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戰結束80年 "台灣籍日本兵"的雙重身份認同之爭
訓練結束後，陳金村被分發至“震洋特攻隊”，這支部隊的性質類似於贰戰知名的日軍自殺軍隊“神風特攻隊”的海軍版本。他提到，震洋艦隊的艦艇由簡單的木板制成，船上的唯壹武器就是300公斤的炸藥。戰略是遇到敵軍船艦時，連人帶船壹起沖向美國敵艦。
雖然老先生在回顧過去時情緒平靜，但根據他的回憶，這支軍隊任務執行時，船艙外會被封死，幾乎沒有逃生機會，進入船艙後便注定要沖向美軍艦隊，無疑是操作船只的自殺隊，宛如當今新聞中的“自殺炸彈客”。這段經歷是陳金村最接近死亡的時刻，執行任務就意味著葬身大海。
或許是命運的眷顧，陳金村在1945年加入日軍八個月後，日本天皇於同年8月15日宣布投降，結束了他不到壹年的日軍生涯，生命得以保全。
日本投降後，日軍及家屬陸續離開台灣。來台接管的蔣介石政府需要翻譯人員協助在台日本人（即灣生）離境，陳金村因此加入翻譯團隊。
之後他本打算前往大都市台中求職，但不久後台灣局勢開始混亂，1947年發生了“228事件”。目睹社會不平靜，陳金村決計搬回老家成婚，為了怕招惹麻煩，他將從軍時的文件及制服大多丟棄，只保留了壹些最珍貴的物品，人生進入了下壹章篇。
此後，他在台灣擔任過警員及刑警，並在30多年前退休安享晚年。如今兒孫滿堂，家族遍布台美兩地的老先生表示，雖然在日軍服役僅有短短八個月，卻成為他壹生中最深刻的回憶，作為日本兵的這段回憶甚至認同，並未在生命消逝。
台灣人或日本人？
陳金村表示，作為台灣人，自己也坦然面對同時擁有日本身份認同的事實。他認為日本與台灣的雙重身份認同在他這位殖民地成長的人生經歷中並不矛盾。
台灣史學者、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研究員陳怡宏告訴BBC，他的研究發現，日治時期的台灣老年人對於過往戰爭經驗的回應，常因語言而異：“我曾訪問過壹位台籍日本學徒兵（1926年生），當我用中文訪問時，他表示當時是被迫接受洗腦。但當他接受日方訪問，使用日文回答時，卻堅稱自己是日本人，對日本的認同是理所當然。”
“他們的內心似乎同時運行著兩個系統，就像蘋果和安卓，對於認同哪壹方，可能沒有標准答案。”陳博士告訴BBC。
許多分析也強調，當代台灣人的身份認同其實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而變遷。例如，隨著台灣解嚴、民主化，再加上兩岸關系的演變，台灣人的身份認同經歷了激烈的波動。台灣政治大學民調中心的近期調查顯示，自認為台灣人而非中國人的民眾顯著增加。對於年近百歲的台籍日本兵而言，身為日本人或台灣人並不是“贰選壹”的問題，而是可以並存且沒有矛盾的選擇。
以陳金村為例，贰戰結束後，目睹國民黨因國共內戰撤退至台灣。日語比華語（北京官話）流利的他選擇不高調公開自己曾經的日本兵身份，在台灣警界工作數拾年，直到退休後才向外界透露自己的日本兵經歷。
據此，歷史學者陳柏棕便向BBC分析，台籍日本兵的認同並非單壹，而是呈現多元且流動的特質。他們的參戰動機復雜，遠超“被迫”或“皇民化洗腦”的刻板印象。根據他與其他學者的口述歷史與研究，陳先生說，許多人因經濟誘因、家庭考量或個人志向選擇參戰：戰場工作的薪資遠高於當時島內壹般職業，吸引年輕人為改善家計而參戰：或者是家庭策略，有些人向陳柏棕訴說當年主動加入日本軍隊或看護婦行列，是怕家中其他成員被征召。
此外，也有些老兵表示當年將參戰視為學習技術的機會，因為在台灣殖民社會階梯往上爬並不容易。例如，當年有12-13歲的台籍海軍少年工志願前往日本協助制造戰機，從中不但可習得基礎工業技術，更可取得“高工”同等學歷。回台灣後，贰戰後台灣國民黨政府對他們不甚信任，因此他們會自己去開設私人小廠，對台灣民間技術發展有所貢獻。陳柏棕說，也有部分女性選擇成為戰場看護婦、看護助手，試圖打破性別刻板印象，追求自我實現。
陳柏棕強調，這些故事顯示殖民時期，底層的人民在殖民體制下的選擇的“認同”（identity）多元，不管是要當日本人或台灣人時而充滿能動性與權宜（因為需要活下來），他們並非僅是日本皇民化下的受害者被殖民者，或被洗腦的日本皇民，而是以多元策略應對戰爭與殖民環境的挑戰。
關於這些台灣兵的台灣或日本認同過程，從另壹位百歲高齡的台籍日本兵楊馥成老先生的生命經歷來看，又顯得更加曲折及復雜。
戰敗後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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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雖然老先生在回顧過去時情緒平靜，但根據他的回憶，這支軍隊任務執行時，船艙外會被封死，幾乎沒有逃生機會，進入船艙後便注定要沖向美軍艦隊，無疑是操作船只的自殺隊，宛如當今新聞中的“自殺炸彈客”。這段經歷是陳金村最接近死亡的時刻，執行任務就意味著葬身大海。
或許是命運的眷顧，陳金村在1945年加入日軍八個月後，日本天皇於同年8月15日宣布投降，結束了他不到壹年的日軍生涯，生命得以保全。
日本投降後，日軍及家屬陸續離開台灣。來台接管的蔣介石政府需要翻譯人員協助在台日本人（即灣生）離境，陳金村因此加入翻譯團隊。
之後他本打算前往大都市台中求職，但不久後台灣局勢開始混亂，1947年發生了“228事件”。目睹社會不平靜，陳金村決計搬回老家成婚，為了怕招惹麻煩，他將從軍時的文件及制服大多丟棄，只保留了壹些最珍貴的物品，人生進入了下壹章篇。
此後，他在台灣擔任過警員及刑警，並在30多年前退休安享晚年。如今兒孫滿堂，家族遍布台美兩地的老先生表示，雖然在日軍服役僅有短短八個月，卻成為他壹生中最深刻的回憶，作為日本兵的這段回憶甚至認同，並未在生命消逝。
台灣人或日本人？
陳金村表示，作為台灣人，自己也坦然面對同時擁有日本身份認同的事實。他認為日本與台灣的雙重身份認同在他這位殖民地成長的人生經歷中並不矛盾。
台灣史學者、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研究員陳怡宏告訴BBC，他的研究發現，日治時期的台灣老年人對於過往戰爭經驗的回應，常因語言而異：“我曾訪問過壹位台籍日本學徒兵（1926年生），當我用中文訪問時，他表示當時是被迫接受洗腦。但當他接受日方訪問，使用日文回答時，卻堅稱自己是日本人，對日本的認同是理所當然。”
“他們的內心似乎同時運行著兩個系統，就像蘋果和安卓，對於認同哪壹方，可能沒有標准答案。”陳博士告訴BBC。
許多分析也強調，當代台灣人的身份認同其實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而變遷。例如，隨著台灣解嚴、民主化，再加上兩岸關系的演變，台灣人的身份認同經歷了激烈的波動。台灣政治大學民調中心的近期調查顯示，自認為台灣人而非中國人的民眾顯著增加。對於年近百歲的台籍日本兵而言，身為日本人或台灣人並不是“贰選壹”的問題，而是可以並存且沒有矛盾的選擇。
以陳金村為例，贰戰結束後，目睹國民黨因國共內戰撤退至台灣。日語比華語（北京官話）流利的他選擇不高調公開自己曾經的日本兵身份，在台灣警界工作數拾年，直到退休後才向外界透露自己的日本兵經歷。
據此，歷史學者陳柏棕便向BBC分析，台籍日本兵的認同並非單壹，而是呈現多元且流動的特質。他們的參戰動機復雜，遠超“被迫”或“皇民化洗腦”的刻板印象。根據他與其他學者的口述歷史與研究，陳先生說，許多人因經濟誘因、家庭考量或個人志向選擇參戰：戰場工作的薪資遠高於當時島內壹般職業，吸引年輕人為改善家計而參戰：或者是家庭策略，有些人向陳柏棕訴說當年主動加入日本軍隊或看護婦行列，是怕家中其他成員被征召。
此外，也有些老兵表示當年將參戰視為學習技術的機會，因為在台灣殖民社會階梯往上爬並不容易。例如，當年有12-13歲的台籍海軍少年工志願前往日本協助制造戰機，從中不但可習得基礎工業技術，更可取得“高工”同等學歷。回台灣後，贰戰後台灣國民黨政府對他們不甚信任，因此他們會自己去開設私人小廠，對台灣民間技術發展有所貢獻。陳柏棕說，也有部分女性選擇成為戰場看護婦、看護助手，試圖打破性別刻板印象，追求自我實現。
陳柏棕強調，這些故事顯示殖民時期，底層的人民在殖民體制下的選擇的“認同”（identity）多元，不管是要當日本人或台灣人時而充滿能動性與權宜（因為需要活下來），他們並非僅是日本皇民化下的受害者被殖民者，或被洗腦的日本皇民，而是以多元策略應對戰爭與殖民環境的挑戰。
關於這些台灣兵的台灣或日本認同過程，從另壹位百歲高齡的台籍日本兵楊馥成老先生的生命經歷來看，又顯得更加曲折及復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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