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尖大学裁撤文科,就像裁员裁到了大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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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科缩招，其实历史上有一个参照物——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
在这场调整中，不少综合性大学被改成了工科院校，对人文社科的影响尤剧，这通过一些知名院校的历史能看出端倪。
诞生了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四位国学大师的清华大学，在这次调整中，文、理、法三学院全部调出，从综合性大学变成了工科院校。
浙江大学也类似，原本拥有文、理、工、农、法、医、师范七个学院，结果一些学院并入他校，法学院直接停办，变成了一所工科院校。
这也是为什么这些院校在后来又重新“找补”，大办文科院系，重新找回综合大学的定位。
而这，也给今天一些院校的“重理轻文”投下一丝阴影——以为文科过时，着急地甩掉文科，是否又会在多年后再找补？
这种可能性，恐怕无人敢担保。
文科的尴尬之处，或者说令人生畏之处，正在于它的“无用”。尤其是人文学科，文学、历史、哲学云云，很难说有什么严丝合缝对应的工作，学的都是一些屠龙术——对山河历史侃侃而谈，却写不出一行代码。
但人类从历史经验出发，又很难否认这些基础学科的作用。几乎从来没有一个繁荣社会，它的精神生活会是干瘪的——对历史没兴趣，不爱好文学，对人文精神不在意，对哲学探索不屑一顾。
这就是文科令人头疼的地方。没法直观推导出产值，但经验又说明它们非有不可。这是经验传递的常识，但它也是个超经验的事物，人们至今还是无法量化文科。
那么，采取一种保守主义的态度，或许更现实。尤其是顶级院校，承担文科前沿研究的院校，还是要稳妥一些，有一点“道统在兹”的自觉，不必决绝地告别文科。
其实复旦大学也表示，文科是复旦的“老根”，“老根”不能动摇，但是也要发新枝。这其实也是社会的期待，文科依旧有“神秘力量”，人们得保持一点敬畏。
新技术的到来，不可避免会带来冲击和焦虑，文科只不过首当其冲而已。从知识图谱的构成看，文科的占比确实会进一步缩小。但文科应该也不至于消失，承担这个使命的，恰恰是文科业内的精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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