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 马云解冻,中国科企坐过山车 春天到了吗?
在座谈会上，习近平明确表示，民营企业必须“胸怀报国志”，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他同时也强调中国共产党对商业领域的领导权，呼吁民营企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
长期为西方读者解读《人民日报》的印度学者马诺杰·克瓦尔拉马尼(Manoj Kewalramani)对《金融时报》表示，习近平向企业界传递的信息是：“你们是有价值的参与者，但在更大的格局中，你们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身需求。”
美商亚洲集团的中国区总监林汉升(Han Shen Lin)对《金融时报》表示，习近平的关键信息在于“激励创新应服务于国家，而非为了创新本身”，民营经济最终需服从党的战略目标。
“习近平持续传达的信息是，如果民营企业想要发展，就必须认同党的叙事，并落实党的政策和指示，”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乔治·马格努斯(George Magnus)则对彭博社指出，“在一个党领导一切的国家，我们清楚看到了民营企业面临的局限性。”
人工智能：政府的新宠？
在美中科技竞争日渐激烈的背景下，AI技术被中国政府视为中国实现科技自立和技术领先目标的关键。目前，AI当下正成为中国政府与中国企业利益紧密结合的典范。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曾依靠消费科技初创企业和平台经济来推动新一轮增长，如今AI正在扮演类似的角色。”《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写道。习近平屡屡提及的“新质生产力”，强调的正是通过在新兴产业取得突破以应对当前的经济放缓。AI在近年来是被明确列为重点支持对象的新兴产业和“颠覆性技术”。中国政府是AI政策的制定者，AI初创企业和AI科研的投资者，也是AI应用的大客户。
“如今，每一家成功的中国AI公司背后，都有地方政府的支持。”香港大学中国法律中心主任张湖月向《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表示。
中国AI行业相对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北京深知过度监管可能扼杀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不过，中国政府仍然在加强内容管控，确保生成式AI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防止潜在的社会不稳定风险。
张湖月认为，如果中国的AI行业遭遇严重的滥用事件，导致广泛争议并威胁到社会稳定，监管收紧可能会突然到来。
张湖月是新书《高空钢丝：中国如何监管科技巨头与管理经济》(High Wire: How China Regulates Big Tech and Governs Its Economy)的作者，她在其中深入解析中国的科技监管政策。
科技政策“三阶段循环”
张湖月向《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表示，中国科技政策几乎总是遵循三阶段模式：
宽松阶段：政府允许企业自由扩张和竞争，给予相对灵活的发展环境。
严厉整顿：在企业规模过大或市场出现混乱时，政府突然大规模出手，以反垄断、数据安全、金融监管等理由突袭式严厉打击，导致企业利润锐减。
放松管控：经历市场动荡后，政府逐步放松监管，以恢复市场信心、促进经济发展。
这套模式在过去十多年里一再重演。以阿里巴巴和腾讯为例，自2000年代以来，这两家科技巨头通过大量并购扩展业务，几乎涵盖了中国数字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这种扩张削弱了市场竞争，导致消费者面临更高的价格和更少的选择。然而，监管机构长期默许这种行为。直到2020年，政府突然启动科技行业监管风暴，开始调查企业过去的并购交易，并对违反反垄断规定的企业开出巨额罚单。
北京对科技行业的强力整顿，导致中国科技企业数万亿美元市值蒸发，重创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最具活力的产业之一，并加速了美中经济的脱钩。
2023年7月，在蚂蚁集团上市被叫停两年半后，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宣布对蚂蚁集团违规行为罚款71亿元人民币。行业专家普遍认为，这标志着中国对科技行业的监管风暴已经结束。随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企业座谈会上对大型科技公司表示支持，国家发改委也公开肯定了阿里巴巴、腾讯和美团对国家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的贡献。
张湖月进一步指出，西方观察者往往只关注中国监管的“打压”阶段，但这些打压行为掩盖了中国政府与科技公司之间的共生关系。
她向《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解释说，中国地方政府在税收、就业和创新方面高度依赖科技企业，很多科技公司被称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因此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这些企业。张湖月举例说，在2016至2021年间，广州的三家地方法院共受理超过13万起金融科技公司拉卡拉提起的网络借贷诉讼，几乎充当了该公司的外包专属仲裁机构。而且，拉卡拉几乎在所有案件中都胜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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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长期为西方读者解读《人民日报》的印度学者马诺杰·克瓦尔拉马尼(Manoj Kewalramani)对《金融时报》表示，习近平向企业界传递的信息是：“你们是有价值的参与者，但在更大的格局中，你们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身需求。”
美商亚洲集团的中国区总监林汉升(Han Shen Lin)对《金融时报》表示，习近平的关键信息在于“激励创新应服务于国家，而非为了创新本身”，民营经济最终需服从党的战略目标。
“习近平持续传达的信息是，如果民营企业想要发展，就必须认同党的叙事，并落实党的政策和指示，”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乔治·马格努斯(George Magnus)则对彭博社指出，“在一个党领导一切的国家，我们清楚看到了民营企业面临的局限性。”
人工智能：政府的新宠？
在美中科技竞争日渐激烈的背景下，AI技术被中国政府视为中国实现科技自立和技术领先目标的关键。目前，AI当下正成为中国政府与中国企业利益紧密结合的典范。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曾依靠消费科技初创企业和平台经济来推动新一轮增长，如今AI正在扮演类似的角色。”《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写道。习近平屡屡提及的“新质生产力”，强调的正是通过在新兴产业取得突破以应对当前的经济放缓。AI在近年来是被明确列为重点支持对象的新兴产业和“颠覆性技术”。中国政府是AI政策的制定者，AI初创企业和AI科研的投资者，也是AI应用的大客户。
“如今，每一家成功的中国AI公司背后，都有地方政府的支持。”香港大学中国法律中心主任张湖月向《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表示。
中国AI行业相对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北京深知过度监管可能扼杀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不过，中国政府仍然在加强内容管控，确保生成式AI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防止潜在的社会不稳定风险。
张湖月认为，如果中国的AI行业遭遇严重的滥用事件，导致广泛争议并威胁到社会稳定，监管收紧可能会突然到来。
张湖月是新书《高空钢丝：中国如何监管科技巨头与管理经济》(High Wire: How China Regulates Big Tech and Governs Its Economy)的作者，她在其中深入解析中国的科技监管政策。
科技政策“三阶段循环”
张湖月向《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表示，中国科技政策几乎总是遵循三阶段模式：
宽松阶段：政府允许企业自由扩张和竞争，给予相对灵活的发展环境。
严厉整顿：在企业规模过大或市场出现混乱时，政府突然大规模出手，以反垄断、数据安全、金融监管等理由突袭式严厉打击，导致企业利润锐减。
放松管控：经历市场动荡后，政府逐步放松监管，以恢复市场信心、促进经济发展。
这套模式在过去十多年里一再重演。以阿里巴巴和腾讯为例，自2000年代以来，这两家科技巨头通过大量并购扩展业务，几乎涵盖了中国数字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这种扩张削弱了市场竞争，导致消费者面临更高的价格和更少的选择。然而，监管机构长期默许这种行为。直到2020年，政府突然启动科技行业监管风暴，开始调查企业过去的并购交易，并对违反反垄断规定的企业开出巨额罚单。
北京对科技行业的强力整顿，导致中国科技企业数万亿美元市值蒸发，重创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最具活力的产业之一，并加速了美中经济的脱钩。
2023年7月，在蚂蚁集团上市被叫停两年半后，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宣布对蚂蚁集团违规行为罚款71亿元人民币。行业专家普遍认为，这标志着中国对科技行业的监管风暴已经结束。随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企业座谈会上对大型科技公司表示支持，国家发改委也公开肯定了阿里巴巴、腾讯和美团对国家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的贡献。
张湖月进一步指出，西方观察者往往只关注中国监管的“打压”阶段，但这些打压行为掩盖了中国政府与科技公司之间的共生关系。
她向《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解释说，中国地方政府在税收、就业和创新方面高度依赖科技企业，很多科技公司被称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因此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这些企业。张湖月举例说，在2016至2021年间，广州的三家地方法院共受理超过13万起金融科技公司拉卡拉提起的网络借贷诉讼，几乎充当了该公司的外包专属仲裁机构。而且，拉卡拉几乎在所有案件中都胜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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