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步] 在加拿大當Uber外賣送餐員有多慘?時薪才$1.74
Dundas St. W. 夾 Spadina Ave.附近是多倫多壹個比較著名的送餐點，Tim Hortons店旁邊總是放著零零散散的外賣箱，旁邊也會聚集著拾幾個送餐員。
他們在聊天的同時，也時刻留意著自己手機上傳來的消息通知聲音，畢竟能接到單就意味著有錢可賺。
那麼，在多倫多當 Uber Eats送餐員是怎樣壹種體驗呢?看看星報這位記者的六周的真實送餐體驗。
我租了壹輛電動自行車，計劃完成至少100單。目標是收集獨立的數據，搞清楚外賣員工資是如何確定的。
但我很快發現，我收到的訂單遠少於預期，這也是許多外賣員表示越來越常見的困境。
應用程序上的熱門區域隨時可能發生變化。當我按照提示騎車前往這些區域時，比如Liberty Village，壹到達那裡，這個熱門區域就消失了。
與此同時，市中心另壹端的Yonge和Dundas又出現了壹個新的熱門區域，促使我去那些人行道上，和其他外賣員壹起爭搶相同的工作。
我在應用程序上待的時間越長，就越覺得自己像是壹個在玩游戲的玩家，只是我根本摸不清游戲規則。但我遇到的每壹個外賣員都有自己的壹套“戰術”來破解這個游戲。
有些人堅信通過頻繁登錄和退出應用程序能觸發更多訂單。其他人堅持在任何時候都保持應用程序的打開狀態，不允許有任何中斷。許多人建議完全忽視熱圖，直接去那些競爭少的安靜區域。
也有些人建議不停地騎行，而不是在壹個地方停留太久，“應用程序會認為你在休息，”他們說。
有壹件事變得拾分明確：追單成了這份工作的壹部分。
在多倫多當外賣員，能賺多少錢呢?
140小時在線，只有15小時49分鍾有工資
在我作為Uber Eats外賣員的前20小時裡，我只賺了28.98加元。
在我開始送外賣的前幾周，有幾個小時甚至幾天，我完全沒有接到壹個訂單。
在六周的時間裡，我在應用程序上花了140小時22分鍾尋找工作。但我只獲得了15小時49分鍾的工資，這是Uber Eats認為我在積極配送訂單的時間。
其中壹個周肆下午，雖然在送餐高峰期，我依然叁個多小時都沒有收到訂單。難道我的接單app出了問題?畢竟，我在訂餐熱門區域，也是點餐高峰期。
我扭頭看看旁邊的送餐員，但他表示，他花了10加元乘GO Train進城，但整天在Uber Eats上只賺了8加元。
“司機太多，訂單太少。”他說。
六周時間，我努力完成了56個訂單
我花了超過140小時在外賣程序上，騎車穿梭於城市中，希望從算法中獲得壹個訂單，最終賺得243.82加元，加上約73加元的小費。這筆錢將捐贈給慈善機構。
最終，我的在線時薪是令人震驚的1.74加元。
Uber表示，多倫多的外賣員平均每小時參與度是我在六周實驗中的肆倍。公司還報告稱，到2023年底，多倫多司機的中位數收入是每“參與小時”33.35加元。
Uber稱，收入“必須根據參與時間來計算”，因為外賣員可以同時打開多個外賣應用程序來優化收入。
即便如此，我的收入仍然未達到標准。
扣除小費後，我的“參與小時”收入大約為15.41加元，低於安省17.20加元的最低工資標准。
每小時工資波動
每個訂單的每小時工資都在波動。對於壹次配送，我的每小時工資相當於34加元;而另壹次，我的每小時工資只有可憐的6.95加元。事實上，在我完成的大約壹半訂單中，我的收入低於最低工資標准。
這份努力甚至連我的開銷都沒有覆蓋。僅僅租用壹輛電動自行車，我就花費了460加元，這個費用是我這六周工作的花銷。
相同的訂單，不同的工資
根據《星報》獲得的數據，Uber Eats平台可能會為兩位外賣員提供相同行程的不同工資。
在2022年2月的壹個寒冷晚上，壹群Uber Eats外賣員聚集在Wychwood Barns公園，位於St. Clair Ave. W.和Christie St.附近。
他們進行了壹個簡單的實驗：幾乎貼在壹起同時登錄應用程序，努力記錄相同訂單的工資差異。
當壹位司機接到訂單時，他們截取了工資和訂單詳情的截圖，然後拒絕了這份工作。如果其他司機接到同樣的訂單，他們也會采取同樣的做法，進行並排對比。
《星報》分析了Gig Workers United收集的六名外賣員的數據，這個組織是壹個倡導更好工人權益的應用平台外賣員網絡。
在該小組的21個訂單中，至少有兩個司機被提供了相同的任務，除了壹個，95%的訂單顯示相同工作的工資存在差異。
例如，壹次從St. Clair和Bathurst的Harvey's餐廳到Casa Loma附近的送餐訂單，第壹個司機被提供了6.81加元的工資，第贰個司機則只有6.18加元——這幾乎是同壹份工作工資的10%差異。
在許多情況下，相同訂單的工資差距不到10分，這個差額可能不會被注意到。(但外賣員這麼多，所以...)
外賣員真的是自由職業嗎?
外賣員“可以控制自己工作的時間和地點，可以同時使用其他應用程序，也可以選擇接受哪些訂單，並且可以使用自己的車輛、騎自行車或步行配送。”
但我感到自己根本不在掌控之中。
隨著我在應用程序上花的時間越來越多，另壹個變化也出現了。應用程序不再只是簡單地讓我“接受”訂單，而是開始提示我申請與訂單“匹配”，也就是說，應用程序會首先判斷我是否是這個訂單的最佳人選，然後才會直接把工作交給我。
大多數時候，我會被其他司機搶先匹配到。選擇的權力並不在我手中。
Uber表示，“有多個因素決定匹配的方式，包括與商戶的距離和預計的配送時間。”
壹位司機建議我壹旦收到“匹配”請求，就立刻趕到餐廳，以便在應用做出決策時能離地點最近。
通常，在幾個匹配請求都給了其他司機之後，終於接到壹個我可以接受的訂單時，我會感覺像是贏得了壹場小勝利，這讓我保持著渴望和參與感。
哪些人在多倫多當外賣員?
多倫多的步道和擁擠的街道，仿佛從未像現在這樣被外賣員擠滿。受疫情期間外賣程序使用量激增的推動，外賣員的隊伍迅速膨脹，越來越多的新移民和不穩定工人加入其中，而他們幾乎沒有其他就業選擇。
僅2023年，統計局數據顯示，像Uber Eats這樣的外賣程序的勞動力增長了驚人的46%。
很多外賣員是年輕的國際留學生，他們在上學期間掙扎著賺取收入。其他人是難民或無證工人，生活不穩定。
我與幾拾位外賣員交談過，幾乎沒有人擁有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大多數人害怕公開談論自己在Uber Eats或其他外賣平台上的經歷，擔心這樣會危及他們的生計。
其中壹位外賣員是壹位28歲的印度人，他已經做外賣工作超過壹年，試圖支付自己的MBA學費。由於找不到穩定的工作，他在多個外賣平台上工作，但他說，在接到訂單之間，六小時沒有訂單並不罕見。
有時候，他在壹天八小時的工作中，賺的錢不到10加元。
“我願意做辛苦的工作，但我根本賺不到錢，”這位司機說道。
和我交談的大多數外賣員壹樣，他要們求不透露名字，擔心會遭到外賣平台的報復，或是影響他未來找到更好機會的可能性。
我與壹位來自厄立特裡亞的外賣員交談過，他在加拿大無法合法工作，盡管工資微薄，但他說他別無選擇，只能依賴外賣平台的收入。
我與壹位19歲的印度籍大學生外賣員交談過，他來到加拿大尋求更好的教育和生活標准。但他說，他勉強維持生計，艱難支付尼亞加拉學院的學費。如今，他覺得能在周末工作中賺50加元已經算是幸運。
他說，他找工作找了六個月。“找不到工作後，我開始全職做Uber(外賣)了。”
Uber Eats的送餐收入構成幾經變化
Brice Sopher在多倫多做了近拾年的自行車外賣員。
“剛開始Uber支付的工資非常高，以至於你根本不在乎小費，真的是那麼好。”Sopher說道，他還是Gig Workers United的副總裁。
疫情爆發後，由於客戶被限制在家中，餐廳關閉，在線食品配送平台的使用激增。
2020年6月，Uber取消了基於取餐、送餐、距離和時間的明確支付結構。
它被算法定價取而代之。司機不再能夠看到自己的基本工資是如何計算的。例如，我無法知道為什麼壹筆2.5公裡的配送在小費之前只賺了4.06加元，而壹筆幾乎相同的2.3公裡配送卻支付了6.08加元。
Uber堅持認為，這些變化讓工資變得更加透明。在接受配送任務之前，司機可以看到費用信息，包括估計的小費、行程距離、預計完成時間以及取餐和送餐的地點。
“外賣員可以自主決定是否接受或拒絕訂單，”Uber發言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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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他們在聊天的同時，也時刻留意著自己手機上傳來的消息通知聲音，畢竟能接到單就意味著有錢可賺。
那麼，在多倫多當 Uber Eats送餐員是怎樣壹種體驗呢?看看星報這位記者的六周的真實送餐體驗。
我租了壹輛電動自行車，計劃完成至少100單。目標是收集獨立的數據，搞清楚外賣員工資是如何確定的。
但我很快發現，我收到的訂單遠少於預期，這也是許多外賣員表示越來越常見的困境。
應用程序上的熱門區域隨時可能發生變化。當我按照提示騎車前往這些區域時，比如Liberty Village，壹到達那裡，這個熱門區域就消失了。
與此同時，市中心另壹端的Yonge和Dundas又出現了壹個新的熱門區域，促使我去那些人行道上，和其他外賣員壹起爭搶相同的工作。
我在應用程序上待的時間越長，就越覺得自己像是壹個在玩游戲的玩家，只是我根本摸不清游戲規則。但我遇到的每壹個外賣員都有自己的壹套“戰術”來破解這個游戲。
有些人堅信通過頻繁登錄和退出應用程序能觸發更多訂單。其他人堅持在任何時候都保持應用程序的打開狀態，不允許有任何中斷。許多人建議完全忽視熱圖，直接去那些競爭少的安靜區域。
也有些人建議不停地騎行，而不是在壹個地方停留太久，“應用程序會認為你在休息，”他們說。
有壹件事變得拾分明確：追單成了這份工作的壹部分。
在多倫多當外賣員，能賺多少錢呢?
140小時在線，只有15小時49分鍾有工資
在我作為Uber Eats外賣員的前20小時裡，我只賺了28.98加元。
在我開始送外賣的前幾周，有幾個小時甚至幾天，我完全沒有接到壹個訂單。
在六周的時間裡，我在應用程序上花了140小時22分鍾尋找工作。但我只獲得了15小時49分鍾的工資，這是Uber Eats認為我在積極配送訂單的時間。
其中壹個周肆下午，雖然在送餐高峰期，我依然叁個多小時都沒有收到訂單。難道我的接單app出了問題?畢竟，我在訂餐熱門區域，也是點餐高峰期。
我扭頭看看旁邊的送餐員，但他表示，他花了10加元乘GO Train進城，但整天在Uber Eats上只賺了8加元。
“司機太多，訂單太少。”他說。
六周時間，我努力完成了56個訂單
我花了超過140小時在外賣程序上，騎車穿梭於城市中，希望從算法中獲得壹個訂單，最終賺得243.82加元，加上約73加元的小費。這筆錢將捐贈給慈善機構。
最終，我的在線時薪是令人震驚的1.74加元。
Uber表示，多倫多的外賣員平均每小時參與度是我在六周實驗中的肆倍。公司還報告稱，到2023年底，多倫多司機的中位數收入是每“參與小時”33.35加元。
Uber稱，收入“必須根據參與時間來計算”，因為外賣員可以同時打開多個外賣應用程序來優化收入。
即便如此，我的收入仍然未達到標准。
扣除小費後，我的“參與小時”收入大約為15.41加元，低於安省17.20加元的最低工資標准。
每小時工資波動
每個訂單的每小時工資都在波動。對於壹次配送，我的每小時工資相當於34加元;而另壹次，我的每小時工資只有可憐的6.95加元。事實上，在我完成的大約壹半訂單中，我的收入低於最低工資標准。
這份努力甚至連我的開銷都沒有覆蓋。僅僅租用壹輛電動自行車，我就花費了460加元，這個費用是我這六周工作的花銷。
相同的訂單，不同的工資
根據《星報》獲得的數據，Uber Eats平台可能會為兩位外賣員提供相同行程的不同工資。
在2022年2月的壹個寒冷晚上，壹群Uber Eats外賣員聚集在Wychwood Barns公園，位於St. Clair Ave. W.和Christie St.附近。
他們進行了壹個簡單的實驗：幾乎貼在壹起同時登錄應用程序，努力記錄相同訂單的工資差異。
當壹位司機接到訂單時，他們截取了工資和訂單詳情的截圖，然後拒絕了這份工作。如果其他司機接到同樣的訂單，他們也會采取同樣的做法，進行並排對比。
《星報》分析了Gig Workers United收集的六名外賣員的數據，這個組織是壹個倡導更好工人權益的應用平台外賣員網絡。
在該小組的21個訂單中，至少有兩個司機被提供了相同的任務，除了壹個，95%的訂單顯示相同工作的工資存在差異。
例如，壹次從St. Clair和Bathurst的Harvey's餐廳到Casa Loma附近的送餐訂單，第壹個司機被提供了6.81加元的工資，第贰個司機則只有6.18加元——這幾乎是同壹份工作工資的10%差異。
在許多情況下，相同訂單的工資差距不到10分，這個差額可能不會被注意到。(但外賣員這麼多，所以...)
外賣員真的是自由職業嗎?
外賣員“可以控制自己工作的時間和地點，可以同時使用其他應用程序，也可以選擇接受哪些訂單，並且可以使用自己的車輛、騎自行車或步行配送。”
但我感到自己根本不在掌控之中。
隨著我在應用程序上花的時間越來越多，另壹個變化也出現了。應用程序不再只是簡單地讓我“接受”訂單，而是開始提示我申請與訂單“匹配”，也就是說，應用程序會首先判斷我是否是這個訂單的最佳人選，然後才會直接把工作交給我。
大多數時候，我會被其他司機搶先匹配到。選擇的權力並不在我手中。
Uber表示，“有多個因素決定匹配的方式，包括與商戶的距離和預計的配送時間。”
壹位司機建議我壹旦收到“匹配”請求，就立刻趕到餐廳，以便在應用做出決策時能離地點最近。
通常，在幾個匹配請求都給了其他司機之後，終於接到壹個我可以接受的訂單時，我會感覺像是贏得了壹場小勝利，這讓我保持著渴望和參與感。
哪些人在多倫多當外賣員?
多倫多的步道和擁擠的街道，仿佛從未像現在這樣被外賣員擠滿。受疫情期間外賣程序使用量激增的推動，外賣員的隊伍迅速膨脹，越來越多的新移民和不穩定工人加入其中，而他們幾乎沒有其他就業選擇。
僅2023年，統計局數據顯示，像Uber Eats這樣的外賣程序的勞動力增長了驚人的46%。
很多外賣員是年輕的國際留學生，他們在上學期間掙扎著賺取收入。其他人是難民或無證工人，生活不穩定。
我與幾拾位外賣員交談過，幾乎沒有人擁有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大多數人害怕公開談論自己在Uber Eats或其他外賣平台上的經歷，擔心這樣會危及他們的生計。
其中壹位外賣員是壹位28歲的印度人，他已經做外賣工作超過壹年，試圖支付自己的MBA學費。由於找不到穩定的工作，他在多個外賣平台上工作，但他說，在接到訂單之間，六小時沒有訂單並不罕見。
有時候，他在壹天八小時的工作中，賺的錢不到10加元。
“我願意做辛苦的工作，但我根本賺不到錢，”這位司機說道。
和我交談的大多數外賣員壹樣，他要們求不透露名字，擔心會遭到外賣平台的報復，或是影響他未來找到更好機會的可能性。
我與壹位來自厄立特裡亞的外賣員交談過，他在加拿大無法合法工作，盡管工資微薄，但他說他別無選擇，只能依賴外賣平台的收入。
我與壹位19歲的印度籍大學生外賣員交談過，他來到加拿大尋求更好的教育和生活標准。但他說，他勉強維持生計，艱難支付尼亞加拉學院的學費。如今，他覺得能在周末工作中賺50加元已經算是幸運。
他說，他找工作找了六個月。“找不到工作後，我開始全職做Uber(外賣)了。”
Uber Eats的送餐收入構成幾經變化
Brice Sopher在多倫多做了近拾年的自行車外賣員。
“剛開始Uber支付的工資非常高，以至於你根本不在乎小費，真的是那麼好。”Sopher說道，他還是Gig Workers United的副總裁。
疫情爆發後，由於客戶被限制在家中，餐廳關閉，在線食品配送平台的使用激增。
2020年6月，Uber取消了基於取餐、送餐、距離和時間的明確支付結構。
它被算法定價取而代之。司機不再能夠看到自己的基本工資是如何計算的。例如，我無法知道為什麼壹筆2.5公裡的配送在小費之前只賺了4.06加元，而壹筆幾乎相同的2.3公裡配送卻支付了6.08加元。
Uber堅持認為，這些變化讓工資變得更加透明。在接受配送任務之前，司機可以看到費用信息，包括估計的小費、行程距離、預計完成時間以及取餐和送餐的地點。
“外賣員可以自主決定是否接受或拒絕訂單，”Uber發言人表示。
[加西網正招聘多名全職sales 待遇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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