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武漢:伍年前沒有說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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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曾經擁有過的紀錄、創作和發聲的權利，又是如何在轉變的治理模式中逐漸流失？記憶是我們應有的權利，它值得我們為之努力。
當下正值“武漢啟封”伍周年。
啟封只是壹個時刻。在“武漢疫情”這件事上，組成紀念的並不是某個時刻、某壹天，而是很多心碎時刻，很多人的忌日，傷痛綿延許多日夜……幾年之後，仍然對整個社會產生影響。
伍年前你在做什麼？聊起這個話題並不容易，時間並非以數字標記，而是無序地從每個人嘴裡跳出來，“鍾南山講話的那天”、“封城的那壹天”、“過年那壹天”、“李文亮走的那壹天”，事件成為回憶的刻度。
最初，在北京壹家報社工作的記者趙慶夏回武漢過年，他瀏覽了壹些消息，又問了自己在武漢同濟醫院的朋友。他不知道會發生什麼。“可能像非典？再嚴重也就是非典那樣了吧？”他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打了壹些電話，但沒有對報道工作抱有很大的期待，那是壹種“自我審查”的慣性：“（報社）日常就是每天都會有壹兩條‘禁令’，有時候叫‘報道提示’，比如說什麼東西不要做，什麼東西要按照什麼方式做，壹些事情可能只能轉載、不能做原創報道”。
記者王勝男同樣從北京回武漢過年。那時候，她還在壹家商業公司支持的特稿編輯部工作。12月初，她第壹次報了題，編輯部起初的反饋是“這個事情不太重要”，過了半個多月，編輯部的回復變成了“再觀望壹下”。她放棄了工作，回到武漢過年，那天是1月21日，啟程前，跟她同行的朋友退掉了票。列車向南開，路上沒什麼人戴口罩，她帶了壹本《鼠疫》，作家加繆在1947年展示的那個世界，鼠疫爆發，政府卻不承認疫情，城市被封鎖，無人自由進出。
很快，王勝男會知道，書裡看到的世界，正在變成現實。
時任《人物》雜志記者龔菁琦還記得，她是2月10日進入武漢的。編輯部在群裡問：“有誰能去武漢？”問了好幾個人，最後名額落到她頭上。“編輯發出邀約壓力也很大，我做出決定壓力也很大……武漢的現場不像地震或者天災……你不知道武漢是地獄還是什麼”，她頓了壹下又說，“其實那個時候，（我）已經覺得武漢是地獄了”。
疫情往前再拾年，龔菁琦曾經在武漢上大學，身份證的地址留在了武漢，武漢疫情爆發的時候，她靠著這張即將過期的身份證在武漢下了車。她對武漢的印象是各種充滿死亡氣息的場景：
去往武漢的高鐵上，壹整列車上只有兩叁個人，乘務員不講話，車廂裡沒有任何情緒，“這些人好像被迫地，出於各種原因，不得不坐上這輛車，去壹個最恐怖的地方”。同事來接她，司機穿著防護服，那身白色的、把人包裹起來的衣服還不像後來那麼普遍出現，“司機看你壹眼，嚇得死，好像死神來了”。
伍年後，經過數不清輪數的清零、隔離、核酸檢驗和行程控制之後，人們幾乎要忘記，在最初的時候，我們面對的是壹個只是未知的病毒，它只意味著傳染、發熱和死亡。
藝術家阿菜壹口氣講下來都是——“那個武漢贰環路上奔跑的野豬”、“跳橋的人”、“無法和父母最後告別的年輕人”和“自殺的養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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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曾經擁有過的紀錄、創作和發聲的權利，又是如何在轉變的治理模式中逐漸流失？記憶是我們應有的權利，它值得我們為之努力。
當下正值“武漢啟封”伍周年。
啟封只是壹個時刻。在“武漢疫情”這件事上，組成紀念的並不是某個時刻、某壹天，而是很多心碎時刻，很多人的忌日，傷痛綿延許多日夜……幾年之後，仍然對整個社會產生影響。
伍年前你在做什麼？聊起這個話題並不容易，時間並非以數字標記，而是無序地從每個人嘴裡跳出來，“鍾南山講話的那天”、“封城的那壹天”、“過年那壹天”、“李文亮走的那壹天”，事件成為回憶的刻度。
最初，在北京壹家報社工作的記者趙慶夏回武漢過年，他瀏覽了壹些消息，又問了自己在武漢同濟醫院的朋友。他不知道會發生什麼。“可能像非典？再嚴重也就是非典那樣了吧？”他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打了壹些電話，但沒有對報道工作抱有很大的期待，那是壹種“自我審查”的慣性：“（報社）日常就是每天都會有壹兩條‘禁令’，有時候叫‘報道提示’，比如說什麼東西不要做，什麼東西要按照什麼方式做，壹些事情可能只能轉載、不能做原創報道”。
記者王勝男同樣從北京回武漢過年。那時候，她還在壹家商業公司支持的特稿編輯部工作。12月初，她第壹次報了題，編輯部起初的反饋是“這個事情不太重要”，過了半個多月，編輯部的回復變成了“再觀望壹下”。她放棄了工作，回到武漢過年，那天是1月21日，啟程前，跟她同行的朋友退掉了票。列車向南開，路上沒什麼人戴口罩，她帶了壹本《鼠疫》，作家加繆在1947年展示的那個世界，鼠疫爆發，政府卻不承認疫情，城市被封鎖，無人自由進出。
很快，王勝男會知道，書裡看到的世界，正在變成現實。
時任《人物》雜志記者龔菁琦還記得，她是2月10日進入武漢的。編輯部在群裡問：“有誰能去武漢？”問了好幾個人，最後名額落到她頭上。“編輯發出邀約壓力也很大，我做出決定壓力也很大……武漢的現場不像地震或者天災……你不知道武漢是地獄還是什麼”，她頓了壹下又說，“其實那個時候，（我）已經覺得武漢是地獄了”。
疫情往前再拾年，龔菁琦曾經在武漢上大學，身份證的地址留在了武漢，武漢疫情爆發的時候，她靠著這張即將過期的身份證在武漢下了車。她對武漢的印象是各種充滿死亡氣息的場景：
去往武漢的高鐵上，壹整列車上只有兩叁個人，乘務員不講話，車廂裡沒有任何情緒，“這些人好像被迫地，出於各種原因，不得不坐上這輛車，去壹個最恐怖的地方”。同事來接她，司機穿著防護服，那身白色的、把人包裹起來的衣服還不像後來那麼普遍出現，“司機看你壹眼，嚇得死，好像死神來了”。
伍年後，經過數不清輪數的清零、隔離、核酸檢驗和行程控制之後，人們幾乎要忘記，在最初的時候，我們面對的是壹個只是未知的病毒，它只意味著傳染、發熱和死亡。
藝術家阿菜壹口氣講下來都是——“那個武漢贰環路上奔跑的野豬”、“跳橋的人”、“無法和父母最後告別的年輕人”和“自殺的養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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