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命挤上地产时代末班车的夫妻,在"北三县"破防
她还告诉我，自己长大后不会像父母一样守着北京，更不会留在河北，这里的冬天特别漫长，路上的人们脚步又着急，又沉重。
——Ourlife
本文为真实发生事件，以作者记述方式呈现。
货拉拉的面包车停在小区单元门口，刚好堵住了无障碍通道。电梯里堆满了家当，又一户邻居要搬去天津了。
在这个环京的河北小县城，这早已是司空见惯的场景。
3年前，有个邻居在小区群里寻找潜在目标客户，她如此介绍自己：全家的户口早已迁到天津，孩子由老人照看在天津上学；夫妻俩在河北廊坊大厂居住，以便于每天往返北京通勤；工作地点则在北京通州，主要业务是帮“北漂”们解决天津买房、孩子上学、全家落户等一系列难题……
北京上班、天津上学、河北居住，这便是属于本小区的“京津冀一体化”。邻居们边调侃她在为政策添砖加瓦，边私加微信单聊。
真的有这么大的需求么？以及这么做，真的合法合规么？当时我很好奇。
“规则之内，当然都是合法的。天津现在本科生就能落户，你要不要先去占一下位置？我俩都是中专，学历不够，正在想办法。”我最要好的邻居张鑫告诉我，为了孩子日后升学，他们两口子也正在考虑去天津落户买房。
身为高考难度为地狱级的“山河四省”人，张鑫更早明白教育就是资源，而资源分配从来就不公平。当自己成为父母，就等于是被丢进丛林的野兽，为了幼崽，他们时刻得提早准备，伺机而动。
千难万难，钱是第一位。可那会儿，最难的还不是钱，而是天津时不时就调整的购房落户政策。学历是一道门槛，把中专毕业的张鑫夫妻俩拒之门外。这也让他们更加坚定：一定要让孩子上大学，绝对不能让女儿的未来，卡在学历的敲门砖上。
张鑫的老公刘一恒现在还清楚地记得，1998年他在北京中关村搬一天玻璃，收入是30块整。如果不休息，一个月能赚900块。
他是1980年生人，从辽宁农村走出来的，中专学的计算机，学校承诺“包分配”，于是在那一年误打误撞跟着“大部队”坐着绿皮火车来到了北京。所有的憧憬，在脚踏上北京的地面后被粉碎，学校的老师把学生们往中关村一撂，就让他们自己找活干。
心思活络的同学当天便在中关村的小柜台里谋上了差事，刘一恒没有那么幸运，但也仅仅在地下室的小旅馆里蹉跎了一晚。第二天有同学拉上他去给做铝合金门窗的私营小老板拉玻璃，虽然“专业也不对口”，他照样欣然接受了——来了就是赚钱的，必须要马不停蹄地赚钱。
那便是他的第一份工作，日结工，一天要干满8小时，加班的话，每小时6块钱。他只干了3天。第二份工作是组装音响，他觉得音响公司和计算机专业好歹有点相关，毫不犹豫地辞掉了第一份工作。
那个工厂在当时还算偏远郊区的西北旺，环境极差，直至今天，依旧是刘一恒不愿回想的噩梦：工业口罩挡不住的废料吸进了肺里，咳不出，咽不下，转化成看不见的微小颗粒融进身体里，人就成为了商品的养料。“卖命”二字，在模糊的防尘镜片前，日复一日地，一点点变得具体起来。
翻开报纸里的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乌云悬在头顶，“促内需”的政策划开一道口子，带来了一缕光。在刘一恒的记忆中，那绝对是个有钱赚的好年份，北京城里哪儿哪儿都缺人，哪怕在大街上闲逛，也能找到一份工作。人人都以为把最难的日子熬过去后，未来就会一天比一天好。他听说有师兄去了研修班，拿到大专学历后便进了炙手可热的联想，好不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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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Ourlife
本文为真实发生事件，以作者记述方式呈现。
货拉拉的面包车停在小区单元门口，刚好堵住了无障碍通道。电梯里堆满了家当，又一户邻居要搬去天津了。
在这个环京的河北小县城，这早已是司空见惯的场景。
3年前，有个邻居在小区群里寻找潜在目标客户，她如此介绍自己：全家的户口早已迁到天津，孩子由老人照看在天津上学；夫妻俩在河北廊坊大厂居住，以便于每天往返北京通勤；工作地点则在北京通州，主要业务是帮“北漂”们解决天津买房、孩子上学、全家落户等一系列难题……
北京上班、天津上学、河北居住，这便是属于本小区的“京津冀一体化”。邻居们边调侃她在为政策添砖加瓦，边私加微信单聊。
真的有这么大的需求么？以及这么做，真的合法合规么？当时我很好奇。
“规则之内，当然都是合法的。天津现在本科生就能落户，你要不要先去占一下位置？我俩都是中专，学历不够，正在想办法。”我最要好的邻居张鑫告诉我，为了孩子日后升学，他们两口子也正在考虑去天津落户买房。
身为高考难度为地狱级的“山河四省”人，张鑫更早明白教育就是资源，而资源分配从来就不公平。当自己成为父母，就等于是被丢进丛林的野兽，为了幼崽，他们时刻得提早准备，伺机而动。
千难万难，钱是第一位。可那会儿，最难的还不是钱，而是天津时不时就调整的购房落户政策。学历是一道门槛，把中专毕业的张鑫夫妻俩拒之门外。这也让他们更加坚定：一定要让孩子上大学，绝对不能让女儿的未来，卡在学历的敲门砖上。
张鑫的老公刘一恒现在还清楚地记得，1998年他在北京中关村搬一天玻璃，收入是30块整。如果不休息，一个月能赚900块。
他是1980年生人，从辽宁农村走出来的，中专学的计算机，学校承诺“包分配”，于是在那一年误打误撞跟着“大部队”坐着绿皮火车来到了北京。所有的憧憬，在脚踏上北京的地面后被粉碎，学校的老师把学生们往中关村一撂，就让他们自己找活干。
心思活络的同学当天便在中关村的小柜台里谋上了差事，刘一恒没有那么幸运，但也仅仅在地下室的小旅馆里蹉跎了一晚。第二天有同学拉上他去给做铝合金门窗的私营小老板拉玻璃，虽然“专业也不对口”，他照样欣然接受了——来了就是赚钱的，必须要马不停蹄地赚钱。
那便是他的第一份工作，日结工，一天要干满8小时，加班的话，每小时6块钱。他只干了3天。第二份工作是组装音响，他觉得音响公司和计算机专业好歹有点相关，毫不犹豫地辞掉了第一份工作。
那个工厂在当时还算偏远郊区的西北旺，环境极差，直至今天，依旧是刘一恒不愿回想的噩梦：工业口罩挡不住的废料吸进了肺里，咳不出，咽不下，转化成看不见的微小颗粒融进身体里，人就成为了商品的养料。“卖命”二字，在模糊的防尘镜片前，日复一日地，一点点变得具体起来。
翻开报纸里的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乌云悬在头顶，“促内需”的政策划开一道口子，带来了一缕光。在刘一恒的记忆中，那绝对是个有钱赚的好年份，北京城里哪儿哪儿都缺人，哪怕在大街上闲逛，也能找到一份工作。人人都以为把最难的日子熬过去后，未来就会一天比一天好。他听说有师兄去了研修班，拿到大专学历后便进了炙手可热的联想，好不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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