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文革秘辛:宋庆龄最信任的助手为何自尽?
1944年，他在重庆的美国新闻处工作过。美国新闻处是美国战时情报局的驻华机构。
1949年中共建政后，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共与美国关系恶化。特别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成了中共的头号敌人。
在文革极左年代，曾经与美国沾边的，常被怀疑是“美国特务”。
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在一次讲话中说，美国新闻处就是特务机关，参加美国新闻处的人，多数都是特务。张春桥在金仲华专案组的报告批示：“此人社会关系复杂，务必查清。”
张春桥发话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造反派对金仲华的斗争急剧升级。
如上所述，金仲华当年是经中共地下党员介绍到美国新闻处工作的。期间，他利用工作之便，在替中共做了许多事。
如今，他为中共所做的一切，不仅不是他的功，反倒成了他的罪，尤其是，他被怀疑是“美国特务”，这令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第二，他被逼交代刘思慕的“美国特务”问题。
金仲华去世前一天，1968年4月2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造反派通知他，外交部外调人员将于4月4日再次来，向他调查刘思慕在美国新闻处的问题，要他必须老实交代。
刘思慕是他多年的老友、同事、下属，当年在广州的美国新闻处工作过，当过上海《新闻日报》总编辑、副社长、社长，《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兼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等。
此前，从3月29日起，外交部造反派外调人员就已连续数天对金仲华进行诱供、逼供，要他交代刘思慕在美国新闻处充当“美国特务”问题。
面对逼供，金仲华不是推说“实在想不起来了”，就是说“不知道”，甚至还对造反派头头表示，“实在没什么可交代的了”。
但现在，造反派又来逼迫他了，他实在受不了了。第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与宋庆龄的80封通信被抄走了。
宋庆龄在私密通信中说过一些心里话。（图片来源： Getty Images）
1968年中国新年刚过，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造反派冲进金仲华家，不但抄走了他的著作、手稿、资料等，还把数千册中外图书、字画、古物、国际友人的赠品都抄走了。
当造反派发现金仲华保存的87封信，正准备装进麻袋时，一向彬彬有礼的金仲华突然大声抗议说：“这些信件绝对不许动！你们不能看，这是重要的历史文献。”
造反派根本不理他的茬，将他重重推开，装进麻袋，扬长而去。
上海市革委会在写给中央文革小组的“关于金仲华问题的报告”中说：“在金住处抄出金、宋之间往来信件80件（1945年到1967年）。”“这些信件，绝大部分是宋给金的，也有金给宋写信的草稿，几乎全是用英文写的。”
“80封信，分年统计如下：45年2件，46年2件，48年1件，49年2件，50年2件，51年1件，52年17件，53年5件，54年1件，55年2件，56年5件，57年3件，58年4件，59年1件，60年1件，62年7件，63年3件，66年1件，67年13件，无年份13件。”
因为金仲华是宋庆龄最信任的人，他们之间的私密通信，肯定说了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心里话。
据曾担任过中共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何方回忆：
文革期间，宋庆龄先后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并对中共极度失望。
1967年8月、1969年11月、1976年6月，宋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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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1949年中共建政后，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共与美国关系恶化。特别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成了中共的头号敌人。
在文革极左年代，曾经与美国沾边的，常被怀疑是“美国特务”。
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在一次讲话中说，美国新闻处就是特务机关，参加美国新闻处的人，多数都是特务。张春桥在金仲华专案组的报告批示：“此人社会关系复杂，务必查清。”
张春桥发话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造反派对金仲华的斗争急剧升级。
如上所述，金仲华当年是经中共地下党员介绍到美国新闻处工作的。期间，他利用工作之便，在替中共做了许多事。
如今，他为中共所做的一切，不仅不是他的功，反倒成了他的罪，尤其是，他被怀疑是“美国特务”，这令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第二，他被逼交代刘思慕的“美国特务”问题。
金仲华去世前一天，1968年4月2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造反派通知他，外交部外调人员将于4月4日再次来，向他调查刘思慕在美国新闻处的问题，要他必须老实交代。
刘思慕是他多年的老友、同事、下属，当年在广州的美国新闻处工作过，当过上海《新闻日报》总编辑、副社长、社长，《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兼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等。
此前，从3月29日起，外交部造反派外调人员就已连续数天对金仲华进行诱供、逼供，要他交代刘思慕在美国新闻处充当“美国特务”问题。
面对逼供，金仲华不是推说“实在想不起来了”，就是说“不知道”，甚至还对造反派头头表示，“实在没什么可交代的了”。
但现在，造反派又来逼迫他了，他实在受不了了。第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与宋庆龄的80封通信被抄走了。
宋庆龄在私密通信中说过一些心里话。（图片来源： Getty Images）
1968年中国新年刚过，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造反派冲进金仲华家，不但抄走了他的著作、手稿、资料等，还把数千册中外图书、字画、古物、国际友人的赠品都抄走了。
当造反派发现金仲华保存的87封信，正准备装进麻袋时，一向彬彬有礼的金仲华突然大声抗议说：“这些信件绝对不许动！你们不能看，这是重要的历史文献。”
造反派根本不理他的茬，将他重重推开，装进麻袋，扬长而去。
上海市革委会在写给中央文革小组的“关于金仲华问题的报告”中说：“在金住处抄出金、宋之间往来信件80件（1945年到1967年）。”“这些信件，绝大部分是宋给金的，也有金给宋写信的草稿，几乎全是用英文写的。”
“80封信，分年统计如下：45年2件，46年2件，48年1件，49年2件，50年2件，51年1件，52年17件，53年5件，54年1件，55年2件，56年5件，57年3件，58年4件，59年1件，60年1件，62年7件，63年3件，66年1件，67年13件，无年份13件。”
因为金仲华是宋庆龄最信任的人，他们之间的私密通信，肯定说了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心里话。
据曾担任过中共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何方回忆：
文革期间，宋庆龄先后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并对中共极度失望。
1967年8月、1969年11月、1976年6月，宋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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