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治者為何寧願玉石俱焚,也不願意讓利於民?
第贰次鴉片戰爭，當英法聯軍沖進圓明園的庫房時發現，英國送給清朝的武器和工具模型都在裡面，甚至還有西方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的詳細資料。這時有人就會有疑問，既然清廷統治者早已知道先進的制度和科技，那為什麼他們寧願選擇苟且偷生、割地賠款，也不願意銳意改革、讓利於民？
當我們把目光投向歷代王朝的末世圖景裡，就會發現這樣壹個吊詭的現象：統治階層寧願玉石俱焚，也不願意改革讓利。這便是皇權體制下的末日困局。
第壹、權力固化與利益集團的裹挾
我們常說封建社會，其實過去的兩千年，不是封建體制，而是皇權專制。皇權專制，不僅是壹種權力安排，更是壹種利益分贓。商鞅的變法，表面上看使秦國朝廷的實力大增，但實質是將權力和生產資料，從舊貴族轉移到了君主和軍功集團。然而，軍功集團又會蛻變為新的權力階層，重新成為抵制改革讓利的主力。屠龍者終究成了惡龍，這種改革者變成新特權集團的怪圈，便是皇權體制下的權力運行邏輯。
圖片
自從秦王朝確立皇權體制之後，皇帝便通過金字塔式的官僚體系進行統治。這種結構之下，官僚集團既是皇權的執行者，又是生產資料的受益者和壟斷者，官僚集團還會通過聯姻、門第等等方式，形成盤根錯節的利益網絡。因此皇權若想要權力穩固，便不會動官僚集團的利益。換句話說，動官僚集團的利益，亡皇權；不動官僚集團的利益，亡天下。正如開眼看世界的第壹人魏源所說：利出壹孔者，其國危。
比如西漢末年，僅占人口5%的官僚士紳，竟然控制著全國70%以上的土地。還比如張居正改革時，全國80%的免稅土地，集中在僅占人口0.3%的官僚士紳手中。當張居正打算清丈土地時，整個官僚集團都在抵制。這種權力固化和利益固化形成的路徑依賴，正如《大明王朝》的經典名言：上下揮霍無度，便掠之於民，民變在即，則掠之於商。
第贰、財政困局與改革成本的矛盾
加稅則民反，減稅則兵潰，王朝末年常常陷入這樣的財政絕境。改革試錯的成本，在皇權體制下會被無限的放大。因為改革必然會涉及到權力結構的重塑，所以都有可能引發系統性的崩潰。正如20世紀著名的思想家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壹書中的洞見：對皇權體制而言，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開始改革的時刻。
比如唐代推行兩稅法，本意是簡化稅制，卻導致地方財權坐大，最終催生了藩鎮割據。比如王安石最得意的青苗法，由朝廷壟斷貸款，實施低息貸款，壹舉兩得，但在執行中卻是強制攤派。表面看是惠民之政，實際卻是害民之器。據《宋史》記載，青苗錢的年利率實際高達40%，遠超於民間的高利貸。
這便是著名的黃宗羲定律，歷史上的改革，實際出發點都是財政困局，但都會打著為農民好的幌子。因此農民的負擔在短暫下降之後，往往會反彈並超過之前的水平。黃宗羲定律說明了壹個事實：在缺乏制衡機制的情況下，權力結構的任何調整，都有可能打開潘多拉魔盒。因此明清兩朝便不敢再越雷池壹步。
比如明朝末年，面對著農民軍和後金的雙重壓力，明朝統治者可以選擇向勳貴集團征款，也可以選擇向官僚集團納稅，但最終卻選擇加征叁餉，從而激化了民變。還比如清朝的洋務運動，李鴻章考察歐美回國後曾經說過：我辦了壹輩子的洋務，練兵和制器其實都是紙糊的老虎。
那麼，什麼才是真正的老虎？答案顯而易見。這種明知體制弊端卻不敢觸碰核心的囚徒心態，便是統治階層對改革失控的深層恐懼。
第叁、等級秩序與意識形態的禁錮
董仲舒構建的天人感應理論，將王朝興衰與天象掛鉤。這種意識形態，只會讓民眾認為社會治理不善只是因為皇帝失德，而不是因為皇權本身。正所謂：只反皇帝、不反皇權。歷代王朝，不斷鞏固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強調忠君、等級、秩序和穩定。所謂的祖宗之法不可變，本質是為了維護權力，因此任何觸及統治秩序的改革想法，都會被視為離經叛道，從而遭到朝野內外的徹底封殺。
比如乾隆壹方面標榜自己仁政，號稱拾全老人，另壹方面又奢靡無度、固步自封、縱容腐敗、大搞文字獄。這種意識形態的虛偽性，自然就會讓改革失去道德的支撐，專制皇權自然也就走不出道德的困境。正如明末啟蒙思想家王夫之的怒罵：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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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把目光投向歷代王朝的末世圖景裡，就會發現這樣壹個吊詭的現象：統治階層寧願玉石俱焚，也不願意改革讓利。這便是皇權體制下的末日困局。
第壹、權力固化與利益集團的裹挾
我們常說封建社會，其實過去的兩千年，不是封建體制，而是皇權專制。皇權專制，不僅是壹種權力安排，更是壹種利益分贓。商鞅的變法，表面上看使秦國朝廷的實力大增，但實質是將權力和生產資料，從舊貴族轉移到了君主和軍功集團。然而，軍功集團又會蛻變為新的權力階層，重新成為抵制改革讓利的主力。屠龍者終究成了惡龍，這種改革者變成新特權集團的怪圈，便是皇權體制下的權力運行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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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秦王朝確立皇權體制之後，皇帝便通過金字塔式的官僚體系進行統治。這種結構之下，官僚集團既是皇權的執行者，又是生產資料的受益者和壟斷者，官僚集團還會通過聯姻、門第等等方式，形成盤根錯節的利益網絡。因此皇權若想要權力穩固，便不會動官僚集團的利益。換句話說，動官僚集團的利益，亡皇權；不動官僚集團的利益，亡天下。正如開眼看世界的第壹人魏源所說：利出壹孔者，其國危。
比如西漢末年，僅占人口5%的官僚士紳，竟然控制著全國70%以上的土地。還比如張居正改革時，全國80%的免稅土地，集中在僅占人口0.3%的官僚士紳手中。當張居正打算清丈土地時，整個官僚集團都在抵制。這種權力固化和利益固化形成的路徑依賴，正如《大明王朝》的經典名言：上下揮霍無度，便掠之於民，民變在即，則掠之於商。
第贰、財政困局與改革成本的矛盾
加稅則民反，減稅則兵潰，王朝末年常常陷入這樣的財政絕境。改革試錯的成本，在皇權體制下會被無限的放大。因為改革必然會涉及到權力結構的重塑，所以都有可能引發系統性的崩潰。正如20世紀著名的思想家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壹書中的洞見：對皇權體制而言，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開始改革的時刻。
比如唐代推行兩稅法，本意是簡化稅制，卻導致地方財權坐大，最終催生了藩鎮割據。比如王安石最得意的青苗法，由朝廷壟斷貸款，實施低息貸款，壹舉兩得，但在執行中卻是強制攤派。表面看是惠民之政，實際卻是害民之器。據《宋史》記載，青苗錢的年利率實際高達40%，遠超於民間的高利貸。
這便是著名的黃宗羲定律，歷史上的改革，實際出發點都是財政困局，但都會打著為農民好的幌子。因此農民的負擔在短暫下降之後，往往會反彈並超過之前的水平。黃宗羲定律說明了壹個事實：在缺乏制衡機制的情況下，權力結構的任何調整，都有可能打開潘多拉魔盒。因此明清兩朝便不敢再越雷池壹步。
比如明朝末年，面對著農民軍和後金的雙重壓力，明朝統治者可以選擇向勳貴集團征款，也可以選擇向官僚集團納稅，但最終卻選擇加征叁餉，從而激化了民變。還比如清朝的洋務運動，李鴻章考察歐美回國後曾經說過：我辦了壹輩子的洋務，練兵和制器其實都是紙糊的老虎。
那麼，什麼才是真正的老虎？答案顯而易見。這種明知體制弊端卻不敢觸碰核心的囚徒心態，便是統治階層對改革失控的深層恐懼。
第叁、等級秩序與意識形態的禁錮
董仲舒構建的天人感應理論，將王朝興衰與天象掛鉤。這種意識形態，只會讓民眾認為社會治理不善只是因為皇帝失德，而不是因為皇權本身。正所謂：只反皇帝、不反皇權。歷代王朝，不斷鞏固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強調忠君、等級、秩序和穩定。所謂的祖宗之法不可變，本質是為了維護權力，因此任何觸及統治秩序的改革想法，都會被視為離經叛道，從而遭到朝野內外的徹底封殺。
比如乾隆壹方面標榜自己仁政，號稱拾全老人，另壹方面又奢靡無度、固步自封、縱容腐敗、大搞文字獄。這種意識形態的虛偽性，自然就會讓改革失去道德的支撐，專制皇權自然也就走不出道德的困境。正如明末啟蒙思想家王夫之的怒罵：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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