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所有人的头顶上,都有一块混凝土板"
周一，抗议者们封锁了贝尔格莱德的一个十字路口。Photograph: Oliver Bunic / AFP
然而，半个世纪后，在武契奇自诩为“黄金时代”的今天，社会现实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场学生运动提供了一个契机，使塞尔维亚民众长期积累的不满得以宣泄，而这些不满源于ta们共同承受的近乎绝望的处境。当贝尔格莱德的街头涌现出数万名支持学生运动的民众时，人们开始意识到，许多塞尔维亚人已不再相信那个曾帮助塞尔维亚进步党（the Serbian Progressive Party）在2012年击败民主联盟的承诺——“为了我们的孩子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这一承诺曾为塞尔维亚工人阶级带来毁灭的命运，同时也开启了所谓的“光明的欧洲前景”）。在过去的13年里，这一“更美好未来”的承诺一直被无限扩张的、如今渗透到每个角落的国家媒体网络不断强化。而今，欧盟国家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终于看清，塞尔维亚的年轻人走上街头，是为了防止自己的未来被剥夺。此外，ta们的家人也在支持ta们进行斗争，拒绝成为在由可疑外资企业运营的污染土地的矿场里工作的，薪资低廉、屡遭羞辱，甚至常常因突发工伤事故而丧命的廉价的体力劳动者——而这正是当前政权为ta们设定的唯一未来。
学生们还成功地弥合了代际鸿沟、意识形态分歧以及日益分裂的社会群体。在此之前，塞尔维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丧失自我认同、破碎到难以修复的社会。然而，学生们证明了这一假设是错误的，ta们重新唤起了集体团结的观念，将那些虽生活在同一国家却来自完全不同世界、被困于不同历史时空、持有不同价值观和文化背景的人们重新连结起来。可以说，在当代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社会中，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日趋松散，而在那些原本建立在集体主义基础上的贫困社会中，社会的碎片化则更多表现为人们的交往仅限于自身的社交圈，而这种社交圈的边界在很大程度上由个人的社会阶层、家族传统、当地的主流文化以及所受教育的环境决定。因此，所有支持罢课学生的人对国家的主要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都有不同的理解。但正是由于学生们的果敢行动，所有人——无论ta们各自的信仰如何——都在1990年之后首次达成了一种共识：只要在武契奇政权彻底走向极权独裁之前将其推翻，未来依然可期；否则，塞尔维亚将再无未来。
学生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政治与社会行动的固有认知，从而实现了对塞尔维亚社会的某种程度的统一。学生们拒绝将这场集体主义运动拆解为一个传统的抗议组织，同时也避免了像1968年学生运动那样，坚持为运动定义意识形态而引发公众困惑与分裂（这一点恰恰是1996至1997年抗议活动的优势所在）。最重要的是，学生们提出了一个几乎所有人都可以支持的核心诉求——ta们只是要求政府机构履行职责。当武契奇试图向聚集的学生发表讲话时，ta的失败场面几乎与当年齐奥塞斯库试图以其“神圣”形象平息抗议时如出一辙。学生们公开声明，ta们对总统的意见毫无兴趣（更确切地说，总统本就不应干涉司法事务），ta们真正要求的是公诉机关、独立司法系统以及其他相关机构对Novi Sad 15名遇难者的死因展开调查，并履行其应尽的法律职责。学生们的行动确立了一个对塞尔维亚迈向民主与法治国家至关重要的历史性先例——未来继承武契奇政权残余的政府必须正视一个事实：塞尔维亚民众已不再认可某位妄图成为独裁者的个人权威，而是要求相关机构真正履行职责，按照公共福祉的理念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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