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 没有过错的婚姻,为何也走向了尽头?
约定
2016年底，我与谢慧茹已结婚六年，在北京买了我们自己的房子。我们那时都三十来岁，有一个年幼的孩子，各自的事业都到了一个瓶颈期。我所在的外资企业过了高速增长阶段，职业生涯一时看不到上升空间，就萌生了另谋出路的想法。谢慧茹在一家金融机构的非核心部门工作，是个搁置关系户与闲散人员的地方，她竞聘了几次关键业务岗，名次虽然靠前，最后却始终没轮到她。我们俩那时约定一起求变：我想去加拿大闯一闯，如果能开辟一片天地并扎根下来，就把她和孩子接过去生活；她留在北京，这份稳定的工作虽一时缺少生气，但时下是家庭的稳定器，在我打拼的不确定时期，是一份收入来源，也是我倘若闯荡失败的一条退路。
《我们的婚姻》剧照
初到加拿大，温哥华是我落脚的第一个城市。刚开始找不到很满意的工作，都是临时性的，在奢侈品店搬货，利用工作便利做一点国内的奢侈品代购，给邻居犁草坪和遛狗……凡是能做的零工我都找来做。我带了3万多美元的储蓄来这边开创生活，第一年的几份工作却还是难以维持温哥华的昂贵房租和生活成本，一年下来，花出去的比挣的只多不少。这一年家庭的开支主要靠谢慧茹在维持。她是北京人，孩子出生后父母来我们这边住，帮着带娃做家务，给她的生活很多保障。她一个人带着孩子，还着房贷，日子波澜不惊，也很不容易。我们俩通过网络电话和视频，无话不谈，我讲在温哥华的华人圈见闻和加拿大的新鲜生活，她吐槽办公室里阿姨大妈们的闲话和职场上的闹心事儿，孩子也在一点点长大。那时，我俩所期盼的生活虽不明确，但都朝向同一个方向。2017年的圣诞节和新年，我飞回北京，陪孩子尽情玩儿，和谢慧茹的相处也格外珍惜，像要把失去的相聚时间全部弥补回来。
转眼一年过去，2018年，我在温哥华的生活显得捉襟见肘起来，存款眼见着快要枯竭，看样子得准备打道回府。我投出了上千份简历，什么都愿意干，甚至连去阿拉斯加修公路的活儿也投了简历。但这种体力劳动有明确的体格要求，得能连续举60磅重的杠铃20下，并非我所能胜任。我参加了密集轰炸式的一轮轮面试，之后大多杳无音信。
直到11月份，我终于接到一家安大略省的公司老板打来的电话。这家公司的业务与我在国内的外企所做的业务有关联之处，老板说很喜欢我，但与我最终竞争的另外一个人有财务背景，与我的工程背景相比，公司更急需的是财务背景，对方让我等等看，或许也会有我的机会。我专门给加拿大的朋友打电话，询问“喜欢”在加拿大的语境中究竟有多少真实的分量。朋友建议我，既然打电话过来了，就不是客套话而已。我决定抓住这个救命稻草般的机会，回复老板说，我感到与公司很投缘，即使现在不能聘用，我也愿意过来做一段时间实际工作试一试，至少先见见面。我立即辞掉了奢侈品店的工作，退掉了温哥华的房子，收拾好行李，告别了那里的朋友，驱车6800公里，在雪中驾驶了三天三夜，前往安大略省那家公司所在的小城。这次长途奔袭是我在加拿大生活的转折点，在山穷水尽不得不准备回国的十字路口，我为自己搏得了一个命运出口。
这一年，谢慧茹的工作也出现了一线转机。她所在的金融机构换了新领导，有意提拔一批年轻人。她再一次竞聘，成功从闲职部门调到了业务更核心的个人金融部，开始接触到公司更重要的工作，她变得忙碌起来，收入也有了可观的增长。她依然会像以前一样把自己做好的方案、PPT和讲稿先发给我看看，我会根据自己的职场经验给她提一些意见，给一些初步修改意见。遇到生活里的问题，她依然会第一时间打电话向我求助，在路上遇到了撞车、追尾这样的意外情况，我可以通过电话在世界的另一端安抚她，指导她如何给交警打电话和报险。有一些时候，她的确希望我能离她更近一些，在她身边。有无数个孩子成长过程里的微小事件，发烧住院、幼儿园家长会、生日派对，她加班时有人按时去接孩子放学……这些不足为人道的日常细节，我都没有参与。在孩子的生活中我缺席了，但我想我能做的就是努力为其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这一年，谢慧茹的父母分别做了一个不算小的手术，这两个手术让她意识到，父母开始变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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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2016年底，我与谢慧茹已结婚六年，在北京买了我们自己的房子。我们那时都三十来岁，有一个年幼的孩子，各自的事业都到了一个瓶颈期。我所在的外资企业过了高速增长阶段，职业生涯一时看不到上升空间，就萌生了另谋出路的想法。谢慧茹在一家金融机构的非核心部门工作，是个搁置关系户与闲散人员的地方，她竞聘了几次关键业务岗，名次虽然靠前，最后却始终没轮到她。我们俩那时约定一起求变：我想去加拿大闯一闯，如果能开辟一片天地并扎根下来，就把她和孩子接过去生活；她留在北京，这份稳定的工作虽一时缺少生气，但时下是家庭的稳定器，在我打拼的不确定时期，是一份收入来源，也是我倘若闯荡失败的一条退路。
《我们的婚姻》剧照
初到加拿大，温哥华是我落脚的第一个城市。刚开始找不到很满意的工作，都是临时性的，在奢侈品店搬货，利用工作便利做一点国内的奢侈品代购，给邻居犁草坪和遛狗……凡是能做的零工我都找来做。我带了3万多美元的储蓄来这边开创生活，第一年的几份工作却还是难以维持温哥华的昂贵房租和生活成本，一年下来，花出去的比挣的只多不少。这一年家庭的开支主要靠谢慧茹在维持。她是北京人，孩子出生后父母来我们这边住，帮着带娃做家务，给她的生活很多保障。她一个人带着孩子，还着房贷，日子波澜不惊，也很不容易。我们俩通过网络电话和视频，无话不谈，我讲在温哥华的华人圈见闻和加拿大的新鲜生活，她吐槽办公室里阿姨大妈们的闲话和职场上的闹心事儿，孩子也在一点点长大。那时，我俩所期盼的生活虽不明确，但都朝向同一个方向。2017年的圣诞节和新年，我飞回北京，陪孩子尽情玩儿，和谢慧茹的相处也格外珍惜，像要把失去的相聚时间全部弥补回来。
转眼一年过去，2018年，我在温哥华的生活显得捉襟见肘起来，存款眼见着快要枯竭，看样子得准备打道回府。我投出了上千份简历，什么都愿意干，甚至连去阿拉斯加修公路的活儿也投了简历。但这种体力劳动有明确的体格要求，得能连续举60磅重的杠铃20下，并非我所能胜任。我参加了密集轰炸式的一轮轮面试，之后大多杳无音信。
直到11月份，我终于接到一家安大略省的公司老板打来的电话。这家公司的业务与我在国内的外企所做的业务有关联之处，老板说很喜欢我，但与我最终竞争的另外一个人有财务背景，与我的工程背景相比，公司更急需的是财务背景，对方让我等等看，或许也会有我的机会。我专门给加拿大的朋友打电话，询问“喜欢”在加拿大的语境中究竟有多少真实的分量。朋友建议我，既然打电话过来了，就不是客套话而已。我决定抓住这个救命稻草般的机会，回复老板说，我感到与公司很投缘，即使现在不能聘用，我也愿意过来做一段时间实际工作试一试，至少先见见面。我立即辞掉了奢侈品店的工作，退掉了温哥华的房子，收拾好行李，告别了那里的朋友，驱车6800公里，在雪中驾驶了三天三夜，前往安大略省那家公司所在的小城。这次长途奔袭是我在加拿大生活的转折点，在山穷水尽不得不准备回国的十字路口，我为自己搏得了一个命运出口。
这一年，谢慧茹的工作也出现了一线转机。她所在的金融机构换了新领导，有意提拔一批年轻人。她再一次竞聘，成功从闲职部门调到了业务更核心的个人金融部，开始接触到公司更重要的工作，她变得忙碌起来，收入也有了可观的增长。她依然会像以前一样把自己做好的方案、PPT和讲稿先发给我看看，我会根据自己的职场经验给她提一些意见，给一些初步修改意见。遇到生活里的问题，她依然会第一时间打电话向我求助，在路上遇到了撞车、追尾这样的意外情况，我可以通过电话在世界的另一端安抚她，指导她如何给交警打电话和报险。有一些时候，她的确希望我能离她更近一些，在她身边。有无数个孩子成长过程里的微小事件，发烧住院、幼儿园家长会、生日派对，她加班时有人按时去接孩子放学……这些不足为人道的日常细节，我都没有参与。在孩子的生活中我缺席了，但我想我能做的就是努力为其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这一年，谢慧茹的父母分别做了一个不算小的手术，这两个手术让她意识到，父母开始变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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