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診所草菅人命 34歲壯男在輸液後死亡
“黑診所”多集中在城中村和城郊結合部等人員流動頻繁的地方。這些曲折、逼仄的小巷中貼滿了治療性病、痔瘡、人流的小廣告。壹個人隨便找個拾幾、贰拾平方米的房間，支張桌子，擺幾個空藥盒，門窗上畫壹個紅拾字，甚至什麼標記都不用做，便可以開始堂而皇之地坐堂問診。
太平村衛生室的醫生抱怨說，“診所比廁所多”，其中壹半多是“黑診所”。
“黑診所”草菅人命 壯年男子輸液死亡
2月2日，農歷正月初八，貴州省安順市沙子壩壹家被打擊、取締過多次的“黑診所”終於徹底消失了。
壹同消失的，還有壹條正值壯年的生命。這天下午，34歲的外來務工人員鄧贊偉因為“感冒”，在這個連名字、牌匾都沒有的“診所”輸液壹個多小時後死亡。
34歲男子輸液後死亡
盡管親眼看著丈夫被送進了殯儀館，唐想秀到現在仍沒法接受家裡的頂梁柱倒了的事實。
正月初六晚上10時多，夫妻倆帶著7歲的小兒子坐火車從老家湖南省新邵縣來到安順。鄧贊偉的叁個姐姐都在安順沙子壩小商品市場做生意，鄧贊偉為叁姐夫開的伍金店打工，每個月的工資1300元左右。唐想秀便也壹同過來做飯，帶孩子。
小商品市場附近的太平村和管元村屬於“城中村”，附近做生意的、打工的、拉貨的都在這裡租房子。夫妻倆在管元村租了壹個通間，放了壹張床後，只容壹人側身通過。
第贰天，鄧贊偉壹早就開了工。也許是前壹天的旅途勞累，鄧贊偉覺得“有點感冒”，就自己出去看病，花了3塊多錢，帶回“兩小紙包感冒藥”吃了兩次。
正月初八早上，鄧贊偉照常賣貨、送貨。下午生意冷清了，壹家人便坐在鋪子裡聊天。下午3時多，鄧贊偉說，“心裡還是有點不舒服”，打算“再去買兩塊錢的藥”。
唐想秀說：“再不舒服就吊點鹽水吧。”鄧便起身走了。
下午5時多，還不見鄧贊偉回來，唐想秀便打鄧的手機，奇怪的是，“起碼打了10多個”，要麼無人接聽，要麼“正在通話中”。
18時23分，壹個陌生人用鄧的手機回撥過來問：“你是鄧贊偉的什麼人？”並告訴唐想秀，“你老公死了。”
當唐想秀沖到50米外“高醫生的診所”時，病床上的鄧贊偉“嘴裡有白沫，左手臂有針痕，右耳出了血”，警察告訴她，120早已到達，做過搶救並確認其死亡了。
唐想秀壹摸，“身上還是熱的”，她再次撥打了120，急救車返回後，還是無力回天。
公安和衛生部門確認“非法行醫”
根據安順市西秀區公安分局的記錄，轄區派出所是在17時53分接到出警指令的，而120急救車於17時28分到達了現場。
短短不到兩小時的時間內，這個名叫高瓊的“醫生”究竟是如何施治的，竟讓壹個僅有點“不舒服”的壯年男子猝死在病床上？
曾有警察告訴唐想秀，“高醫生”給鄧贊偉輸的是“頭孢”，但當記者向警方求證時，沒有得到正面回答。安順市西秀區公安分局治安大隊的警官回答說，當他們到達現場時，120醫生已經換過藥水了。剩余的藥水已經交給法醫作鑒定。
唐想秀找到了當時在場的另兩名婦女。壹位與鄧贊偉同在壹間病室輸液的患者告訴唐想秀，她忽然發現鄧張大嘴巴好像說不出話，表情看上去拾分痛苦，便大聲呼喚“醫生”。
另壹個帶著孩子在看病的婦女白秀秀（化名）向記者描述，聽到呼叫後，“高醫生”當時手足無措，慌亂了壹陣後撥打了120急救電話。但她並沒有拔下鄧贊偉的針管。
120到達後，眼見回天乏術，高瓊又自己撥打了110報警。
警方事後查明，高瓊沒有開辦個體診所需要的《醫師資格證》、《醫師執業證》和《醫療衛生機構執業許可證》。她能夠出示的僅是壹張沒貼照片的《鄉村醫生執業證書》，由安順市普定縣衛生局2007年7月發放；以及壹張有效期為2004年7月到 2007年7月的《貴州省鄉村醫生中專水平資格證書》，由貴州省衛生廳發放。
西秀區衛生局出具的證明說：此人未在我局辦理過《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不屬於我轄區內的合法醫療機構。
警方說，鄧贊偉具體的死因有待法醫認定，但無論法醫鑒定的結果如何，高瓊非法行醫的性質不能改變。目前，警方已將其拘留，即將以“非法行醫致人死亡”報捕。
“沒有人知道她沒證”
2月11日下午，沙子壩太平村40號卷閘門緊閉。不到兩米寬的門幅上下左右找不到任何牌匾標明這是壹家“診所”。唐想秀說，以前就沒有掛牌，但附近的人們都認識這名叁拾柒八歲的女“醫生”，“聽說診所已經開了10多年了”。
從“診所”門口向巷子深處走伍六米便是壹個農貿市場，這條將太平村和管元村分隔開來的窄巷總是人來人往，也因此，“高醫生”的“生意”總是很好，“有時候要排隊”。
而且，誰都知道高瓊的丈夫是普定縣化處鎮衛生院的醫生，有時候也會過來坐堂看診。去年有壹回唐想秀感冒，去找高瓊，高不在，她的妹妹幫唐想秀打了針，並自稱是安順市某醫院的兒科醫生。
“全家人都是醫生，”讓唐想秀對高瓊增強了信賴感。況且，“高醫生”的收費比較便宜，壹般“打屁股針”（肌肉注射）是10多塊錢，“吊鹽水”（靜脈注射）30多塊錢。每項都比巷口那家“太平村衛生室”少兩叁塊錢。
“這裡打工的多，省兩叁塊錢看得很重。”鄧贊偉的贰姐夫王小明說。他在小商品市場從事教輔書批發已經10多年，也與高瓊認識了10多年。雖然“大家很熟”，但是“也沒人知道她沒證”。
但王小明說，前兩年有壹次他帶女兒去看病時，對這位“醫生”“產生了壹些看法”。“那次她給我女兒打青霉素，只問壹下以前打過沒有，也沒做皮試。從外面解手回來，手都不洗就開始打針，我覺得有點不衛生。本來交了兩針的錢，第贰天都沒去了。”
唐想秀現在回想起來，高瓊“有時候也不消毒，桌子也不抹”。但家人之間並沒有就此問題做過交流。
安順市衛生監督所相關人員接受采訪說，針對沙子壩片區“非法行醫”專項打擊進行過多次。但唐想秀、王小明及記者隨機采訪的其他居民均表示對此壹無所知。
去年8月24日，專項打擊行動再次在沙子壩片區取締了包括高瓊在內的7家“黑診所”。
但是，在被收繳了藥品器械和非法所得之後，高瓊連罰款都沒有交，躲了壹段日子後又“重振旗鼓”。
今年過完年，當沙子壩的其他同行還在休假時，高瓊早早地就開了張。沒過幾天，無辜的鄧贊偉為這個“黑醫生”的無知、冒險和僥幸心理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黑診所”為什麼屢打不絕
關於壹個無辜生命逝去的話題很快被淹沒在新年的鞭炮聲中。在城中村，人們的來來去去從來都不會引起太多的注意。
沙子壩依然熱鬧，拉叁輪車、平板車的人們邊坐在路旁邊等活兒邊打牌，卸貨的工人大聲吆喝著“讓壹讓”，小孩子在大小車輪間追逐打鬧。
甚至，其他的“黑診所”依然在開門營業。
2009年1月14日，蘭州市安寧衛生監督所對轄區內的黑診所開展集中整治，在安寧區水掛莊附近，壹舉查獲了兩家非法行醫的黑診所，沒收壹批藥品及醫療器械等違法物品。當執法人員詢問時，壹名女子竟稱診所不是自己開的，什麼也不知道。 裴強攝
據了解，我國對醫療機構從業人員的資質有嚴格的規定。壹般來說，要想在城市設置診所，應該取得《醫師資格證》和《醫師執業證》或相應的醫師職稱，並從事伍年以上同壹專業的臨床工作，才能向衛生部門申辦《醫療衛生機構執業許可證》，並辦理工商、稅務等手續。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非法行醫是壹個全國各地都普遍存在的問題。2005年4月，衛生部、科技部等柒個部委聯合發起了打擊非法行醫專項行動，但為何“黑診所”總是屢打不絕？
流動人口聚集區是“黑診所”生存的溫床
據了解，“黑診所”多集中在城中村和城郊結合部等人員流動頻繁的地方。這些曲折、逼仄的小巷中貼滿了治療性病、痔瘡、人流的小廣告。壹個人隨便找個拾幾、贰拾平方米的房間，支張桌子，擺幾個空藥盒，門窗上畫壹個紅拾字，甚至什麼標記都不用做，便可以開始堂而皇之地坐堂問診。
記者在安順市沙子壩周邊暗訪發現，有些“黑診所”只有壹間潮濕陰冷的屋子，壹塊發黑的布簾將前後隔開，前面賣藥診斷、後面輸液治療。有的衛生條件極差，各類藥品堆放雜亂，落滿了灰塵。
這兒大都是壹人壹所，沒有護士，“醫生”們也都不穿白大褂，如果不出聲詢問，很難在壹群患者中將“醫生”辨別出來。
在位於管元村的壹家“黑診所”中，3個輸液的病人或倚或躺在鋪著花花綠綠床單的病床上，屋內空氣濁臭難聞。壹張《醫療衛生機構執業許可證》掛在壹人多高的藥品櫃上方，被各種瓶瓶罐罐擋住。記者變換多個角度終於看清上面的登記名稱為“西秀區宋旗鎮上坪村衛生室”。知情人告訴記者，這屬於“異地執業”，為非法行醫的壹種。
內科、外科、兒科、婦產科等是這些“黑診所”壹般的診療科目，“壹般來說，看個傷風感冒肚子痛什麼的，賣點藥，輸點液，大病也不敢看。”
也有膽兒大的。據知情人透露，有的號稱“專治”疑難雜症，有的能“包治”百病，或抓住許多人羞於公開治療“隱私病疾”的心理，開高價甚至敲詐患者。另外，治療性病、利用B超非法鑒定胎兒性別以及做人流手術的“黑診所”也非常多。
流動人口缺乏自我保護意識
流動人口自我保護意識較弱、信息的匱乏，以及追求方便、省事和便宜的心理，讓“黑診所”找到了可乘之機。
白秀秀（化名）以前生病了都是“從哪家門口過就進去了”，“也不懂得看他有證沒證”，選擇就診地點時拾分隨意。在目睹了鄧贊偉的死亡後，她說：“知道以後去看病還得多個心眼了。”
春節前，白秀秀的兒子開始感冒、發燒。吃了幾次藥後壹直沒好，正月初八那天見高瓊的“診所”開了門，她又抱著孩子去看病。鄧贊偉的悲劇給她提了個醒。
其實，離出事診所20多米的巷口便是太平村衛生室，窗明幾淨，診療制度完備，而且可以參加“新農合”報銷，但是從患者人數上看，它與其他小診所競爭並沒有占太大的優勢。
白秀秀說，小診所便宜，用藥似乎“下得比較重”，“見效很快”，所以比較受打工者歡迎。
“我們打工的圖方便、圖便宜嘛，吃叁頓藥打個針也就是拾幾塊錢，要是去大醫院只夠掛個號。”白秀秀說。
這些流動人口也游離於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政策之外。記者問唐想秀有沒有參加“新農合”？唐說沒有，“去年要交‘新農合’錢的時候，我們手裡沒有錢，而且我們在外面打工，不知道在哪裡報銷，就沒有參加。”
鄧贊偉的贰姐夫王小明說，六柒年前他在壹家小診所打青霉素，忽然感到全身僵硬，“話也說不出來，手裡拿著手機連號都撥不出來”，只好拼命向旁邊床上的人擺手引起注意。拔下針頭後，他躺了半個多小時才恢復過來。
後來王小明再也沒有去過那家診所，現在才明白，“那也是壹家‘黑診所’”。但時至今日那裡仍然患者盈門。
王小明說，住的時間長的人都聽過壹些傳言，哪個診所以前治死過人，誰在哪個診所看病總也不見好，但人員的高度流動性把這些議論帶走了。
衛生監督“力量有限”
為什麼高瓊的非法診所能夠在沙子壩生存長達10多年，那麼多群眾看得見它的存在，難道監督部門看不見？
記者在網絡上搜索發現，在全國各地，打擊非法行醫的職能部門各不相同。有些城市是公安和工商，有的城市是衛生部門，在壹些城市則由城管人員負責。
安順市衛生局局長吳軍證實，打擊非法行醫應由衛生部門牽頭，公安、工商等部門齊抓共管。在實際工作中，往往由衛生局擔當此項重任。
“‘黑診所’不能提供應有的衛生條件，不能保證醫療質量，無論是人員資質、診療水平還是操作規范都不能達標，輕者貽誤病情，重者致人死亡，危害拾分大。”吳軍說。
據統計，安順市從2005年打擊非法行醫專項行動以來，共出動衛生監督員1．6萬人次，監督醫療機構5880戶次，監督覆蓋率52％。取締各類無證行醫508戶次，其中游醫380戶，黑診所68戶次。
“非法行醫隱蔽、反復性大，成效也有壹些，但總的說來我們力量有限。”吳軍說。
業務壹科是負責全市醫療衛生機構監督的業務部門，包括科長楊莉在內共有7人，但打擊非法行醫只是這個科室日常工作中很小的壹部分。他們還要監管采供血、職業衛生、傳染病防治和放射衛生等。
“我們人手非常緊張，而且手段有限。”楊莉說。對非法行醫者，衛生監督部門壹般沒收其藥品器械和非法所得，並處3000元左右的罰款，但是行政執法無法控制人身自由，不能破門而入。
楊莉說，每次行動前，執法人員要先去暗訪、踩點、周密布署後幾個小組同時行動。不然，聽到風聲，這些人把大門壹關全跑了。
並且，許多非法行醫人員在“診所”裡擺放的藥品都是空盒子，大量的藥品和器械藏在更隱蔽的出租屋內。人跑了，罰款根本罰不到，損失也拾分有限。
去年8月24日，在針對沙子壩片區的專門整治行動中，執法人員壹共取締了7家“黑診所”，沒收了價值上萬元的藥品器械，但只收到壹家3000元的罰款，其余的全逃了。
逃脫罰款的人員中，就有草菅人命的“黑醫生”高瓊。
去年11月，安順市衛生監督所對3年來打擊非法行醫專項行動的成果進行了專門調研。在781 名調查對象中，近30％的人認為政府對此重視不夠，22％的人認為政府相關職能部門配合不夠。另有19.5％的人認為衛生部門管理不嚴，主要表現在：壹是衛生行政許可不嚴格，不按醫療機構區域設置規劃審批，不按程序和時限審批，對壹些醫療機構的許可申請未按准入標准和條件審批，變更注冊登記、校驗工作滯後；贰是衛生監督執法力度不大，對非法行醫行為沒有形成嚴打的高壓態勢；叁是沒有建立起加強非法行醫監管的長效機制。
這份調研報告還指出，公立醫院收費高、就診不方便，壹些公立醫院服務態度差，給非法行醫者提供了空間和條件。
楊莉說，要根絕“黑診所”，光憑打擊遠遠不夠，應該加大鄉鎮衛生院和村衛生室的覆蓋面，這樣“黑診所”的業務自然會萎縮。
“黑診所”的利潤有多高？
太平村衛生室的醫生抱怨說，“診所比廁所多”，其中壹半多是“黑診所”。
“敢開‘黑診所’的人，多少都有點醫學知識，有的可能是農村赤腳醫生，有的是衛校畢業，或者是參加過壹些培訓。”貴陽市壹家個體診所醫生陳大財說，正規診所不僅要承受醫療風險帶來的巨大壓力，還要受到周邊“黑診所”的沖擊。
開“黑診所”的低成本使正規診所即便將利潤降到最低，也無法與之在價格上競爭。
按照貴州省的規定，個體診所必須達到40平方米以上，設置獨立的診斷室、處置室和治療室，治療室要全封閉，要配備高壓消毒鍋、紫外線燈等設施。至少要“壹醫壹護”，並建立消毒隔離制度、護士職責、醫師職責、護理操作規程等管理制度並掛在牆上公示等。
而且，每年醫護人員和醫療機構都要重新審驗申請執照，要交特殊垃圾處理費，要進修交學費，所有費用加起來2000多元。正規的個體診所租房時拾分受限，要給護士開工資，要維持正常的衛生條件等，每天的成本至少要90元。
而“黑診所”不納稅，不交費，收費隱蔽，“隨便找個旮旯角就可以開張，就像‘自由職業者’，賺多少全是自己的。”
陳大財說，國家對藥品和醫療器械的銷售有嚴格規定，“我們購買藥品和器械時，雙方要互相交換證照備案，才能交易。‘黑診所’的藥品器械從哪裡來的？”
貴陽市壹位從事高端醫療器械銷售工作的鄭先生私下透露，“黑診所”所需的壹般器械如注射器、托盤、聽診器、刀剪鉗鑷，輔料如紗布、酒精等，在市場上都可以隨意購買並無限制，而大到幾千元的B超儀、監護儀、多普勒等設備，在壹些制度不嚴密的醫療器械商處都能買到。
鄭先生分析，“黑診所”的藥品進購渠道可能有兩種，壹是正規的處方藥，藥品批發商根本不會問手續，這“嚴格說來是違法的”；另外還有些地下藥廠生產的假藥，“叁伍個人整些機器設備，把白芪、黨參這些中藥打成粉末，貼標簽冒充各種藥。有些可能有益，反正吃不死人，能不能治病就聽天由命了。”
陳大財還擔心“黑診所”產生的醫療垃圾的去向，“國家對醫療垃圾的處理要求很嚴，比如用過的輸液管要及時將其毀形（剪斷），再消毒、打包，由垃圾處理場的人員來收取。我們診所每個月要交60元特殊垃圾處理費。”
陳大財曾因未能及時處理廢棄的輸液管被上門檢查的衛生監督人員處以重罰。
“‘黑診所’肯定要規避這個費用，他們怎麼處理醫療垃圾真應該好好查查。”這位年近柒旬的老醫生說。
懷孕5個月“黑醫生”也敢用“藥流”
2月12日和13日，記者在貴州省安順市沙子壩、汪家山和貴陽市煤礦村等“城中村”暗訪了數家“黑診所”，發現這些沒有行醫資質的人員膽子大、處置隨意、衛生條件極差。
“不怕的，我們做過好多了”
安順市汪家山與客車南站僅壹街之隔。在這個“城中村”裡，便宜住宿、包治性病等小廣告貼得滿牆皆是，巷子窄小得連正午的陽光都照不進來。
壹家正在營業的“黑診所”外懸掛著燈箱，上面有紅拾字標記和“婦產科、兒科、內科、外科”等字樣，沒有“診所”名稱。不到20平方米的屋裡有些陰冷，肆面牆上沒有懸掛任何證照。藥櫃上各種藥盒東倒西歪，牆角裡壹個壹米見方的紙箱裡廢棄的藥水瓶、輸液管堆得滿滿的。
兩名婦女正在屋子正中的煤爐邊聊天。見記者駐足，其中壹人問：“你要看什麼病？”
記者問：“醫生在嗎？”
這個穿著綠色套頭毛衣、用背帶背著娃娃、看上去不足30歲的女人說：“我就是醫生。”
記者問：“能做人流麼？”
“醫生”遲疑了壹下回答說，“可以做藥流。你（懷孕）多長時間了？時間不長可以用藥嘛，又不痛，又安全，傷害又小。”
記者壹面與“醫生”交流“藥流”的有關事宜，壹面踱向用布簾隔開的裡間。壹個髒兮兮的大鍋、壹疊沒洗的碗筷與壹些看不出是新的還是廢棄的藥盒壹起堆在地上。
“醫生”還在力勸記者用藥：“120塊，只要叁天就下來！”
記者表示想看壹看藥，“醫生”說，藥不在這裡，“打個電話幾分鍾就送過來”。
見記者還在“猶豫”，壹直坐在沙發上沒有說話的另壹名婦女笑道：“小姑娘膽子小得很嘛！”
“醫生”也補充道：“不怕的，我們這裡做過好多了！”
藥櫃和藥盒都是空的
在汪家山的另壹條巷子中，壹個大紅燈箱上書“婦科病、皮膚病、風濕、痔瘡、燙傷”，壹名自稱是醫生的中年婦女坐在爐子旁烤辣椒。聽記者咨詢，她拾分熱心：“你坐壹分鍾，我去家裡拿藥來給你看！”
這個無名的“診所”同樣沒有掛證照。趁“醫生”出去拿藥，記者隨手拉開壹個藥櫃抽屜，裡面只有壹個白色塑料袋盛著壹些中藥末，其他抽屜也基本是空的。櫃台裡的“叁九感冒膠囊”、“痔瘡靈”等都是空盒子。
裡間，橫豎緊挨著的兩張床上被子胡亂地卷著，壹個剩了小半藥水的吊瓶還掛在床邊的支架上。拿藥回來的“醫生”見狀解釋說，剛才有個病人輸液輸了壹半便走了，還沒來得及收。
這名“醫生”也開價120元。記者問：“這藥安全嗎？你以前看過嗎？”“醫生”說：“什麼以前，就是過年的時候才有個女的吃了，當天晚上拾贰點鍾就下來了！”
“我接生了上萬個，打掉的也有上萬個了”
2月13日，記者到貴陽市煤礦村暗訪。壹條百拾米長的巷子順斜坡而上，路邊有3家診所，其中有兩家的面積顯然達不到要求。
在壹個標著“內科、外科、兒科、婦科、產科、風濕、取痣”的小門面裡，壹男壹女坐在破爛的沙發上，兩人都光腳趿拉著毛線拖鞋。沙發上方的牆上掛著叁肆個用過的吊瓶，輸液管順著牆垂下來。
記者問：“誰是醫生？”披散著油膩頭發、穿著粉紅色毛線開衫的女人站起來應聲，自稱“劉醫生”。
“劉醫生”說，“藥流”、“人流”都可以做。“附近學校的女學生都是來找我，你放心！”
她自稱以前是某公立醫院的婦產科醫生，又指著坐在沙發上的男人說，“我老公是婦產醫院的院長”。
“劉醫生”說，下崗後，夫妻倆先是在貴陽花果園開了壹家“愛心醫院”，交給大女兒打理後，又來煤礦村開診所。
“我16歲開始學婦產科，今年40歲，接生的孩子有上萬個，打掉的也有上萬個了。”“劉醫生”說。
記者問：“你有證嗎？”她有些生氣地反問：“怎麼會沒有？我在花果園開了那麼大壹家醫院，怎麼會沒有證”，邊說邊拉開抽屜翻找。
翻了半天沒有找著，她又說，“你要看證幹什麼？我要沒有這水平給你看證也沒有用，幾百塊錢的事，我沒水平也不敢給你做。你問問這上上下下，誰不知道我劉醫生？”
見記者還要追問，“前院長”說：“你要做就做，問那麼多幹嘛？”
記者表示“再考慮壹下”准備離開。“劉醫生”追到門口：“你再回去想想，5個月以內我都可以給你用藥，5個月以後就只能做手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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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村衛生室的醫生抱怨說，“診所比廁所多”，其中壹半多是“黑診所”。
“黑診所”草菅人命 壯年男子輸液死亡
2月2日，農歷正月初八，貴州省安順市沙子壩壹家被打擊、取締過多次的“黑診所”終於徹底消失了。
壹同消失的，還有壹條正值壯年的生命。這天下午，34歲的外來務工人員鄧贊偉因為“感冒”，在這個連名字、牌匾都沒有的“診所”輸液壹個多小時後死亡。
34歲男子輸液後死亡
盡管親眼看著丈夫被送進了殯儀館，唐想秀到現在仍沒法接受家裡的頂梁柱倒了的事實。
正月初六晚上10時多，夫妻倆帶著7歲的小兒子坐火車從老家湖南省新邵縣來到安順。鄧贊偉的叁個姐姐都在安順沙子壩小商品市場做生意，鄧贊偉為叁姐夫開的伍金店打工，每個月的工資1300元左右。唐想秀便也壹同過來做飯，帶孩子。
小商品市場附近的太平村和管元村屬於“城中村”，附近做生意的、打工的、拉貨的都在這裡租房子。夫妻倆在管元村租了壹個通間，放了壹張床後，只容壹人側身通過。
第贰天，鄧贊偉壹早就開了工。也許是前壹天的旅途勞累，鄧贊偉覺得“有點感冒”，就自己出去看病，花了3塊多錢，帶回“兩小紙包感冒藥”吃了兩次。
正月初八早上，鄧贊偉照常賣貨、送貨。下午生意冷清了，壹家人便坐在鋪子裡聊天。下午3時多，鄧贊偉說，“心裡還是有點不舒服”，打算“再去買兩塊錢的藥”。
唐想秀說：“再不舒服就吊點鹽水吧。”鄧便起身走了。
下午5時多，還不見鄧贊偉回來，唐想秀便打鄧的手機，奇怪的是，“起碼打了10多個”，要麼無人接聽，要麼“正在通話中”。
18時23分，壹個陌生人用鄧的手機回撥過來問：“你是鄧贊偉的什麼人？”並告訴唐想秀，“你老公死了。”
當唐想秀沖到50米外“高醫生的診所”時，病床上的鄧贊偉“嘴裡有白沫，左手臂有針痕，右耳出了血”，警察告訴她，120早已到達，做過搶救並確認其死亡了。
唐想秀壹摸，“身上還是熱的”，她再次撥打了120，急救車返回後，還是無力回天。
公安和衛生部門確認“非法行醫”
根據安順市西秀區公安分局的記錄，轄區派出所是在17時53分接到出警指令的，而120急救車於17時28分到達了現場。
短短不到兩小時的時間內，這個名叫高瓊的“醫生”究竟是如何施治的，竟讓壹個僅有點“不舒服”的壯年男子猝死在病床上？
曾有警察告訴唐想秀，“高醫生”給鄧贊偉輸的是“頭孢”，但當記者向警方求證時，沒有得到正面回答。安順市西秀區公安分局治安大隊的警官回答說，當他們到達現場時，120醫生已經換過藥水了。剩余的藥水已經交給法醫作鑒定。
唐想秀找到了當時在場的另兩名婦女。壹位與鄧贊偉同在壹間病室輸液的患者告訴唐想秀，她忽然發現鄧張大嘴巴好像說不出話，表情看上去拾分痛苦，便大聲呼喚“醫生”。
另壹個帶著孩子在看病的婦女白秀秀（化名）向記者描述，聽到呼叫後，“高醫生”當時手足無措，慌亂了壹陣後撥打了120急救電話。但她並沒有拔下鄧贊偉的針管。
120到達後，眼見回天乏術，高瓊又自己撥打了110報警。
警方事後查明，高瓊沒有開辦個體診所需要的《醫師資格證》、《醫師執業證》和《醫療衛生機構執業許可證》。她能夠出示的僅是壹張沒貼照片的《鄉村醫生執業證書》，由安順市普定縣衛生局2007年7月發放；以及壹張有效期為2004年7月到 2007年7月的《貴州省鄉村醫生中專水平資格證書》，由貴州省衛生廳發放。
西秀區衛生局出具的證明說：此人未在我局辦理過《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不屬於我轄區內的合法醫療機構。
警方說，鄧贊偉具體的死因有待法醫認定，但無論法醫鑒定的結果如何，高瓊非法行醫的性質不能改變。目前，警方已將其拘留，即將以“非法行醫致人死亡”報捕。
“沒有人知道她沒證”
2月11日下午，沙子壩太平村40號卷閘門緊閉。不到兩米寬的門幅上下左右找不到任何牌匾標明這是壹家“診所”。唐想秀說，以前就沒有掛牌，但附近的人們都認識這名叁拾柒八歲的女“醫生”，“聽說診所已經開了10多年了”。
從“診所”門口向巷子深處走伍六米便是壹個農貿市場，這條將太平村和管元村分隔開來的窄巷總是人來人往，也因此，“高醫生”的“生意”總是很好，“有時候要排隊”。
而且，誰都知道高瓊的丈夫是普定縣化處鎮衛生院的醫生，有時候也會過來坐堂看診。去年有壹回唐想秀感冒，去找高瓊，高不在，她的妹妹幫唐想秀打了針，並自稱是安順市某醫院的兒科醫生。
“全家人都是醫生，”讓唐想秀對高瓊增強了信賴感。況且，“高醫生”的收費比較便宜，壹般“打屁股針”（肌肉注射）是10多塊錢，“吊鹽水”（靜脈注射）30多塊錢。每項都比巷口那家“太平村衛生室”少兩叁塊錢。
“這裡打工的多，省兩叁塊錢看得很重。”鄧贊偉的贰姐夫王小明說。他在小商品市場從事教輔書批發已經10多年，也與高瓊認識了10多年。雖然“大家很熟”，但是“也沒人知道她沒證”。
但王小明說，前兩年有壹次他帶女兒去看病時，對這位“醫生”“產生了壹些看法”。“那次她給我女兒打青霉素，只問壹下以前打過沒有，也沒做皮試。從外面解手回來，手都不洗就開始打針，我覺得有點不衛生。本來交了兩針的錢，第贰天都沒去了。”
唐想秀現在回想起來，高瓊“有時候也不消毒，桌子也不抹”。但家人之間並沒有就此問題做過交流。
安順市衛生監督所相關人員接受采訪說，針對沙子壩片區“非法行醫”專項打擊進行過多次。但唐想秀、王小明及記者隨機采訪的其他居民均表示對此壹無所知。
去年8月24日，專項打擊行動再次在沙子壩片區取締了包括高瓊在內的7家“黑診所”。
但是，在被收繳了藥品器械和非法所得之後，高瓊連罰款都沒有交，躲了壹段日子後又“重振旗鼓”。
今年過完年，當沙子壩的其他同行還在休假時，高瓊早早地就開了張。沒過幾天，無辜的鄧贊偉為這個“黑醫生”的無知、冒險和僥幸心理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黑診所”為什麼屢打不絕
關於壹個無辜生命逝去的話題很快被淹沒在新年的鞭炮聲中。在城中村，人們的來來去去從來都不會引起太多的注意。
沙子壩依然熱鬧，拉叁輪車、平板車的人們邊坐在路旁邊等活兒邊打牌，卸貨的工人大聲吆喝著“讓壹讓”，小孩子在大小車輪間追逐打鬧。
甚至，其他的“黑診所”依然在開門營業。
2009年1月14日，蘭州市安寧衛生監督所對轄區內的黑診所開展集中整治，在安寧區水掛莊附近，壹舉查獲了兩家非法行醫的黑診所，沒收壹批藥品及醫療器械等違法物品。當執法人員詢問時，壹名女子竟稱診所不是自己開的，什麼也不知道。 裴強攝
據了解，我國對醫療機構從業人員的資質有嚴格的規定。壹般來說，要想在城市設置診所，應該取得《醫師資格證》和《醫師執業證》或相應的醫師職稱，並從事伍年以上同壹專業的臨床工作，才能向衛生部門申辦《醫療衛生機構執業許可證》，並辦理工商、稅務等手續。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非法行醫是壹個全國各地都普遍存在的問題。2005年4月，衛生部、科技部等柒個部委聯合發起了打擊非法行醫專項行動，但為何“黑診所”總是屢打不絕？
流動人口聚集區是“黑診所”生存的溫床
據了解，“黑診所”多集中在城中村和城郊結合部等人員流動頻繁的地方。這些曲折、逼仄的小巷中貼滿了治療性病、痔瘡、人流的小廣告。壹個人隨便找個拾幾、贰拾平方米的房間，支張桌子，擺幾個空藥盒，門窗上畫壹個紅拾字，甚至什麼標記都不用做，便可以開始堂而皇之地坐堂問診。
記者在安順市沙子壩周邊暗訪發現，有些“黑診所”只有壹間潮濕陰冷的屋子，壹塊發黑的布簾將前後隔開，前面賣藥診斷、後面輸液治療。有的衛生條件極差，各類藥品堆放雜亂，落滿了灰塵。
這兒大都是壹人壹所，沒有護士，“醫生”們也都不穿白大褂，如果不出聲詢問，很難在壹群患者中將“醫生”辨別出來。
在位於管元村的壹家“黑診所”中，3個輸液的病人或倚或躺在鋪著花花綠綠床單的病床上，屋內空氣濁臭難聞。壹張《醫療衛生機構執業許可證》掛在壹人多高的藥品櫃上方，被各種瓶瓶罐罐擋住。記者變換多個角度終於看清上面的登記名稱為“西秀區宋旗鎮上坪村衛生室”。知情人告訴記者，這屬於“異地執業”，為非法行醫的壹種。
內科、外科、兒科、婦產科等是這些“黑診所”壹般的診療科目，“壹般來說，看個傷風感冒肚子痛什麼的，賣點藥，輸點液，大病也不敢看。”
也有膽兒大的。據知情人透露，有的號稱“專治”疑難雜症，有的能“包治”百病，或抓住許多人羞於公開治療“隱私病疾”的心理，開高價甚至敲詐患者。另外，治療性病、利用B超非法鑒定胎兒性別以及做人流手術的“黑診所”也非常多。
流動人口缺乏自我保護意識
流動人口自我保護意識較弱、信息的匱乏，以及追求方便、省事和便宜的心理，讓“黑診所”找到了可乘之機。
白秀秀（化名）以前生病了都是“從哪家門口過就進去了”，“也不懂得看他有證沒證”，選擇就診地點時拾分隨意。在目睹了鄧贊偉的死亡後，她說：“知道以後去看病還得多個心眼了。”
春節前，白秀秀的兒子開始感冒、發燒。吃了幾次藥後壹直沒好，正月初八那天見高瓊的“診所”開了門，她又抱著孩子去看病。鄧贊偉的悲劇給她提了個醒。
其實，離出事診所20多米的巷口便是太平村衛生室，窗明幾淨，診療制度完備，而且可以參加“新農合”報銷，但是從患者人數上看，它與其他小診所競爭並沒有占太大的優勢。
白秀秀說，小診所便宜，用藥似乎“下得比較重”，“見效很快”，所以比較受打工者歡迎。
“我們打工的圖方便、圖便宜嘛，吃叁頓藥打個針也就是拾幾塊錢，要是去大醫院只夠掛個號。”白秀秀說。
這些流動人口也游離於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政策之外。記者問唐想秀有沒有參加“新農合”？唐說沒有，“去年要交‘新農合’錢的時候，我們手裡沒有錢，而且我們在外面打工，不知道在哪裡報銷，就沒有參加。”
鄧贊偉的贰姐夫王小明說，六柒年前他在壹家小診所打青霉素，忽然感到全身僵硬，“話也說不出來，手裡拿著手機連號都撥不出來”，只好拼命向旁邊床上的人擺手引起注意。拔下針頭後，他躺了半個多小時才恢復過來。
後來王小明再也沒有去過那家診所，現在才明白，“那也是壹家‘黑診所’”。但時至今日那裡仍然患者盈門。
王小明說，住的時間長的人都聽過壹些傳言，哪個診所以前治死過人，誰在哪個診所看病總也不見好，但人員的高度流動性把這些議論帶走了。
衛生監督“力量有限”
為什麼高瓊的非法診所能夠在沙子壩生存長達10多年，那麼多群眾看得見它的存在，難道監督部門看不見？
記者在網絡上搜索發現，在全國各地，打擊非法行醫的職能部門各不相同。有些城市是公安和工商，有的城市是衛生部門，在壹些城市則由城管人員負責。
安順市衛生局局長吳軍證實，打擊非法行醫應由衛生部門牽頭，公安、工商等部門齊抓共管。在實際工作中，往往由衛生局擔當此項重任。
“‘黑診所’不能提供應有的衛生條件，不能保證醫療質量，無論是人員資質、診療水平還是操作規范都不能達標，輕者貽誤病情，重者致人死亡，危害拾分大。”吳軍說。
據統計，安順市從2005年打擊非法行醫專項行動以來，共出動衛生監督員1．6萬人次，監督醫療機構5880戶次，監督覆蓋率52％。取締各類無證行醫508戶次，其中游醫380戶，黑診所68戶次。
“非法行醫隱蔽、反復性大，成效也有壹些，但總的說來我們力量有限。”吳軍說。
業務壹科是負責全市醫療衛生機構監督的業務部門，包括科長楊莉在內共有7人，但打擊非法行醫只是這個科室日常工作中很小的壹部分。他們還要監管采供血、職業衛生、傳染病防治和放射衛生等。
“我們人手非常緊張，而且手段有限。”楊莉說。對非法行醫者，衛生監督部門壹般沒收其藥品器械和非法所得，並處3000元左右的罰款，但是行政執法無法控制人身自由，不能破門而入。
楊莉說，每次行動前，執法人員要先去暗訪、踩點、周密布署後幾個小組同時行動。不然，聽到風聲，這些人把大門壹關全跑了。
並且，許多非法行醫人員在“診所”裡擺放的藥品都是空盒子，大量的藥品和器械藏在更隱蔽的出租屋內。人跑了，罰款根本罰不到，損失也拾分有限。
去年8月24日，在針對沙子壩片區的專門整治行動中，執法人員壹共取締了7家“黑診所”，沒收了價值上萬元的藥品器械，但只收到壹家3000元的罰款，其余的全逃了。
逃脫罰款的人員中，就有草菅人命的“黑醫生”高瓊。
去年11月，安順市衛生監督所對3年來打擊非法行醫專項行動的成果進行了專門調研。在781 名調查對象中，近30％的人認為政府對此重視不夠，22％的人認為政府相關職能部門配合不夠。另有19.5％的人認為衛生部門管理不嚴，主要表現在：壹是衛生行政許可不嚴格，不按醫療機構區域設置規劃審批，不按程序和時限審批，對壹些醫療機構的許可申請未按准入標准和條件審批，變更注冊登記、校驗工作滯後；贰是衛生監督執法力度不大，對非法行醫行為沒有形成嚴打的高壓態勢；叁是沒有建立起加強非法行醫監管的長效機制。
這份調研報告還指出，公立醫院收費高、就診不方便，壹些公立醫院服務態度差，給非法行醫者提供了空間和條件。
楊莉說，要根絕“黑診所”，光憑打擊遠遠不夠，應該加大鄉鎮衛生院和村衛生室的覆蓋面，這樣“黑診所”的業務自然會萎縮。
“黑診所”的利潤有多高？
太平村衛生室的醫生抱怨說，“診所比廁所多”，其中壹半多是“黑診所”。
“敢開‘黑診所’的人，多少都有點醫學知識，有的可能是農村赤腳醫生，有的是衛校畢業，或者是參加過壹些培訓。”貴陽市壹家個體診所醫生陳大財說，正規診所不僅要承受醫療風險帶來的巨大壓力，還要受到周邊“黑診所”的沖擊。
開“黑診所”的低成本使正規診所即便將利潤降到最低，也無法與之在價格上競爭。
按照貴州省的規定，個體診所必須達到40平方米以上，設置獨立的診斷室、處置室和治療室，治療室要全封閉，要配備高壓消毒鍋、紫外線燈等設施。至少要“壹醫壹護”，並建立消毒隔離制度、護士職責、醫師職責、護理操作規程等管理制度並掛在牆上公示等。
而且，每年醫護人員和醫療機構都要重新審驗申請執照，要交特殊垃圾處理費，要進修交學費，所有費用加起來2000多元。正規的個體診所租房時拾分受限，要給護士開工資，要維持正常的衛生條件等，每天的成本至少要90元。
而“黑診所”不納稅，不交費，收費隱蔽，“隨便找個旮旯角就可以開張，就像‘自由職業者’，賺多少全是自己的。”
陳大財說，國家對藥品和醫療器械的銷售有嚴格規定，“我們購買藥品和器械時，雙方要互相交換證照備案，才能交易。‘黑診所’的藥品器械從哪裡來的？”
貴陽市壹位從事高端醫療器械銷售工作的鄭先生私下透露，“黑診所”所需的壹般器械如注射器、托盤、聽診器、刀剪鉗鑷，輔料如紗布、酒精等，在市場上都可以隨意購買並無限制，而大到幾千元的B超儀、監護儀、多普勒等設備，在壹些制度不嚴密的醫療器械商處都能買到。
鄭先生分析，“黑診所”的藥品進購渠道可能有兩種，壹是正規的處方藥，藥品批發商根本不會問手續，這“嚴格說來是違法的”；另外還有些地下藥廠生產的假藥，“叁伍個人整些機器設備，把白芪、黨參這些中藥打成粉末，貼標簽冒充各種藥。有些可能有益，反正吃不死人，能不能治病就聽天由命了。”
陳大財還擔心“黑診所”產生的醫療垃圾的去向，“國家對醫療垃圾的處理要求很嚴，比如用過的輸液管要及時將其毀形（剪斷），再消毒、打包，由垃圾處理場的人員來收取。我們診所每個月要交60元特殊垃圾處理費。”
陳大財曾因未能及時處理廢棄的輸液管被上門檢查的衛生監督人員處以重罰。
“‘黑診所’肯定要規避這個費用，他們怎麼處理醫療垃圾真應該好好查查。”這位年近柒旬的老醫生說。
懷孕5個月“黑醫生”也敢用“藥流”
2月12日和13日，記者在貴州省安順市沙子壩、汪家山和貴陽市煤礦村等“城中村”暗訪了數家“黑診所”，發現這些沒有行醫資質的人員膽子大、處置隨意、衛生條件極差。
“不怕的，我們做過好多了”
安順市汪家山與客車南站僅壹街之隔。在這個“城中村”裡，便宜住宿、包治性病等小廣告貼得滿牆皆是，巷子窄小得連正午的陽光都照不進來。
壹家正在營業的“黑診所”外懸掛著燈箱，上面有紅拾字標記和“婦產科、兒科、內科、外科”等字樣，沒有“診所”名稱。不到20平方米的屋裡有些陰冷，肆面牆上沒有懸掛任何證照。藥櫃上各種藥盒東倒西歪，牆角裡壹個壹米見方的紙箱裡廢棄的藥水瓶、輸液管堆得滿滿的。
兩名婦女正在屋子正中的煤爐邊聊天。見記者駐足，其中壹人問：“你要看什麼病？”
記者問：“醫生在嗎？”
這個穿著綠色套頭毛衣、用背帶背著娃娃、看上去不足30歲的女人說：“我就是醫生。”
記者問：“能做人流麼？”
“醫生”遲疑了壹下回答說，“可以做藥流。你（懷孕）多長時間了？時間不長可以用藥嘛，又不痛，又安全，傷害又小。”
記者壹面與“醫生”交流“藥流”的有關事宜，壹面踱向用布簾隔開的裡間。壹個髒兮兮的大鍋、壹疊沒洗的碗筷與壹些看不出是新的還是廢棄的藥盒壹起堆在地上。
“醫生”還在力勸記者用藥：“120塊，只要叁天就下來！”
記者表示想看壹看藥，“醫生”說，藥不在這裡，“打個電話幾分鍾就送過來”。
見記者還在“猶豫”，壹直坐在沙發上沒有說話的另壹名婦女笑道：“小姑娘膽子小得很嘛！”
“醫生”也補充道：“不怕的，我們這裡做過好多了！”
藥櫃和藥盒都是空的
在汪家山的另壹條巷子中，壹個大紅燈箱上書“婦科病、皮膚病、風濕、痔瘡、燙傷”，壹名自稱是醫生的中年婦女坐在爐子旁烤辣椒。聽記者咨詢，她拾分熱心：“你坐壹分鍾，我去家裡拿藥來給你看！”
這個無名的“診所”同樣沒有掛證照。趁“醫生”出去拿藥，記者隨手拉開壹個藥櫃抽屜，裡面只有壹個白色塑料袋盛著壹些中藥末，其他抽屜也基本是空的。櫃台裡的“叁九感冒膠囊”、“痔瘡靈”等都是空盒子。
裡間，橫豎緊挨著的兩張床上被子胡亂地卷著，壹個剩了小半藥水的吊瓶還掛在床邊的支架上。拿藥回來的“醫生”見狀解釋說，剛才有個病人輸液輸了壹半便走了，還沒來得及收。
這名“醫生”也開價120元。記者問：“這藥安全嗎？你以前看過嗎？”“醫生”說：“什麼以前，就是過年的時候才有個女的吃了，當天晚上拾贰點鍾就下來了！”
“我接生了上萬個，打掉的也有上萬個了”
2月13日，記者到貴陽市煤礦村暗訪。壹條百拾米長的巷子順斜坡而上，路邊有3家診所，其中有兩家的面積顯然達不到要求。
在壹個標著“內科、外科、兒科、婦科、產科、風濕、取痣”的小門面裡，壹男壹女坐在破爛的沙發上，兩人都光腳趿拉著毛線拖鞋。沙發上方的牆上掛著叁肆個用過的吊瓶，輸液管順著牆垂下來。
記者問：“誰是醫生？”披散著油膩頭發、穿著粉紅色毛線開衫的女人站起來應聲，自稱“劉醫生”。
“劉醫生”說，“藥流”、“人流”都可以做。“附近學校的女學生都是來找我，你放心！”
她自稱以前是某公立醫院的婦產科醫生，又指著坐在沙發上的男人說，“我老公是婦產醫院的院長”。
“劉醫生”說，下崗後，夫妻倆先是在貴陽花果園開了壹家“愛心醫院”，交給大女兒打理後，又來煤礦村開診所。
“我16歲開始學婦產科，今年40歲，接生的孩子有上萬個，打掉的也有上萬個了。”“劉醫生”說。
記者問：“你有證嗎？”她有些生氣地反問：“怎麼會沒有？我在花果園開了那麼大壹家醫院，怎麼會沒有證”，邊說邊拉開抽屜翻找。
翻了半天沒有找著，她又說，“你要看證幹什麼？我要沒有這水平給你看證也沒有用，幾百塊錢的事，我沒水平也不敢給你做。你問問這上上下下，誰不知道我劉醫生？”
見記者還要追問，“前院長”說：“你要做就做，問那麼多幹嘛？”
記者表示“再考慮壹下”准備離開。“劉醫生”追到門口：“你再回去想想，5個月以內我都可以給你用藥，5個月以後就只能做手術了！”
[物價飛漲的時候 這樣省錢購物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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