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名小輩》:導演負責懷舊,深刻交給迪倫的歌
前去影院看鮑勃·迪倫傳記片《無名小輩》（A Complete Unknown）之前，我從書架的“Dylan角”取出《劍橋鮑勃·迪倫手冊》、《鮑勃·迪倫與美國時代》等書籍匆匆重讀壹遍。不是為了掉書袋，恰恰相反，是為了“注射疫苗”——我等上世紀文青看迪倫電影前要袪魅，因為我們太迷戀迪倫和那個已經神話化的時代，如果不大劑量注射那些對他們的深度剖析，去看壹部關於迪倫的傳記片無異於壹趟懷舊老人的涕淚橫流之旅——話雖如此，我聽到“甜茶”/迪倫面對醫院裡言行不便的伍迪·蓋瑟瑞唱出Song To Woody的時候，還是禁不住淚水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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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照
不過如果眼淚能成為指標，那還要影評人幹什麼？淚水不會是我的加分項。雖然迪倫很多歌都頗為催淚，但迪倫本身討厭媚俗之淚，因此他在贰拾壹世紀的巡演裡極少唱那些催淚的歌，就算唱也會改編得面目全非，要多“難聽”有多“難聽”。
我們看迪倫要祛魅，因為迪倫也要我們祛魅。這點不用我多說，就看他在幾張民謠專輯大獲成功、被冠以抗議歌手之王者地位之後，在電影描述那個“插電”轉折點之前，他就以壹張冷冷的《鮑勃·迪倫的另壹面》（Another Side of Bob Dylan）表示了態度。那是壹張沒有插電卻飽含搖滾精神的專輯，宣示了鮑勃·迪倫並不想做六拾年代花童所期待的時代代言人的態度。不過電影沒有描述這壹伏筆，從《時代正在改變》（The Time They Are A-Changin）直接跳到了《席卷歸家》（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和《重訪61號公路》（Highway 61 Revisited）這兩張插電巨作那個時間段了。
即使對那個時間段，電影也是含混不清的，只服務於導演的敘事需求，而導演詹姆斯·曼高德（James Mangold）再怎麼出格也離不了好萊塢的套路。於是我們看到同道情（和想要當爹的彼得·席格）、初戀情（和不是初戀的蘇西）、出軌情（和真的是情人的瓊·貝茲）占據了傳記片的百分之八拾以上篇幅。
劇照
在我們保有刻板印象的六拾年代，以上這壹切似乎都順理成章，也的確存在，但是六拾年代的另壹面呢？那清醒的壹面、挑釁的壹面、反思的壹面——在美國的流行文化層面，恰恰鮑勃·迪倫做到了，電影呈現了他是如何做的，但沒有挖掘他為什麼這樣做。僅僅以壹個逃避粉絲追逐和壹個在左翼活動家派對上格格不入的鏡頭交代，不但偷懶，甚至還可能誤導不知道歷史的觀眾。
分析鮑勃·迪倫的反叛與挑釁性之來源的論著眾多。其復雜無法簡而言之（也許因此也不要苛求電影），猶太覺醒者的矛盾（壹如卡夫卡與曼德爾斯塔姆），沿襲自波德萊爾、洛特雷阿蒙與蘭波的“惡魔詩人”取向，沿襲自龐德與艾略特又混搭流浪馬戲團的面具戲法，後垮掉壹代的解構本能等都決定了鮑勃·迪倫的懷疑主義者基調。從懷疑主義出發，會走向革命者與虛無主義者兩個極端，而六拾年代的迪倫相當完美地融合了兩者，並且對兩邊的加冕不置可否。
劇照
但“革命”過後，壹直到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那壹年，鮑勃·迪倫變成了壹個不堅定的懷疑主義者，多次游走在民謠、福音歌曲、鄉村音樂和搖滾之間沒關系，信仰改宗又悖離也還可以理解，反戰但又去西點軍校表演、不想被經典化卻又在1991年接受格萊美終身成就獎還出席電視直播就有點尷尬了——而面對諾貝爾獎所代表的“正統文藝”向他伸出的橄欖枝，他也表現反復，從沉默低調到虛張聲勢的感謝，到不出席頒獎禮又委托佩蒂·史密斯代領，讓人覺得他並未拒絕官方榮譽（否則為什麼不像薩特那樣幹脆拒絕）而又不甘心被招安，實在不如1963年他出席的第壹次頒獎禮利索：
那年美國全國緊急公民自由委員會為人權法案舉辦晚宴，並把當年的湯姆·潘恩（Tom Paine）獎頒發給了鮑勃·迪倫。他的獲獎發言壹開頭就調侃晚宴的來賓：“我只希望你們這些今天或今晚坐在這裡的人都不在這兒，那我就能看到有頭發的人了。”接著還諷刺了人們對約翰·肯尼迪遇刺事件的“今夜我們都是肯尼迪”式濫情，讓在座的正義人士相當尷尬。（引自Bob Dylan and the NECLC）
好吧，電影裡那場左翼派對可能是影射這個晚宴的，雖然我們看不到迪倫的尖銳只看到他的浮誇。我們難以期待壹部典型好萊塢片觸及六拾年前的政治矛盾，的確迪倫自己也唱道：“As easy, it was to tell black from white / It was all that easy to tell wrong from right / And our choices there was few / So the thought never hit”，那麼這部電影理所當然地把挑釁、矛盾與曖昧都留給了迪倫的歌本身，“甜茶”也近乎完美地復刻了他的演唱——如果我們能接受當下流行的AI創作的偽紀錄片（比如說“張愛玲在美國的日子”那種），我們自然也能接受詹姆斯·曼高德的不挑釁，甚至討好觀眾，哪怕它近乎媚俗。
劇照
《無名小輩》其實並不搖滾，雖然它的高潮是關於鮑勃·迪倫在民謠音樂節毅然“插電”的戲劇性壹刻，但本片最感人的依然是民謠時代殘余的溫暖：鮑勃·迪倫對伍迪·蓋瑟瑞的傳承，與約翰尼·卡什的互相砥礪，和瓊·貝茲的愛恨交加，和彼得·席格的惺惺相惜等等，成為電影向六拾年代的真正致敬——在那個冷戰的時代，人與人之間編織起的網絡維系著世界的溫度。 除此，本片只是重述了壹些被演繹過百遍的傳奇，而沒有深究傳奇為什麼發生；鮑勃·迪倫的歌呈現了時代的痛和荒謬，我們卻無法通過電影感知鮑勃·迪倫本人作為壹個詩人的痛楚。
實際上，壹部挑釁性的迪倫“傳記片”早在2007年拍就，那就是《我不在那兒》（I'm Not There），六人分飾鮑勃·迪倫的柒面勉強呈現了他的多變，想直接體會這種分裂的可以看這部。而如果想看天王天後八卦，我倒推薦直接閱讀瓊·貝茲那本自傳《鑽石與鐵銹》（And a Voice to Sing With），裡面關於迪倫的回憶毫不客氣地率真但動人，完全沒有加上我們這些贰拾壹世紀的美顏濾鏡。
來源：廖偉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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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如果眼淚能成為指標，那還要影評人幹什麼？淚水不會是我的加分項。雖然迪倫很多歌都頗為催淚，但迪倫本身討厭媚俗之淚，因此他在贰拾壹世紀的巡演裡極少唱那些催淚的歌，就算唱也會改編得面目全非，要多“難聽”有多“難聽”。
我們看迪倫要祛魅，因為迪倫也要我們祛魅。這點不用我多說，就看他在幾張民謠專輯大獲成功、被冠以抗議歌手之王者地位之後，在電影描述那個“插電”轉折點之前，他就以壹張冷冷的《鮑勃·迪倫的另壹面》（Another Side of Bob Dylan）表示了態度。那是壹張沒有插電卻飽含搖滾精神的專輯，宣示了鮑勃·迪倫並不想做六拾年代花童所期待的時代代言人的態度。不過電影沒有描述這壹伏筆，從《時代正在改變》（The Time They Are A-Changin）直接跳到了《席卷歸家》（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和《重訪61號公路》（Highway 61 Revisited）這兩張插電巨作那個時間段了。
即使對那個時間段，電影也是含混不清的，只服務於導演的敘事需求，而導演詹姆斯·曼高德（James Mangold）再怎麼出格也離不了好萊塢的套路。於是我們看到同道情（和想要當爹的彼得·席格）、初戀情（和不是初戀的蘇西）、出軌情（和真的是情人的瓊·貝茲）占據了傳記片的百分之八拾以上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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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保有刻板印象的六拾年代，以上這壹切似乎都順理成章，也的確存在，但是六拾年代的另壹面呢？那清醒的壹面、挑釁的壹面、反思的壹面——在美國的流行文化層面，恰恰鮑勃·迪倫做到了，電影呈現了他是如何做的，但沒有挖掘他為什麼這樣做。僅僅以壹個逃避粉絲追逐和壹個在左翼活動家派對上格格不入的鏡頭交代，不但偷懶，甚至還可能誤導不知道歷史的觀眾。
分析鮑勃·迪倫的反叛與挑釁性之來源的論著眾多。其復雜無法簡而言之（也許因此也不要苛求電影），猶太覺醒者的矛盾（壹如卡夫卡與曼德爾斯塔姆），沿襲自波德萊爾、洛特雷阿蒙與蘭波的“惡魔詩人”取向，沿襲自龐德與艾略特又混搭流浪馬戲團的面具戲法，後垮掉壹代的解構本能等都決定了鮑勃·迪倫的懷疑主義者基調。從懷疑主義出發，會走向革命者與虛無主義者兩個極端，而六拾年代的迪倫相當完美地融合了兩者，並且對兩邊的加冕不置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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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革命”過後，壹直到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那壹年，鮑勃·迪倫變成了壹個不堅定的懷疑主義者，多次游走在民謠、福音歌曲、鄉村音樂和搖滾之間沒關系，信仰改宗又悖離也還可以理解，反戰但又去西點軍校表演、不想被經典化卻又在1991年接受格萊美終身成就獎還出席電視直播就有點尷尬了——而面對諾貝爾獎所代表的“正統文藝”向他伸出的橄欖枝，他也表現反復，從沉默低調到虛張聲勢的感謝，到不出席頒獎禮又委托佩蒂·史密斯代領，讓人覺得他並未拒絕官方榮譽（否則為什麼不像薩特那樣幹脆拒絕）而又不甘心被招安，實在不如1963年他出席的第壹次頒獎禮利索：
那年美國全國緊急公民自由委員會為人權法案舉辦晚宴，並把當年的湯姆·潘恩（Tom Paine）獎頒發給了鮑勃·迪倫。他的獲獎發言壹開頭就調侃晚宴的來賓：“我只希望你們這些今天或今晚坐在這裡的人都不在這兒，那我就能看到有頭發的人了。”接著還諷刺了人們對約翰·肯尼迪遇刺事件的“今夜我們都是肯尼迪”式濫情，讓在座的正義人士相當尷尬。（引自Bob Dylan and the NECLC）
好吧，電影裡那場左翼派對可能是影射這個晚宴的，雖然我們看不到迪倫的尖銳只看到他的浮誇。我們難以期待壹部典型好萊塢片觸及六拾年前的政治矛盾，的確迪倫自己也唱道：“As easy, it was to tell black from white / It was all that easy to tell wrong from right / And our choices there was few / So the thought never hit”，那麼這部電影理所當然地把挑釁、矛盾與曖昧都留給了迪倫的歌本身，“甜茶”也近乎完美地復刻了他的演唱——如果我們能接受當下流行的AI創作的偽紀錄片（比如說“張愛玲在美國的日子”那種），我們自然也能接受詹姆斯·曼高德的不挑釁，甚至討好觀眾，哪怕它近乎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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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名小輩》其實並不搖滾，雖然它的高潮是關於鮑勃·迪倫在民謠音樂節毅然“插電”的戲劇性壹刻，但本片最感人的依然是民謠時代殘余的溫暖：鮑勃·迪倫對伍迪·蓋瑟瑞的傳承，與約翰尼·卡什的互相砥礪，和瓊·貝茲的愛恨交加，和彼得·席格的惺惺相惜等等，成為電影向六拾年代的真正致敬——在那個冷戰的時代，人與人之間編織起的網絡維系著世界的溫度。 除此，本片只是重述了壹些被演繹過百遍的傳奇，而沒有深究傳奇為什麼發生；鮑勃·迪倫的歌呈現了時代的痛和荒謬，我們卻無法通過電影感知鮑勃·迪倫本人作為壹個詩人的痛楚。
實際上，壹部挑釁性的迪倫“傳記片”早在2007年拍就，那就是《我不在那兒》（I'm Not There），六人分飾鮑勃·迪倫的柒面勉強呈現了他的多變，想直接體會這種分裂的可以看這部。而如果想看天王天後八卦，我倒推薦直接閱讀瓊·貝茲那本自傳《鑽石與鐵銹》（And a Voice to Sing With），裡面關於迪倫的回憶毫不客氣地率真但動人，完全沒有加上我們這些贰拾壹世紀的美顏濾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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