生活感受可能还在延续；苏联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可能仍有未改变的部分。如果用动物的眼睛来看，政治变革又会是什么样子？我就是带着这些思考写下了这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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